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年前，朱芝就从邛崃山传回信报说布曲寺上师、德格第十七代家主布札赤将往中原觐见、商谈归附之事。
不过，这世间有两种速度，一个是京襄速度，一个是正常速度。
布札赤去年十一月从布曲寺在色莫岗的总经院出发，在弟子、侍僧的陪同下直到绍隆九年三月中旬才穿过邛崃山抵达嘉州，与代表朝廷前往嘉州迎接的使臣郑屠、朱桐会合后，一路乘船沿江而下，四月初才抵达襄阳。
为了迎接布札赤一行人的到来，大理寺对曹成等百余战犯的行刑也是拖到四月上旬才执行。
收复河洛、郑汴等战，作战规模以及激烈程度相比颍州大捷要差一些，前后也击毙敌军一万两千余众，收俘三万余众——其中有大量的城寨守军没有来得及逃走，又或者北逃速度缓慢，被行进如风的靖胜、天雄诸军截断通道而被俘。
收复河洛诸战，以对伊阙守军的封堵包围最为成功。
除了前期狙击作战，击毙两千余伊阙守军外，后期将伊阙团团围困住，最后走投无路的伊阙守军，看到镇南宗王府将他们抛弃在黄河以南，哗变捉拿曹成等人出关投降。
徐怀虽说无意大规模杀俘，但对双手沾满中原百姓鲜血的罪魁祸首，也绝不会轻易放过。
三万余战俘，绝大多数人都被判处三到十年不等的苦役，但也有百余人因组织屠戮等罪行被判处弃市，即当众处斩或处以绞刑。
虽说没有杀得人头滚滚，但上百具尸体高高吊绑在长街两侧的高杆上，情景也相当的壮观。
德格家族以布曲寺统治色莫岗、木雅热岗等地，对外与其他割据势力争地掳民，对外镇压奴隶反叛，也没有少行血腥之事。
布札赤及随扈弟子、侍僧，也不是没有见识之人，但在繁丽似锦的襄阳城里看着上百具尸体悬吊在长杆之上，而且都是曾经降附赤扈人、助纣为虐、屠戮中原的罪魁祸首，犹给人惊心动魄之感。
徐怀乃是到五月初才从泌阳脱身南下，在史轸、韩圭、刘师望等人的陪同下赶来襄阳接见布札赤。
布札赤抵达襄阳后，则在以鸿胪寺少监身份的朱桐的陪同下，驻锡于汉水东岸的鹿门寺。
徐怀也是在鹿门寺接见布札赤。
契丹残部自洮源南下，绍隆二年于神玉山麓会同援军，击溃布曲寺的追击兵马。
虽说此仗战绩斐然，给了色莫岗、木雅热岗等地以布曲寺为首的割据势力重创，但吐蕃诸部听闻此事，依旧以为此败有着相当程度的偶然性，更倾向于归附在西域兵强壮的赤扈人，一度与坐镇凉州的镇西宗王府联络密切。
之后四五年，萧林石率契丹残部进驻打箭炉，以站住根脚、休养生息为先，先后出兵征服邛崃山西麓山地之中的十数部族，并没有对外大肆扩张。
一直到绍隆八年，时机成熟之后，在黎州的支持下，萧林石率六千步骑悍然西进，六七月间于贡嘎山东麓连续击溃布曲寺增援木雅热的上万骑兵，取得统治贡嘎山以东地域的关键性胜利。
虽说之后萧林石并没有继续往西用兵，对布曲寺在贡嘎山东麓的经院也仅仅是围而不攻，将更多的精力及资源，用于在贡嘎山河谷修筑抚羌城，但此战则震惊了整个吐蕃。
兼之赤扈惨败于颍州的消息，也快速在吐蕃诸部间传播开来，彻底动摇了吐蕃诸割据势力依附赤扈人的信心。
虽说其时赤扈人在凉州等地军事实力，依旧有杀入吐蕃腹地的能力，但大越对吐蕃诸部的军事行动，已经通过西燕郡国付诸实施，展示出碾压一切的力量。
作为与西燕郡国比邻的布曲寺两遭重创，军事实力大降，又直接面对西燕郡王往西扩张的威胁。
因此在朱芝西入抚羌城，布曲寺权衡利弊，先是被迫同意从贡嘎山以东地区撤出，之后又在朱芝的游说下，布札赤最终同意亲自赶赴中原洽谈归附事，实际也是想亲眼看一看中原的形势变化。
在布札赤驻锡鹿门寺近一个月时间里，郑屠、朱桐也没有将其禁足于山门之内，除了鱼梁洲铁桥工地以及每日成百上千艘从鱼梁洲西水道而过的舟船俯首得见外，还陪同布札赤及弟子游历了司空府在襄阳附近的诸多工造场，参观正在兴建中的汉水西堤修造工事、荆江大堤，参观铁甲战船的操练与修造。
在此之后，左相顾藩才正式代表朝廷，接见布札赤，洽谈布曲寺辖下色莫岗、木雅热等地在内，诸部势力接受中枢与布曲寺的共同管理，协商色莫岗、木雅热岗等地必须接受的诸项制度，包括接受中枢委派官员、统计户口、修建驿站、派驻军队以及缴纳贡赋等事宜。
