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完人，只要想，总是能够挑出错来。
汉文帝是明君，是圣君，但他也是人，也有缺点。
朱翊钧以一首《贾生》，问住了雒于仁。
“汉初，吕后擅权，为操纵权势，以吕氏女嫁与刘姓宗亲。你是饱读诗书之人，想必知道汉文帝的出身。你觉得他能抗衡权势滔天的吕后吗？”
“可代王王后，在史书中只有区区数字，没有陵园，没有追封，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在汉文帝登基之后，他的原配王后所生的三个儿子在两个月内接连病逝。”
“司马迁编纂《史记》，写鸿门宴这一篇时，其中的详细经过他询问了樊哙的孙子樊他广。连鸿门宴这种楚汉之争时的事都可以通过询问他人得知，难道代王王后姓字名谁当时就无一人知晓？”
“汉文帝如此明君尚且有如此晦涩之事，其他君主自不必再多叙述了。”
“朕不敢比汉文帝，可也不会承受你这种无端猜忌！”
“艳彼妖姬，寝兴在侧，启宠纳侮，争妍误国。成汤不迩，享有遐寿。进药陛下，内嬖勿厚。这是你《酒箴》中的原句。你的这剂药，朕也用不到。”
“至于你在后文中说朕专宠郑氏，以至储位应建而未建。储君之事，我大明朝自有礼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及。朕儿时便背得下《皇明祖训》，礼法之事，朕知道的不比你少。”
“朕现在只想问你一件事，你在奏疏中说朕专宠郑氏，从何说起？”
“是你擅自看过起居注？是你潜入过后宫？还是内廷中有人与你勾结？”
这三问，摊上哪一个都得掉一层皮。
雒于仁就算是再有气节，可面对皇帝的这三问，也不得不低头。
“是臣猜测得知。”
“猜测？”朱翊钧直直的盯着雒于仁。
“仅凭猜测你就如此言之凿凿的上疏谏言？仅凭猜测你就敢擅议储位之事？”
“大理寺是什么地方？是审案子的地方！你是大理寺左评事，难道你平时审问案子，都是靠凭空猜测不成！”
“若是仅凭猜测就能断事，那还要刑部干什么！还要都察院干什么！还要大理寺干什么！”
“若是真能凭猜测断事，且断案如神，雒于仁，朕不吝封你大明第一神探。”
“可你能吗？”
朱翊钧现在已经将雒于仁拉到了自己的逻辑中，在我朱皇帝的逻辑中，你雒于仁还能赢得了我朱皇帝？
雒于仁的逻辑是，皇帝称病不上朝，懈怠朝政就是因为酒色财气。
要是和雒于仁辩解，正常来讲，就得论证自己没有沾酒色财气四个字。可这样，就陷入到对方的逻辑中，其结果往往是越描越黑。
朱翊钧反其道而行之，不能论证对方的话，得让对方论证自己的话。
好色，谁不好色？但这个不宜展开。
你雒于仁不是说我朱皇帝好色，专宠郑氏吗，那好，我问你，后宫的事你了解的那么清楚，你是从哪了解的？
雒于仁面对的是皇帝，很多话不好说，也不能说，自然而然的就会被朱翊钧牵着鼻子走。
如今，雒于仁已然落入下风，只能伏地请罪，“臣，死罪。”
“罪，需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认定，朕不会和你一样凭猜测断事。你若真的有罪，有司自会治你的罪。你若真的无罪，谁都冤枉不了你。”
“现在，接着看你的奏疏。”
朱翊钧手捧奏疏，很快就扫到了《财箴》。
“竞彼锣镣，锱铢必尽，公帑称盈，私家悬罄。”
说着，朱翊钧直接将奏疏扔在书案上。
“你说朕锱铢必尽以至私家悬罄，可朕何曾向百姓增加过一分一毫的赋税？”
“若是真是私家悬罄，你该问的不是朕，而是那些欺压良善、中饱私囊的巨贪大恶。”
“罪鱼而不罪钓者，当真是可笑至极。”
“至于什么公帑称盈，更是一派胡言。”
“国库里的银子什么时候满过！”这句话，朱翊钧几乎是吼出来的。
你雒于仁说别的还情有可原，可你说“公帑称盈”，这就是典型的胡说八道。
自明中叶以来，大明朝的国库，大部分都是不够用的时候多。雒于仁竟然说公帑称盈，别的都可以忍，唯独这一点，朱翊钧忍不了。
他冷冷的望向雒于仁，“雒于仁，这话你也就是对朕说，若是你进了户部，对着户部的那些人说‘公帑称盈’这四个字，只怕是你连户部的门都出不去。”
“朝廷的邸报都是明发的，你自己去看一看，各省府州县有多少处报灾的，不是这里大旱，就是那里大旱，国库的钱粮如流水一般往外淌。”
“这些户部都有账册，都是明账，你可以一笔一笔的去看，去查。”
“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朕没有那么穷凶极恶，国库里有多少钱粮，每年要花多少钱粮，朕比你知道的清楚。”
“今天内阁也在这里，朝廷的用度都是经内阁票拟的，你问一问他们，公帑可盈否？”
“不过说到公帑称盈，私家悬罄，朕倒是想起来年前郑国泰走私的事。”
申时行猛地抬起眼皮，不是论雒于仁的事吗，怎么又扯到郑国泰走私的事上了？
扯到郑国泰走私的事，那就得扯到市舶司的事上。
朱翊钧打的就是市舶司的主意，一切都是经济账，都想办法挣钱。
“郑国泰走私，该查的查，该办的办，不必姑息。”
“可笑的是，郑国泰竟然以浙江没有市舶司不知道向哪个衙门报备为由，公然走私。而且据郑国泰交代，浙江海面上，从事走私的人，大有人在。”
“国库频频告罄，那些走私商人却赚的盆满钵满。”
“可气的是，浙江官员不作为，竟然放任走私不管。若是真的管不了，大可以上报朝廷。但他们上报朝廷了吗？没有。”
“三法司和东厂、锦衣卫的人已经到浙江去查了，若是一切正常，还是要将走私的这个口子堵上。”
“隆庆年间，开了福建漳州府一处海港，效果显着。自朝廷以福建为试点，开放整个福建的海港，在福州府设市舶司，其他沿海之地设立海防馆，走私减少，国库见涨。”
“既然福建试点成功，而今浙江又走私猖獗，干脆，在三法司和东厂、锦衣卫的人稽查过后，浙江的海港，一块放开吧。”
“在杭州设立市舶司，在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等沿海五府，设立海防馆。照福建例，以杭州市舶司总管浙江开海之事。”
“内阁会同吏部、户部，尽快安排下去。”
申时行知道这事躲不过，“臣领旨。”
朱翊钧默了一下，接着说道：“朕什么都没做，这个雒于仁却说朕锱铢必尽。既然已经平白挨了一顿骂，那么，那朕就索性随了雒于仁的愿，锱铢必尽一回。”
“市舶司和海防馆既然要安排，那就不要仅在浙江安排了，其他的地方一块安排了吧。”
“让两广总督勘察广东海港，让南京户部会同凤阳、应天二巡抚以及南京锦衣卫，勘察南直隶海港，若无异议，市舶司、海防馆在南直隶和广东也一并设立。”
在广东开设市舶司、海防馆，朱翊钧并不担心，因为广东总兵是李成梁。
在浙江开设市舶司、海防馆，是朱翊钧借着浙江官员发挥超常查获郑国泰走私案顺势而为。
本来朱翊钧想稳扎稳打，可转念一想，浙江和南直隶都是富庶之地，同属江南，一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虱子多了不怕痒，干脆，一块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