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人员抵达洛阳后，立刻便给朝廷的运转带来了极大的改善。李元素、杨再思等早年本就先后在朝廷担任宰相，主持行台政务数年之久，有他们领衔政事堂，自可以快速的将原行台官属们纳入到朝廷中来。
有了西京旧官属们的加入，政务方面李潼可以抓大放小、除了一些政策框架的拟定，不需要再事无巨细一一垂问，有了更大的精力着眼于军事方面。
他四叔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绝不只有都畿这一处，后续让人头疼的问题同样不少，且一件比一件难解决。
去年春天，朝廷挑选了多名朝臣派往州县任职，主要的外派区域就是河北。这一批外放的刺史们，除了地方长官的基本权力之外，各自职权还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就州组织团练，征收钱粮。虽然原本目的是更便捷的控制河北人物以征讨突厥，但实际上又给如今的朝廷重新掌控河北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唐家立国以来，一直是重内轻外的方针，除了人事格局上的安排，对于外任方伯的权力给授也都极为慎重，还会频繁的派遣御史等巡察人员宣抚天下。
垂拱年间，李唐宗室作乱，虽然筹划多时，但当真正发动起来的时候，不过几千杂卒，而朝廷则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聚集起了十几万人马，快速将叛乱平定下来。由此可见地方与中央在征发动员力上，有着极为悬殊的差距。
可现在，河北多达十几州都有自行招募钱粮人马的权力，而本来应该代表朝廷节制这一份权力的窦孝谌又死在契丹人的乱刀之下，使得整个河北都处于一种将要失控的状态。
李潼本来打算将张柬之作为突破口，将之召回朝中、授以高位，给其他河北诸州刺史们做一个表率。可是他这里命令还没有发出去，河北已经扯起了反旗，且怀州刺史张柬之也不幸遇害。
相州刺史孙佺是高宗朝宰相孙处约之子，且与他四叔此前给李成器选定的姻亲道国公戴氏交情不俗，从时间上来看，几乎是在洛阳惊变的消息传入州境、即刻便举旗造反，这也说明如今的朝廷几乎没有招降其人的可能。
河北一连串的变故消息，早在数日之前便传到了洛阳，但是为了确保都畿局面不受冲击，李潼并没有公之于众，一直等到后路人马增援抵达，这才派遣军队过河。
河阳位于黄河北岸的太行陉关口附近，是连接山西与河北的重要通道，黑齿常之身为当世名将、攻守兼备，由其率军入驻河阳，李潼自是极为放心。
当黑齿常之率军渡河之后，河北方面的变故自然也就无从隐瞒。不过在李潼一番虚张声势的操作之下，朝臣们普遍都觉得朝廷已经具有了出兵平叛的实力，倒也没有因此产生多大的惶恐。
不过相州刺史孙佺造反一事，也让一部分朝臣对于河东方面的态度有所改变。如果后续河北诸州果然普遍以李成器为借口、站在朝廷的对立面，这显然是朝廷所不能接受的。
关乎鼎业安否，自然不存妇人之仁，因此便有一部分朝臣主张对河东方面态度要强硬起来，如果李成器滞留不归，便要夺其嗣相王的资格，同时传告天下其人不忠不孝之罪。
不过李潼心里明白，他虽然不会纵容河东、河北人事力量以李成器为幌子在外作乱，但眼下也实在没有足够的力量指使大军北上。特别随着黑齿常之等人东进，就连潼关、蒲州的防务都变得空虚起来，虽然后续关内也在继续招兵增补，但也会留下旬日的空窗期。
河东问题当然要积极解决，但直接出兵则就是下下之计。其实李潼心里早就有了解决的方案，并且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此前朝臣们上书进言希望能够通过交涉和平解决，这与李潼的思路基本相同，只不过李潼所选择的接触目标并不是他堂弟李成器又或者几名统军大将，而是直接与营伍中的士卒进行对话。
就在朝臣们还在猜测的时候，朝廷政事堂也终于以书令的形式《告天兵道诸将官甲员敕》，表达出对河东问题的解决态度。
敕文中先是肯定、褒扬了天兵道此番抗拒突厥入侵的功勋，虽然这场仗本身打得实在是一言难尽，但十万大军滞留河东，总要给一个正面的评价与说法。
其次便是再次重申朝廷对突厥的态度，那就是绝不议和，凡持此调立言立事者，俱以叛国论罪！突厥默啜永不给赦，单于道诸羁縻州凡有抗拒交战事迹者，散阶递给一到三等，并各加归义将军号。
朝廷以兵部尚书姚元崇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再使新军掌总讨伐突厥贼寇事宜，原天兵道大军见敕即日归国，原诸军总管各领存抚使职，不再掌节征讨，除此前一战功勋之外，将能活卒者为功，卒能自活者为功。
同时，朝廷即日起运钱粮物料，沿汾水一线发给诸营，以供大军开拔行军之物耗。营士凡涉行百里，即积勋一转，积勋十二转即卸甲出军，免三年课役，并于原籍给田，宽乡给田一顷，窄乡给田五十亩。
