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对吕宋岛的殖民，是朝廷鼓励、由民间宗族“自发”进行，但官府毕竟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于是前宋时期就在吕宋岛定居的少量汉人百姓也被南海水师组织了起来，向新光城附近靠拢。
相比他加禄部落，北苏禄部落其实也没什么好抢的，由于苏禄三部落与渤泥国的关系比较近，渤泥国又是中原的藩属国，所以苏禄人对于汉人的出现，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敌意。
吕宋岛的土着野人还没有全面铺满整个岛屿，这些部落各自的势力范围，可以看作是狩猎范围，汉人也不完全是靠抢劫强占土地，比如新光城就是汉人以商品作为交换换来的。
总的来说，来到吕宋岛的汉人第一批殖民者，手段还不是那么残暴，起码还愿意与土着野人沟通和贸易，双方还能够维持一定的和平。
但是随着一条在北苏禄部落的河流被发现后，来到此地的汉人变得疯狂了起来，因为这条河流可以淘金！
作为贵金属，黄金的价值一向是非常稳定的，在日本被迫卷入战争后，黄金因为便于携带，也被许多大商队作为货币的主要结算形式而广泛使用了起来。
史文恭为了吸引内地百姓前往西域，鼓吹西域河流可以淘金，前后数万百姓自发跑到于阗河，淘金发家的各种传闻从未断绝过，消息甚至传到了岭南。
以陈、林、王三个大宗族为首的福建汉人们，便决定将这条可以淘金的河流占为己有，便首先与拥有这条河流的北苏禄部落进行谈判。
谈判的过程不怎么愉快，因为淘金是需要人手的，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福建汉人们想要“雇佣”北苏禄土着野人，因此便闹出了许多不愉快。
简单来说，就是土着野人也知道黄金的价值，认为汉人给的待遇太低，便想要收回这条河流，将淘金权利收回去。
这个要求就很不要脸了，在福建汉人出现之前，这些土着野人完全没有任何淘金的手段，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条河流可以淘金。
既然矛盾不可调和，冲突自然就出现了。殖民的福建汉人与北苏禄部落斗殴了数次，由于人数不占优势，吃了些小亏，不得不退回北方，让出了这条可以淘金的河流。
林北如何咽的下这口气？福建汉人没有向水师求救，而是返回家乡，振臂一呼，又拉了几船同乡，抄着家伙就要跟北苏禄部落打起来。
对于吕宋的事务，朝廷并没有过多干预，这种不干预的前提，是只要汉人百姓没有吃亏，朝廷就不会插手。
因为王伦很清楚，若是由朝廷负责对吕宋的殖民，这件事几乎是无法推动的，必然有各种地方势力想要掺和进来，必然搞得一团糟，还不如民间先行，朝廷后进，负责维护基本的秩序。
但眼下是福建的百姓吃了亏，哪怕他们的确不占理，但是不好意思，朝廷就是要拉偏架的。
于是福建两个都督府迅速“退伍”了二百名老兵，福建行省上报本地武库一批武器老化请求销毁，福建水师退伍了三艘老式火炮船。
这些老兵迅速被分配到了吕宋岛，老化不堪用的武库兵器也转移到了吕宋，将民兵们武装了起来，气势汹汹地杀奔而去。
大约三千福建、广东移民的青壮被组织并粗训之后，以两千名昆仑奴、倭人奴隶为仆从，连续两战，将这条“金沙河”又夺了回来。
汉人本就相当有组织性，福建行省内的都督府虽然没有完全覆盖诸府县，但兵部可是有权训练民兵的，按照朝廷制度，凡符合年龄的民间青壮，都要接受至少三年的军事训练，这个时限并不是限定在三年之内，而是以八年为期，农闲时抽出至少一两个月的时间。
吕宋岛的汉人百姓，就在宗族自身的组织下、朝廷插手的军事化组织下，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
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够长期碾压周边民族和文明，靠的就是这个强悍的组织程度，这样的情况下，还处于部落状态的北苏禄根本就不是对手。
于是汉人殖民建立的第二座城寨就此出现，被命名为“南固城”，得名仍旧与王审知有关，因为王审知就是唐朝光州固始县人，如今隶属于淮南行省弋阳府固始县。
新光、南固两座小城，各自占据两条河流，并沿着吕宋岛西部海岸连接在了一起，仍旧不满足的南固民兵又强行占据了北苏禄部落的一片山林。
按照朝廷的制度，吕宋岛的土地，凡是私人占有，那么所有权就属于私人，是可以交易买卖的；而山林则在名义上属于朝廷，由官府负责租赁事宜，这种租赁由于租期很长，几乎也可以视为私有的。
唯一不能是私有的，就是各种矿山矿场。
不过考虑到朝廷在日本等地的许多小型矿场，也吸纳了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所有对于新发现的矿场，民间资本是拥有分红权的。
这其实就是朝廷鼓励民间主动勘探，若是规模太小，朝廷也会让出经营权。
北苏禄部落打不过南固城的汉人殖民民兵，左右一寻思，那就向中原皇帝哭诉吧，堂堂中原上国，难道还要为难我们这些外藩小国不成？
消息经渤泥国传到广东行省、再传到京师时，有些朝廷高官的脸上顿时变得精彩了起来，实在是有损朝廷颜面、有损大国威严啊！
王伦却是非常开心，不能因为日本的金山银山摆在那里，就瞧不上吕宋的黄金了啊，能搂到朝廷手里的，他从来不嫌弃多还是少。
汉人还是被儒家教化得过于彬彬有礼了，但是这就导致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巨大矛盾，那就是华夏过高的道德标准，与全世界的低道德水平之间的不匹配。
我们对外讲道德，但是绝大多数的蛮夷，他们简单的大脑只会搞丛林法则优胜劣汰那一套，最终吃亏的永远是华夏。
所以王伦非常欣赏福建与广东的百姓，就该心狠手辣一些，在对外事务方面，一旦放低了对自我的道德要求，心情都变得舒畅了起来不是吗？
他也不害怕对外的低道德会影响到整个华夏，儒家讲“权变”，我们汉人自有一套灵活的道德标准、有很强的自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