徐怀赶在襄阳之前，布曲寺归附事宜都已经大体谈妥。
徐怀之所以赶到襄阳，一方面他作为大越实际的军政首领，将以枢密使、司空的名义，亲自签署布曲寺纳附会盟诏令，一方面想着与布札赤等人进行一番接触，以便更深入的了解吐蕃诸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及文化传承。
在接见布札赤过后，徐怀又与顾藩、周鹤、钱择瑞等人商议，决定在枢密院增设都护司，总揽联络西燕郡国及吐蕃诸部事务，以朱芝以枢密院承旨、萧纯全以枢密院副承旨兼领其事。
布札赤作为布曲寺统治色莫岗、木雅热岗等地的政教首领，决意从色莫岗出发赶往中原时已经年逾六旬了。
即便他作为德格家族的嫡系子弟，自小生活优渥，之后又执掌德格家族及布曲寺，权高位重，但受高原恶劣气候的影响，迈入老年的他身体早已经孱弱不堪，老态尽显。
徐怀为了避免布札赤路途劳顿，特邀他驻锡于鹿门寺与中原同道交流佛法，也同意布札寺驻锡鹿门寺传播密宗佛法，使郑屠陪同布札赤的弟子，同样出身德格家族的多达巴返回色莫通传诏令。
徐怀同时还传令朱芝、萧林石在黎州、抚羌城征募役勇，着手出贡嘎山，经神王山往洮源地区修筑驿站等事宜。
修建驿站，除了加强对色莫岗、木雅热岗等地区的实际渗透控制外，同时也是为经吐蕃出兵河湟、河西做准备。
司空府在襄阳城里没有衙署，同时徐怀也没有在襄阳城里修建他身为平凉郡公的私人府邸。
因此他在襄阳期间，也主要在鹿门山接见朝堂官员。
不可避免的，有很多官员迫切求见时，不合时宜的提及进军关陕、河东、河北以及还都汴梁等事。
徐怀没有闲工夫理会这些诉求，他宁可参与新编选锋军第三镇骑兵的操练，或者多做几道代数题，主要还是史轸、韩圭、刘师望等人耐着性子，跟襄阳官员接触，解释司空府的军事部署。
除了司空府内部的算计外，客观上年前收复河洛、郑汴及徐宿等地，并没能真正重创到镇南宗王府、平燕宗王府——战果跟颍州会战不是一个量级。
目前河洛以西之潼关，北面的平陆、垣曲，都有曹师雄、孟平等敌将率精锐兵马驻守；这三地作为杀入郑陕、河东的要冲，都是易守难关之险地，没那么容易能强攻下来。
而河淮中东部地区，一方面是镇南宗王府的精锐兵马据太行山南麓的关隘，在孟、怀等黄河中游北岸诸州经营防线，一方面是平燕宗王府还有近二十万兵马盘踞原京东西路北部濮州、郓州、单州三州以及京东东路中北部地区。
此时的司空府看似直辖十五万精锐战兵，但在颍州大捷之前，司空府同样执掌十五万精锐，却仅需驻守汝蔡以及淮河中游地区，除了有山河之险可恃，接敌面也要窄得多。
现在收复河洛、郑汴等上百个州县，首先是地理形势上开始失去倚险而守的优势，战防线也一再拉长，精锐兵马也就不怎么够用了。
目前以王宪所部辖四万战兵，外加两万诸州府轮戍兵马及三万守兵，驻守河洛，主要是巩固洛阳、陕州的形势，所防御对峙的潼关、平陆、垣曲之敌，分别隶属于静惮宗王府的关中兵马都总管府及镇南宗王府的河中府兵马都总管府，总兵力比河洛驻军只高不低。
唐盘所部辖四万战兵，外加两万诸州府轮戍兵马及三万守兵，驻守郑汴许陈四州，所防御对峙的孟怀之敌，隶属于镇南宗王府的高平府兵马都总管府，同样兵多将广。
杨祁业所部驻守颍、亳二州，邓珪所部将防线推进到宋、宿、徐州三州，总计辖有五万战兵，一万诸州府轮戍兵马、四万守兵，但所面对的是盘踞濮、郓、单三州及整个京东东路中北部地区的平燕宗王府主力，兵力上更是处于大劣势。
就算将韩时良所部三万兵马算上，面对平燕宗王府在黄河下游两岸所辖二十余万兵马，也难说胜算。
在汴梁外围的军事安全都还远远没办法得到保证，还都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史轸、韩圭、刘师望等人跟随徐怀在襄阳这些日子，耐着性子与那些希望还都的官员摆事实、讲道理，也不忘暗示司空府对此时据守淮东的韩时良，还是心存顾忌的。
