“你知道契可尼效应么？”
北阁后的几株悬铃木下，李乐看着眼角尚有青印未消的张涛，点点头，“听过，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当有机会的时候，你会怎么选？”
“不知道，可能，再试一次？”
张涛笑了笑，“时光的缝隙里，偶然间解开了生命的限度，不要说忘记，即便若干年后，你会发现依然清晰的记着，某一刻，某一时，并没有被忘记，只是被冷藏。那些零零碎碎的烦恼，掀起又落下。”
“旧情难忘，旧梦难灭，旧业难消，旧债难还。有人说，对未完成事件最好的心态是接受它，生活总会有一些遗憾发生，要允许愿望的未达成，比要求事事完满更贴合实际，巴拉巴拉，但真的到了眼前，能做到有几个？”
“谁敢说，自己心里没有那个一旦沉疴泛起，就充满遗憾的身影？”
“所以，你成了这个样子？”李乐摇摇头。
“没打过，有些丢人了。我是你就好了，以后加强锻炼，呵呵。”张涛摸了摸眼角，自嘲的笑道。
“真要这样？”
“一个未婚单身，一个离异单身，违法么？违背道德么？”
“感情这东西，这两样属于非必要条件。”
“可有这两样，不也就行了？”
“现在都是这样，以后呢，两人在一起，不是只有感情。况且，感情也会有损耗，仅仅维持就不简单，更不要说再有什么变故。”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先把眼下过好，未来你能知道？”张涛一摊手。
“还有，给你说个事，这个学期过完，我，我们就走了。”
“走？去哪儿？”
“荷兰，去个远一点儿的地方。阿姆斯特丹大学，我在柏林留学的时候，我的导师，现在是那边的系主任，已经邀请我好几次去那边任教，这不正好？谈了谈，薪水待遇都不错，那边也没这么忙，更有时间做研究。这边当个班主任，牵扯精力，鸡毛蒜皮。”
“也不至于吧。”
“别给学校添麻烦了，再说，这种事情，知道内情的还好，不知道的，还不晓得怎么传呢？再说，更有人故意添油加醋。”
“马主任又不是那种人。”
“马主任不这么想，可也不能让系里为难不是？老头人再好，也不能总解决家务事。”
“那国内的学校不行？非得出国？”
“在国内，想骚扰你，总能找到机会，可手里的那点小权利，国外可没人给你面子。诶，别这个眼神。这叫好鞋不踩臭狗屎。”
李乐叹口气，“真决定了？”
“决定了，辞呈已经交了，也和马主任聊过了，估计很快就能批下来。”
“行吧。”
“你应该替我开心，有爱的人，有新的生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么。燕园，小了啊。”
“你怎么不说，是你的心大了？”
“也对。”
“那孩子怎么办？”
“一起啊，又不是什么障碍。刚断奶的娃娃，能记得啥？”
“呵呵，你特娘滴真伟大。比多尔衮都牛逼。”
“谢谢。”
“骂你呢，听不出来？”
“没事儿。”
“行啊，到底是真爱？这脸皮都厚了？”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以后，欢迎来阿姆斯特丹。”
“不去。”
“咋？”
“我妈不让我和傻子玩。”
“我妈不让我找大三岁以上的。”
“我艹！！！”
“来啊，互相伤害啊。”
“我媳妇儿家有钱。”
“李乐啊？”
“咋？”
“你大爷的！”
。。。。。。
办公室里，李乐把这些天布置的书摘心得小论文递过去。
惠庆接手里，一边翻看着，一边说道，“刚看你和张涛一起上来的？”
“是，聊了几句。毕竟这么多年。”
“嗯。”
“您怎么也听八卦？”
“系里闹得沸沸扬扬的，总能听到些。”
“您怎么看？”
“我坐着看。”
“......”
