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汉不负众望，准确的是不负王懿德之望，轻松解救了顺昌，将围攻的粤匪赶走。
闽西其他地方的粤匪也在快速撤离，留下了一个残破的贫瘠之地。闽西本就贫瘠，粤匪所经之地大多如此，经此劫难更加残破。到处都是土匪流寇，王懿德不由恼恨，这些人为什么不跟这粤匪一起离开呢？
闽贼一旦离境他就封关，他才不管这些人跑去江西会干什么，那是曾国藩的事情。
曾国藩此时也头疼，但却不像王懿德那么小气。江西本就不是他的辖区，他也没什么辖区。这或许是他能做大的原因之一，有了辖区，那些没有大局观的督抚一个个关门自守，都只想着把贼赶到别的地方就万事大吉。
曾国藩坐镇江西，他始终没有进入福建。当他奉旨结束守丧之时，目的地是浙江，还没到浙江又皇帝命令去救援闽西，到了铅山，他索性不去了，因为一队队太平军进进出出，在闽西赣东流窜，他判断江西才是真正危急的地方，事实未必真的如此，但他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说的。
他上奏皇帝：“入冬以来，察看入闽出闽之贼，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迥不似石逆往年情景。在衢州数月，进不敢逼严（州）、杭（州），东不敢窥宁（波）、绍（兴），在洋口数月，而下不敢犯延平，其时制军（王懿德）虽在延平，可兵不满万，气极散漫，以此卜之，贼无悍志，无远略。”
曾国藩一眼就看出石达开如今的军队跟以前无法同日而语，以前作战飘忽不定，那是因为精锐在手，而且人心齐，可以做大规模运动战，如今运动着人可能就跑没了。所以他在衢州只能强攻，只能围城，能够机动的只有石镇吉带领的少量老弟兄。
说石达开无悍志，无远略，则是跟曾国藩相比。曾国藩或许也没有什么远略，看不到两步、三步，四五步以后的棋局，但他只要认定了眼前，就能排除万难，坚定的走下去。这种战略执行力，太平天国中确实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
这一点上，他和他的幕府，甚至比皇帝和朝堂上那些大臣还要坚定。
虽然石达开在江西和福建还在蹦跶，但他的目光已经看向了南京，或者说始终都看着南京。他用结硬寨打呆仗的方法，一点一点往南京推进。一路上留下一地死尸，湘军的，和太平军的，所有牺牲都无法撼动他坚强的内心。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开进南京城，结束这场大劫的场景。
“一年之内，天下太平！”
接到圣旨之时，曾国藩就认定，粤匪蹦跶不了一年了。
他回家守孝之前，根本想不到局势会如此发展。当时是他的至暗时刻，一起起兵的大将先后阵亡，所有地方官都排挤他，军事上被困在南昌几入绝境。这时候他爸还死了，当时给皇帝上了个奏章就跑回老家了。
之后以前经常下旨斥责他进军缓慢，斥责他剿匪不力的咸丰突然换了副口气，开始要他出山。起初曾国藩像一个受气的员工一样，将自己受到的委屈哭诉一遍，提出了许多条件。他要求皇帝直接给各省下令，保证湘军军饷。他甚至想要获得地方职权。
当他提出这些要求后，突然咸丰同意他守丧了。
这下子轮到曾国藩郁闷了。因为局势陡变，天京变乱的消息传开，战场形势发生逆转。攻入武昌杀死那个排挤自己的湖北巡抚陶恩培杀死的太平军断粮了，胡林翼甚至有机会劝降悍贼韦俊。最后韦俊拒降，带兵突围，武昌收复。
下游的九江，为了攻击九江塔齐布累死在这里，接替的鲍超也在九江守将林启荣断粮的情况下，攻陷九江斩杀一万多死守了三年多的悍贼。接替战死在武昌的罗泽南的李续宾打的更好，带着老师罗泽南留下的湘军精锐，趁势东进，攻占了安徽大部分地区。
彭玉林等湘军大将，在江西大反攻，已经收复了除吉安外江西大部分地区。
还有他的九弟曾国荃，也拉起了湘军从赣南反攻，一步步收复江西，打的也不错。
当初他在湘潭编练湘军的时候，几个弟弟都来过，想要帮他。当时他知道这是苦差，将弟弟们都赶了回去，告诉他们，如今的国事，多一人无益，家里却少一人则损，让他们安心待在家里读书。其他弟弟都听话，只有曾国荃跟他吵了一架。
这个弟弟比他聪慧，就是太倔强。他在北京当翰林的时候，曾国荃去住过几年，当时就不听他的话，明明有许多缺点，就是不改。
没想到这个哥哥眼里不成器的弟弟，在别人眼里却能得到公正的看待。吉安府知府黄冕上任前，路过湖南，去曾家拜访，一眼就看中了曾国荃，向巡抚骆秉章申请，招募了一营湘军一起前去救援吉安，这支湘军从而称作吉字营。
曾国藩守孝一年，结果没有他，湘军各部反而打的相当不错，将太平军彻底挤压在了南京附近一小块区域，而且还被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压制着。