司空府直辖十数万精锐兵马或许在中路有进一步获得突破的机会，但多少有所担心韩时良所守的东线会出什么岔子。
那样就可能会令整个河淮的局势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层顾虑没有消除之前，司空府怎么敢再从河洛、郑汴等贸然出兵，长驱直入杀入关陕、杀过黄河去呢？
单纯就战事的先后次序安排来说，也应该是京南行营、寿濠行营与韩时良所部收复黄河下游南岸的京东西路北部地区以及京东东路中北部地区（今山东省）为先。
现在的问题是，京南行营杨祁业所部、寿湾行营邓珪所部，能与韩时良所部通力无隙的合作吗？
史轸、韩圭他们抛出这个问题后，没有等上太久，八月上旬就等到了他们所期待的答案。
韩时良八月上旬遣长子韩确前往泌阳商议淮东守御之事，希望辞去淮东制置安抚使之任，以便率部进入淮河下游以北地区，专心负责对盘踞沂密等京东东路南部诸州县的敌军的作战，并举荐长子韩确、次子韩举入司空府、枢密院为吏，以习京襄新政。
这个可以说是远超史轸、韩圭等人所期待的答案。
徐怀接见韩确的次日，就着陈子箫、韩圭二人为使，携带他的亲笔信函赶赴楚州，商谈韩时良率部坐镇徐州之事。
韩时良与杨麟天宣年间在京畿禁军里就已经是名声鹊起的将领。
赤扈南侵时，王禀与其时接替蔡铤执掌枢密院的汪伯潜主持京畿防务，主张设四镇防御使加强京畿外围防御。
最终杨麟随胡楷赴蔡州，韩时良则随杨茂彦以及当时还是鲁王的绍隆帝出镇魏州——当时徐怀也是在出任蔡州防御使的胡楷麾下任将，出知新置楚山县。
从此之后，楚山逐渐崛起于世人之前，韩时良也一直以潜邸系中坚干城的面目为世人所熟知。
绍隆帝登基之后，杨茂彦、汪伯潜、葛伯钰、葛钰以及魏楚钧等人再得宠信，也始终未能动摇韩时良在潜邸系的地位。
逃京事变发生后，韩时良最终选择留在淮东，甚至在颍州会战时，亦同时出兵渡淮北上，将平燕宗王府的一部分兵马牵制在徐州、泗州，分摊司空府在颍州、亳州所承受的压力，但也都没有几人会相信韩时良最终会背叛绍隆帝，跟京襄（楚山）走到一起去。
而韩时良也是赤扈南侵以来天下有数的名将之一。
自统兵前往魏州之初，韩时良率部在太行山西麓组织兵马抵御胡虏，就立下赫赫战功，之后率部护卫鲁王、杨茂彦等人南撤，与胡虏大小数十战，也是败少胜多；两次淮南会战最终都能获得胜捷，韩时良两次都能率部成功守住寿春，更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关键性因素。
逃京事变发生之后，潜邸系遭到一定程度的清洗，但朝中仍然有一部分官员相信绍隆帝仍有亲政的机会。
最为关键的原因，不是葛伯奕、葛钰、魏楚钧一系率部占据浙西，也非高峻阳、高峻堂一系与司空府向来不睦，而是韩时良在逃京事变后仍然牢牢坐在淮东制置安抚使的位置上。
在收复河洛、郑汴等地之后，司空府重新回过头来权衡、梳理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淮东实际上要远比东川、西秦敏感得多，甚至都比葛伯奕、葛钰以及魏楚钧、罗望等人暂时窃居的浙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因此朝中有人倡议还都汴梁，史轸、韩圭等人就有意无意将矛头指向淮东，就是想看，或者迫使韩时良做出反应，然后司空府再予以应对。
史轸、韩圭都没有想到韩时良的反应会是如此干脆利落。
陈子箫乃是行军军师祭酒，实际主持军情参谋司，地位已在其他都统制之上，军中也仅有徐武碛、王举二人能在资历上稳稳压过他一头。
韩圭此时更是徐怀身边最为核心的谋臣。
徐怀着陈子箫、韩圭二人同时代表他跟随韩确前往楚州面见韩时良，也是充分表现他对韩时良统兵坐镇徐州的极大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