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商量好了之后，邓文斌就去了一趟海南，找做假证的做了一张刘萍的假身份证，除了照片之外，其它信息都和在刘萍身上找到的真身份证一模一样。
邓文斌带着这张身份证回到了湖南，把身份证交给了谢爱民，自己又去了一趟南京，分成了两次把活期存折里的39.5万元取了出来。
按照团伙事先定下的方案，邓文斌先从这些钱里拿出了10万元，用于购买枪支弹药，那么剩下的29.5万，就应该大伙平分了。
结果邓文斌回来之后，和胡国军私下商量了一下，两人又各自拿走了11万元，谎称就取出来了这些，有一张存折被挂失了，只给其他人留了7.5万。
连老大都这样不讲究，也难怪手下的人不好管，另一边负责去取定期存折的谢爱民，玩的比他还绝。
谢爱民带着那张假身份证，又带上他找来的那个女人，两人一起去了一趟杭州，结果在杭州待了半个多月，回来的时候只掏出来九千块钱。
谢爱民告诉大家：“就取出来一张九千的，剩下那两张存折金额太大，没糊弄过去，钱没取不出来不说，还引起怀疑了，我看情况不好，赶紧就跑了！”
胡国军当场就质问谢爱民：“身份证和人都去了，为啥取不出来啊？”
谢爱民没好气的回答道：“你爱信不信，反正我是没取出来，你要是有能耐你自己取去！”
胡国军也不愿意了：“现在你一句话说钱没取出来，存折也弄没了，这钱不会是让你私吞了吧？”
谢爱民马上反驳道：“你凭啥说我私吞了啊，你小子干了啥事，别以为我不知道，应该是你私吞钱了才对吧！”
胡国军被人揭了短，气的浑身发抖，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反驳，于是马上就起了杀心。
两人这么一吵吵，谢爱民为了自证清白，把兜里的东西全都掏了出来：“你们几个去车站接的我，我所有东西都在这了，我真没取回来钱。”
结果谢爱民尾巴也没弄干净，其他人很快就在他身上发现了一张在杭州办的存折，里面有三千块钱。
大伙问他这钱是怎么回事，谢爱民一口咬定是自己的钱，但是却没人相信，所有人都怀疑那四十多万定期存折里的钱让他给私吞了，不过苦于没有绝对证据，最后大伙闹的不欢而散。
这件事把邓文斌彻底激怒了，他也对谢爱民起了杀心，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私吞钱的问题。
之前一伙人抢祁阳县信用社主任的时候，曾经抢到了两台手机，谢爱民这个没脑子的，事后竟然用其中的一部手机打了个电话，当时就差点把邓文斌气疯了。
这种又贪财又愚蠢的东西，留下来早晚是个祸害，于是邓文斌和胡国军商量了一下，决定找机会把谢爱民干掉。
1999年9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邓文斌和胡国军以喝酒的名义，把谢爱民约到了胡国军单位的一个宿舍里，两个人准备了一桌酒菜，很快就把谢爱民灌醉了。
随后邓文斌和胡国军拿出一支小口径手枪，没人对着谢爱民的脑袋开了一枪，把人给打死了。
接下来两个人就坐在尸体旁边，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一直到第二天凌晨，这才开着一辆提前偷来的面包车，把谢爱民的尸体拉到郊区的一处荒山里给埋了。
一个多月之前，谢文斌团伙刚刚磕头拜把子，结果第一次合作就尔虞我诈，用乌合之众来形容这伙人并不算过分。
不过在邓文斌看来，现在已经除掉了心腹之患，接下来就得赶紧抓紧时间干事业了。
抢劫这个买卖，机会并不是那么好碰到的，所以邓文斌又把团伙的工作重心放在了偷车上。
想要靠偷车赚大钱，就必须偷一些高档的车，但是高档汽车的防盗技术也是很强的，于是邓文斌一咬牙，花费了重金去学习了高端开锁技术，并购买了专业的汽车解码工具。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邓文斌团伙开始了疯狂的作案，如果偷到一些低端车，就由胡国军负责出手，如果偷到了豪车，就由邓文斌出面，卖到老挝、越南、柬埔寨等地。
这种产销一条龙的盗窃模式，让邓文斌的黑车产业发展的非常迅速，手底下的小弟也越来越多，邓文斌的资产同样也以几何倍数的增长起来。
这段期间邓文斌犯罪团伙基本上就以偷车为主业，并没有人命案子，作案过程也大同小异，没什么可细说的，唯一可圈可点的就是作案次数，事后可以核实的被盗车辆，就有三百多台。
随着团伙逐渐稳定下来，胡国军又开始起幺蛾子了，有一次他和邓文斌喝酒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句：“我觉得张东明这小子最近也有问题，不行咱们把他也给杀了吧！”
邓文斌有点不理解：“张东明也没起床事啊，你为啥要杀他啊？”
胡国军大嘴一咧：“也不为啥，就是看他有点不顺眼！”
邓文斌心里一惊，这小子他妈的怎么谁都想杀啊，是不是连我也想杀啊，估计这小子目的不纯，很可能是想瓦解自己的势力，找机会自己当老大。
邓文斌想到这些之后，就把这件事拒绝了，过了没几天，胡国军又来找他了，这次是发现了一个抢劫目标。
胡国军告诉邓文斌：“我最近盯上了一个大款，那小子特别有钱，如果咱们把他抢了，至少能到手一百多万。”
邓文斌看了看胡国军，虽然非常动心，但还是没有同意，理由非常简单，你现在的有点太嘚瑟了，必须得打击打击你的嚣张气焰，但凡是你看好的事情，不管是对是错，我都得反对。
两个人目前的关系，就和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和魏延的关系差不多，诸葛亮明知道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袭是一个妙计，但就是因为不放心他，所以直接就给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