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双方就不可避免的谈到了圣地问题，所谓圣地问题就是伯利恒教堂钥匙掌握在谁手中，圣墓教堂又由谁来修缮，等一系列圣所的管理权问题。
奥斯曼帝国自从衰落之后就一直对此十分小心，说是稚子抱金、匹夫怀玉也不为过。
阿福德帕夏早就知道乌瓦罗夫公爵会提到圣地问题，所以准备好了相关资料。
在拿到卷宗的那一刻乌瓦罗夫公爵也不得不感叹对方的细致入微，每一份报告都是由奥斯曼语、希腊和法语三种语言书写，其详尽程度更是到了夸张的地步。
浩如烟海的卷宗里记载着历代苏丹颁布的敕令和奥斯曼政府关于圣地的公文，以及各个教派在其中发生的冲突、纠纷和相关裁决记录。
这一世由于法国人没有过多涉足圣地事件，所以此时圣墓教堂的钥匙还是传承自萨拉丁时代的穆斯林托管方案。
萨拉丁为了结束圣地内各派教士和信徒的冲突决定让努塞贝家族和朱德家族轮流负责保管钥匙，并每天负责圣墓教堂的开门和关门仪式。
由于萨拉丁的特殊身份，哪怕是后继者的奥斯曼人也不得不尊重他的做法，久而久之便成了惯例。
轮换的日期和程度都已固定，奥斯曼帝国官方也保存着轮换相关的时间表和具体人员名单。
阿福德帕夏还在一旁补充道。
“为了确保一切公平、公正、公开，我们还请了亚美尼亚教会代表作为第三方见证人。”
不过此时的亚美尼亚教会在基督教世界并不是那么遭人待见，至少没有奥斯曼人想的那么遭人待见。
虽说此时亚美尼亚人在名义上投靠了俄国，但他们从未放弃过独立的想法。
这在俄国的大国思维中显然是有些大逆不道的，大多数有些见识的亚美尼亚人也清楚这一点，所以双方一直是处于一种貌合神离的状态。
所以当阿福德帕夏提到亚美尼亚教会的时候，乌瓦罗夫公爵皱了皱眉。
平心而论奥斯曼人的这些资料确实十分详细，如果双方易地而处奥斯曼人绝对说不出任何话来。
但问题是此时两国实力上有差距，而且说白了这些记录不过是奥斯曼人的一面之词，亚美尼亚教会代表的见证更是个笑话。
再说说记录本身的问题，这些资料越多，潜藏的错误就可能更多。而且这些资料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记录，那可以操作的空间就更大了。
哪怕是抛开这些问题本身，作为记录者的奥斯曼人的傲慢就跃然纸上。奥斯曼人所谓的仲裁记录明显是在以上位者自居。
至于那些仲裁本身更是离谱到不能再离谱，基本上就是谁的声音大，谁的后台硬就谁有理，有些官员甚至直接以双方奉金的多少来判断对错。
所谓奉金就是赤裸裸的贿赂，曾经奥斯曼官员的傲慢在此时成了这个国家的催命符。
“奥斯曼帝国有什么资格进行仲裁？”
面对乌瓦罗夫公爵咄咄逼人的态势，阿福德帕夏没有退让。
“这是我们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其上发生的事情自然要归我国政府管理。”不过他还是留了缓和余地。
“在奥斯曼帝国领土之上向苏丹陛下效忠并纳税的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奥斯曼帝国法律的保护。
他们可能是天主教徒，可能是犹太教徒，也可能是穆斯林或者是东正教徒。
但首先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子民，奥斯曼帝国是这片土地上唯一合法的统治者，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很显然阿福德帕夏也不准备装下去了，毕竟眼前的这个俄国人似乎一点余地都不想留，甚至还拒绝他的礼物。
如果是过去有欧洲人胆敢这样冒犯奥斯曼帝国的官员，早就被割掉鼻子和耳朵送入七塔寺了。
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七塔寺又称“七塔宫”或“七塔监狱”，是拜占庭时期的老建筑改造而成，通常用来关押激怒了苏丹或者是奥斯曼帝国官员的外国使节、间谍和商人。
被关进去的人不止要忍受恶劣的环境，还要被奥斯曼人围观，这也是奥斯曼帝国炫耀自己权势的重要途径。
然而此时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关过什么来自欧洲的大人物了...
“您的说法很有趣，但我要告诉您，沙皇陛下是东正教的守护者，所有东正教徒都受到他的保护。
这些不公的审判，我会带走亲自交给沙皇陛下。希望您好自为之。”
乌瓦罗夫公爵说完便让人拿上卷宗准备离开，这时阿福德帕夏突然叫住他。
“您还有什么事？”
“公爵大人，我们来日方长。”
“好。那我就回去等您的好消息。”
“慢走，不送！”
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官都看着阿福德帕夏愣愣出神，在他们记忆中这位胖乎乎的老人似乎从没有过脾气，然而在眼前这个俄国人面前却是几次失态，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俄国使团刚刚离开，刚刚还十分硬气的阿福德帕夏就险些栽倒在地。几个官员连忙扶住了老帕夏。
“大人，您没事吧？”
“没事。你们都留在这里，在我回来之前谁也不许离开。我有要事禀报苏丹。”
对于阿福德帕夏的吩咐众人没有质疑，毕竟这样的大事也瞒不住，与其让别人告密，还不如让他自己亲自和苏丹说。
然而阿福德帕夏刚刚离开屋子便一面让亲信将房屋封锁，一面让人去家里报信，自己则是坐车赶往皇宫。
其实阿福德帕夏之所以会失态，主要是对方正是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他也想无所畏惧地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
然而弱小的国家，市侩的同僚，无知的国民反而衬得他如同一个小丑一般。谁当初还不是一个热血青年呢？
问题是仅凭一腔热血又怎么可能在这个国家爬上高位？不爬上高位又哪里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权力？
那番话阿福德帕夏憋在心里很久，他知道那些话说出口可能会让事情一发不可收拾，自己甚至自己的家人都有可能受到牵连。
但阿福德帕夏在见到那个俄国年轻人时就知道，这一切已经不可避免。与其窝囊地被人逼死，倒不如拼死一搏。
而且他也并非是全无把握，毕竟此时的苏丹穆拉德五世就是奥斯曼帝国内部最大的主战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