“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只要不违法违纪，违背公序良俗，外人能做的，也就剩尊重了。”
“嘿嘿，您境界真高。”
“这和境界无关，和心态有关。前几天发给你的邮件看了？”
李乐想起费先生那几笔点评，点点头，“老爷子咋有闲心看我的作业啊？”
“你在学校外面，学校里面有些行政事务，占用了几天，就把你的东西发给老师，让他帮忙批改一下。正好，老师也想看看你学业进度。怎么样，难受吧？”
“怎么叫难受呢？那叫相当难受，老爷子算是和森内特教授一个门派的吧，K人话怎么能一个味道，几个字就把让你说的如坐针毡，如芒刺背，我都觉得自己这几年白学了。”
“呵呵，他们都是LSG的，当年从马林诺夫斯基串那传下来的风格，习惯就好。”
“对了，让你读的那篇关于农民工和城市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文章，你写了读后么？”
“写了，在最后那几页就是。”
“行，拿纸拿笔，讲课了。”
“哦，”
一人桌头，一人桌尾，一杯茶水，从热到温，从温到凉，李乐顾不上喝一口，惠庆也不需要，就那么1V1的开始了辅导。
“回到这篇关于把农民工称为新工人阶层的文章上来。你怎么看的？”惠庆问道。
李乐指了指，“叙述社会问题的时候是挺平实，因为用的是直观的生活化语言，但是真到总结问题的时候，就跳到一些很空大的词汇上，如‘资本”、‘社会’，但同时完全不对这些大词所指代的东西做明晰的交代。呼吁虽然发自同情打工者艰难处境的真心，但是却不指向任何行动力的。”
“用高高在上的腔调，忽而说人迷失，忽而又鼓吹断裂，时不时还对站的好好的工友们说，你们应该崛起。”
“你不喜欢这篇文章？”
李乐笑了笑，反问道，“作者介绍自己在国内读的社会学专业，然后去的丑国读的所谓的发展社会学，可要是您，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您会收他做学生么？”
“大概率不会。”惠庆摇摇头，“所以，你用矫情而荒谬，庸俗经验主义的报告文学来对这篇文章下的结论？”
“是，这大几万字，如果当做学术论文还是算了吧。”
“对于下层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作为田野调查的案例，仅仅呈现是不够的，如果对于听到的故事和自己的介入没有反思，写出来就容易沦为专场故事会和呼唤明君。但是，我觉得，作者其实未必不自觉，字里行间，对集体的排斥还有对个人进步的推崇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还有呢？”惠庆继续道。
“这文章若是当学术论文，那只能说明作者的学术训练是不够的，甚至没有研究题目和访谈结构。”李乐回道。
“然后从访谈材料中提炼出很多小组合拼成大组合。无预设和拼图带来的后果只是依靠经验材料的零碎、难以集中。讲子女教育，讲性别意识和婚姻问题种种，蜻蜓点水一般带过，也没有试图在提炼出的这些小组合和文章主题间建立一些关联。”
“对于农村部分的讨论，虽然说到了，土地抛荒，农业凋敝，留守儿童，但是最让我感到反感的，是宣称农村回不去了？这是一种带有隐晦的无端指责。”
“文章止于对某些老板的控诉，事实上，走的是通过诉苦取得道德优势的策略。
“看似说所谓的‘新工人阶层’，其实还是讲的是农村问题，和城市并没有多大关联。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的问题，就没有城市这群庞大的所谓的新工人。看到农民工生活生存的艰难了，但不是回头去深究背后的原因，城市和乡村的经济文化结构的变迁，而是通过命名一个新名词，想把问题解决掉。农村经济和农村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但这句话背后含义，在于我们需要想象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文化生活社会组织模式。”
惠庆听完，想了想了，点点手中的几张纸，“如果，你来做这个题目呢？”
李乐砸吧砸吧嘴，“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三个方面。”
“第一，慎用理论名词。用多了会造成困扰。就像这书里提到的什么主体意识、臆化，等等。有些名词其实就是越轨社会学理论的词语转换了一下语调，除了带有某种低级的胡编乱造，没什么积极意义。”
“第二，还是要回到田野调查。调查尽可能专题化。因为那种公众一无所知、需要做全景式描述的群体，并不是很多。就如在劝学生用功上进的时候说‘你要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会变成你妈那样’的劳动价值观的培养，农民工子女形成人生目标的过程，这些就已经是很有价值。”
“第三，就是重视定量和扎实的数据。社会组织做调查，虽然往往偏重定性的调查方法，让研究对象主动站出来说话，要写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些人的观念。但专业的、有技巧的调查报告，则不是单靠访谈材料的拼凑，而是要把这些人的想法以及想法形成的过程，放置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社群关系当中。定量的数据和一些材料，像地方的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状况，能够帮助决策者更好地理解调查群体。”
李乐说的挺清晰，可越往后说，越觉得不对劲，尤其看到惠庆那“再说点儿，爱说你就多说点儿”的表情时，一股不好的预感忽然袭来，心中忽然响起警报，“前方有坑，注意避让！！”
于是忙说道，“就这么多，没呢，”
说完，头一低。
“说的不错。”
“老师栽培。”
“李乐啊？”
“啊？”
“你的毕业论文有方向了么？”
“有啊，还是网络社会学方面的。”
“那，有点偷懒了啊。”
“水平不高，能力有限。”
“费老师的意思，你年轻，有精力、有干劲、又很聪明，眼下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很有希望。”
“不敢，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在专业上，我顶多算刚起步，呵呵呵。”
“别谦虚。”惠庆摆摆手，“费老师以前和我们聊，我们国家和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我们是原住民国家，而农村是长期支撑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基础。这这片土地上，学习社会学的，一定要了解农村，农业和农民。”
“我们大部分来自城市，即使有农村来的学生，因为一直忙于求学，对农村实际上也知之甚少，而仅仅依靠市场上流通的书籍、媒体所报道的中国农村调查并不能完全反映农村的真实面貌。”
“必须自己走下去，不带任何偏见地走下去，这样他们才能看到农村的真实面貌，它是实实在在的，有很大进步，但也存在很多问题的农村，我们国家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最根本的是农村的农民问题。农村农民农业，是我们最大的国情。而农村缺位的社会学，是不完整的，理论研究上，乡村严重缺位，是一种退步。”
“如今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有一些人，既不是出生于农村，也没有在农村生活过，深入调研过，学习过，然后就对我们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发表种种观点建议言论甚至是批评，其实只不过又一个坐在办公室里臆想的专家而已。李乐，你觉得呢？”
李乐眨么眨么眼，“对！”
“那，有没有兴趣，把你的毕业论文，和农村联系一下？去广阔的农村走一走，看一看？成为一个接地气的书生？”
听到“接地气的书生”几个字，李乐忽然想起上次陪费老师考察时，在路上聊得话题。
不是吧，那时候，老爷子就给划好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