在大好形势之下，曾国藩不得不慌。加上左宗棠写信批评了他，说自古金革之事无避，带兵之人是不能因为守丧丢下军队的。同时守丧期间，曾国藩深深的进行了反省，虽然他之前对同僚排挤非常苦恼，可为什么别人都排挤他？难道只是因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看到了好友胡林翼，人家也很出色，同时还混的风生水起。从胡林翼身上吸收了很多优点，他放下了身段，开始跟谁说话都客客气气，改变自己的性格去适应环境。
所以当浙江紧急，胡林翼等地方大员纷纷启奏让他出山的情况下，皇帝一纸诏书，他这次再也不敢提要求了。乖乖奉旨出山。
离开湖南之前，就给湘军各部下达命令，让他们抓紧朝闽浙赣边境集结。
当他来到江西，察觉已经不需要去救浙江和福建了，此时目光只能投向南京。
恰好此时，他九弟曾国荃终于成功拔除了太平军在江西的最后一个据点吉安。
曾国藩的眼睛在南京，刘勇强的目光却看向了北京。
此时已是咸丰八年年底，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爆发。英法两国各有理由，法国人的理由是马神父事件，这是一个未经许可擅自进入清朝内陆传教的神父，其传教的地点很敏感，他选择了广西一带。太平天国在广西一闹，这里的人都知道了有一个叫做爷火华的上帝，所以教会非常热情。当地官府早就被太平天国弄怕了，以为马神父搞得也是这一套，于是西林县官府将其关了十几天，出狱后马神父逃到了贵州，此时云贵玩的是另一套，杜文秀正在搞起义。
大概是觉得还是广西的群众基础更好，马神父又跑回了广西西林县，这次还带了一个从贵州带回来的寡妇，让寡妇去妇女中传教，因为他一个男的很难见到当地女人。这次马神父又惹事了，被告到西林县，状告马神父诱拐自家妇人。西林县令又把马神父抓了，这次惩罚的更狠，让他站枷笼示众，结果马神父身体不行站了一天一夜给站死了，去见上帝了。知县还不解恨，将其尸体枭首示众。
这就给了法国人兴师问罪的道理，一方面法国历史上是西欧蛮族第一个受洗接受基督教的，法国人尊奉为开国皇帝的墨洛温带着法兰克人接受了洗礼，所以一直被称作天主教的长女，至于更早的意大利，人家是父亲嘛。这个长女历史上非常强大，于是法国渐渐获得了一种叫做‘护教权’的历史权力。天主教发生任何事，法国都愿意出头，已经形成惯例。
所以这次马神父事件，在欧洲人看来，法国人绝对有动武的理由。
英国人就比较牵强了，因一艘注册在香港的中国商船，在珠江上被官府搜查，抓走了藏匿在上面的几名海盗。英国广州领事巴夏礼借机干涉，提出释放船员并向大英帝国道歉等多项无理要求，威胁不接受，就攻击广州城。两广总督叶名琛迫于压力释放了海盗，但拒绝道歉，因为他声称，搜查海盗船的时候，并没有扯下英国旗帜侮辱英国，事实上是，这艘船的注册执照早就过期，已经六天没有悬挂英国国旗。
相比法国人的理由，英国人的理由其实主动找茬，2000年以后英国人承认了这一点。
但此时却以此为借口，攻击了珠江炮台，联合法国发动了战争。
真实原因其实还是利益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签订，有12年换约的约定。但到期后，咸丰皇帝拒绝跟英国人谈判，而英国人又不满足南京条约里得到的特权，十几年来没有得到他们的预期，他们想要更多，想开放更多口岸，想进入内地做生意。于是就开始寻找机会，在打一场。
咸丰七年，两个强盗勾结到了一起，决定一起出兵。并攻占了广州城，俘虏了叶名琛，以此为威胁，要去北京重新谈判。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福建危机之时，没有外省军队救援的原因之一，因为邻省广东已经自顾不暇。
现在福建安全了，广东的事情还远没有结束。英法联军想去北京换约，谈判，可咸丰根本不想见他们，派人一个劲的让他们南下，先是让去广州跟两广总督谈，后又让去上海跟两江总督谈，总之不能见皇帝。
皇帝不肯见洋人的原因是，洋人不肯下跪，这在礼法大于天的清朝不可想象，一旦皇帝当着大臣的面跟洋人平起平坐，让他会觉得某种东西被刺破了，天要塌了。英法联军却坚持要见皇帝，觉得清朝官员来回推诿没有诚意。
缺乏理解和沟通的结果是，最后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城。
这是一件大事，一个国家首都失陷，影响不可能不巨大，历史上首都失陷而没有亡国的朝代屈指可数。
刘勇强思考着他能从这件事中找到什么机会。
“跟着英法联军一起进北京？”
站在民族感情上，这种行为非常无耻。不过要是能因此推翻满清政权，刘勇强根本不在乎被国人骂死。
他思考了很久，发现即便是给洋人当狗，帮洋人打下满清首都，自己也无法取而代之。但他隐隐觉得，肯定能从中找到什么机会，也可能是一种错觉吧。
想了很久，不得不收回目光，将目光收回福建，收回闽西，收回延平府，收回顺昌县。
他刚刚帮陈维汉一起救援了这座县城，为什么肯帮忙，因为对方给钱了。
“陈知府，该结账了！”
“好兄弟，容我两天。”
“我特么要等你几天？”
“等我上任，上任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