诸军存抚使能活千员即给散一阶，三阶给荫一子，入补三府宿卫。
李潼从来也不畏惧、不回避杀戮，但也要看对象是谁。天兵道这十万大军虽然数量看起来很惊人，但实际的战斗力则就马马虎虎，一旦到了五月、关内大军完成集结，要解决掉这一威胁并不困难。
但那些军士们绝大多数都是去年才新编入户的民丁，并不是长久征战的老卒，也谈不上有多高的组织性与服从性，如果为了上层人物的权位纠纷便牺牲掉这些人众，李潼是真的舍不得。
过去这段时间，他在洛阳城中大肆清洗，都畿周边的田园产业也有大批收归官有。河洛并不同于其他境域，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官方屯垦，生民均田、各自立户对于都畿秩序与统治的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随着关中地力负荷越来越大，已经很难再负担朝廷庞大的人事结构。虽然李潼也要在十月返回关中，完成祭祖并登基大典，但也并不会将朝廷完全挪回长安。特别是未来朝廷的用事重心需要在河北，还不知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将河北重新平定下来，所以未来洛阳仍然会是圣驾驻跸的政治中心。
关中的漕运，李潼近年内并不打算深作改革，要将这一部分人力、物力节省下来，疏通与开发河北的漕运环境。
河北、辽东方面，他并不仅满足于消灭掉造反的契丹，绝不容许辽地因为契丹造反而遗留下一个渤海国，三韩故地也不再仅仅维持一个羁縻统治的状态，需要建立真正的编户统治。
这样的目标，当然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完成，眼下的政治中心格局自然也要长期保持。
垂拱、天授年间，朝廷虽然强迁几十万关中民众到河洛，但是由于后续的编户、授田等安置工作没有及时跟上，原本迁出的民众再次大量的流回关中。
此前行台与朝廷处于分裂状态，李潼对此自然乐见其成。可是随着他入主朝廷，壮大河洛之间的元气也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
即便没有招抚河东大军的问题，大规模的编户均田也是誓在必行。现在两事并作一事，更加没有理由再任由河东那些军士们被裹挟作乱，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而且眼下的时机也非常合适，一方面朝廷已经确立了一个靖国时期的运作规律，监国元嗣的政令得到最大程度的执行，几个大罪追惩、清洗了众多的官僚地主，朝廷得以重新掌握大批的生产资料。
另一方面，河东问题稍有不慎便会激化成为同室操戈的兵祸，此前朝臣们便普遍希望能够和平解决。监国元嗣做出这样的招抚指令，本身也是蕴含了浓厚的人伦情怀，极力避免与嗣相王李成器发生冲突、战争。
所以当这敕书颁布出来之后，本来颇为严肃沉重的朝情氛围反而变得缓和、融洽起来。
在河东问题上，监国元嗣慎于用兵，以活人为当务之急，显然要比一个威重刻薄的形象要更有温度，更符合臣民们对于一个仁君的期望。尽管这一份仁德，是建立在血腥的杀戮上，但起码也预示着世道风向已经开始发生转变，让人安心。
当然，朝廷敕令宣布是一方面，而河东滞留的大军究竟能不能够有效接受到朝廷的善意释放与仁政施给，也是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
有关这一点，李潼也有着配套的策略，仍然是尽可能的发挥民力。此前兵部便忙于计点天兵道军籍，将都畿周边的军属们集中起来，沿河安置并发给补助。接下来朝廷还会组织一部分军属家眷随朝廷人马北上，向河东归乡诸军提供物料补给。
有朝廷仁政的关照，有钱粮物料的供给，再加上乡音乡义的感召，李潼相信能够最大程度的化解河东滞留大军的问题。
至于他堂弟李成器的态度与反应，他并不是很在意，只要河东军势瓦解，关中的大军想必也已经集结完毕，届时沿河东进、进入河东地区，再有什么负隅顽抗的叛乱之众，一概扫灭！
其实李潼内心里还隐隐希望他堂弟不要太过柔顺的接受朝廷安排，他肯留下他四叔家几个小子，是几人年纪都还不大，在外朝也乏甚人事影响。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消除隐患便要即时干掉，他也会觉得自己过于残忍了。
但李成器则不然，其人虽然出阁时间不久，但与朝中人事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勾连，且本身还曾掌军于外，哪怕表面再怎么恭顺，必然怀怨深刻，真要归国其实不好安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