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家公司前前后后呆了十几年了，从公司起步到一步步壮大，到头来换来老板的人格侮辱，老员工就是一滩死水，没救了。
我坐在写字楼靠窗的工位上，指尖无意识地划过光滑的钢化玻璃桌面。窗外是鳞次栉比的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正午刺眼的阳光，将整个城市照得亮堂堂的。可我的心里，却像塞了一团浸了冰水的棉絮，沉得发闷，凉得刺骨。电脑右下角的时间显示着下午两点十三分，距离昨天那场让我颜面尽失的会议，已经过去了二十六个小时。
在这家公司，我前前后后待了整整十几年。
十三年零七个月，这个数字我记得比自己的生日还清楚。那是2011年的春天，我刚从老家的小县城出来，揣着一张专科毕业证，在人才市场的人流里挤得满头大汗。当时的“启点科技”连个正经的招聘展位都没有，老板周明远就坐在角落的折叠椅上，面前摆着块手写的纸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招销售，能吃苦优先”。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袖口磨起了毛边，却笑得格外精神，眼睛亮得像淬了火的钉子。
“年轻人，敢不敢跟我干？现在公司小，就我跟会计两个人，但以后肯定能起来！”他拍着我的肩膀，力道大得让我踉跄了一下。我看着他裤脚上沾着的泥点——后来才知道是早上骑电动车跑业务蹭的，又看了看自己兜里仅剩的三百块生活费，咬了咬牙点了头。
那天我跟着他去了公司“总部”——城郊老居民区里一间二十平米的民房。一楼是小卖部，二楼就是我们的办公区。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潮湿的霉味混着泡面味扑面而来。房间里没有像样的办公桌，就四张折叠桌拼在一起，占了大半空间。墙角堆着几箱还没拆封的打印机耗材，窗户玻璃裂了道缝，用透明胶带粘了三层，风一吹就“哗啦”响。周明远把一个掉了漆的铁皮柜推到我面前：“这就是你的‘储物柜’，以后咱们就在这儿打天下！”
他说“咱们”的时候，语气里满是笃定，好像下一秒就能把这间民房变成黄金屋。我信了。那会儿的周明远，真不像个老板。晚上加班改方案，他会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电动车，绕两条街去买热乎的肉包子，一人两个，还特意给不吃葱的会计多要了份豆沙馅的。有次我跑市场崴了脚，他背着我爬了三楼的出租屋，第二天又拎着排骨汤来看我，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咱不急这一天”。他总说“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说“公司壮大了，绝不会亏待一起拼的老兄弟”。那些话，像寒冬里的炭火，把我这个异乡人的漂泊感烤得暖烘烘的。
我把全部的心思都扑在了工作上。当时公司主做中小企业的网站搭建，客户零散又挑剔。为了啃下本地一家连锁超市的单子，我连续一周泡在对方的办公室。早上七点就守在门口，帮行政大姐搬资料、订外卖；中午别人休息，我就在会议室的长椅上改方案，把客户提的“要大气”“要接地气”这种模糊的要求，拆解成十几个版本的设计图；晚上等对方下班了，我再骑着电动车回公司，和周明远对着电脑逐行核对代码，常常一熬就是通宵。
最难忘的是那年冬天，为了赶在元旦前上线客户的电商页面，我们四个人在民房里待了整整三天。外面飘着雪，民房没有暖气，我们就裹着羽绒服办公，脚冻得发麻，就轮流在房间里来回跺脚。夜里饿了，周明远煮一大锅泡面，四个人围着小电锅分着吃，汤都喝得一滴不剩。他拿着筷子敲着锅沿说：“等这单成了，咱去吃火锅，点最贵的肥牛！”后来单子真的成了，我们却因为接了新的紧急项目，把火锅的约定抛到了脑后。现在想起那锅泡面的味道，比后来吃过的任何山珍海味都香。
跑市场的日子更苦。当时公司没配车，我全靠一双腿和一辆二手自行车跑遍了全城的大街小巷。夏天太阳晒得柏油路都化了，衬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背上结出一层白花花的盐渍；冬天寒风像刀子似的刮脸，耳朵冻得流脓，贴了创可贴照样骑车去见客户。有次去郊区见一个乡镇企业的老板，来回骑了四个小时的车，回来时自行车链条断了，我推着车走了两公里才找到修车铺。那天到家已经半夜，脱下鞋才发现，脚后跟磨破了两个大水泡，血把袜子都粘住了。
我对不起家里人。2014年冬天，大儿子刚满3岁，夜里突然发起高烧，烧到39度多。妻子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在外地陪客户考察，手机里满是妻子带着哭腔的声音和女儿微弱的哭声。周明远在旁边听见了，拍着我的肩膀说“要不你先回去”，可当时项目正到关键节点，客户随时可能变卦。我咬着牙对妻子说“你先送孩子去医院，我忙完就回”，然后挂了电话，转过身继续陪客户吃饭，脸上还得堆着笑。等我忙完赶回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儿子烧退了，老妈却红着眼睛没跟我说一句话。后来她才告诉我，那天她抱着孩子在医院排队挂号，大宝看着别人都有妈妈陪着，他却只能有婆婆一个人陪着，心里委屈得直掉眼泪。我摸着儿子睡熟的脸蛋，心里又酸又涩，可转头看到周明远发来的“项目搞定了！老馨你是功臣”的短信，又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那些年，这样的“值了”太多了。看着公司的客户从几个变成几十个，再到上百个；看着折叠桌换成了实木办公桌，铁皮柜换成了带密码锁的文件柜；看着民房换成了小区里的三居室，又换成了写字楼里的半层办公区。我从二十出头的青涩女孩，熬成了鬓角带点白的“老馨”。公司里的新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很多小孩刚来时还喊我“馨姐”，后来都改口叫“馨姨”。周明远也变了，穿的衣服从夹克换成了西装，坐骑从电动车换成了奔驰，说话时的语气也多了几分居高临下的威严。但我总觉得，不管公司怎么变，我们这些“开国元老”和他之间的情分没变。毕竟，我们是一起在民房里啃过泡面、一起在雪夜里改方案、一起把“启点科技”这四个字从无人知晓做到业内小有名气的人。
我记得公司搬进写字楼那天，周明远在庆功宴上举着酒杯，特意走到我们几个老员工面前，眼眶有点红：“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启点。以后公司就是你们的家，你们的付出，我记一辈子。”那天我喝多了，抱着当年一起打拼的老同事老王哭了，觉得这么多年的熬夜、奔波、委屈，都在那句“记一辈子”里有了归宿。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变了。
大概是公司规模超过一百人之后吧。周明远开始频繁地参加各种商业峰会，回来就给我们讲“互联网思维”“颠覆式创新”，说我们这些老员工“思想太保守”“跟不上时代”。他招了一批名校毕业的年轻人，成立了“创新事业部”，把最核心的项目都交给他们做，我们这些老员工则被安排做维护老客户、整理资料这种“边缘工作”。
有次我跟周明远提建议，说老客户对我们的服务流程很熟悉，突然改流程可能会引起不满。他当时正在看一份报表，头都没抬就说：“老馨，你就是太谨慎了。现在是快鱼吃慢鱼的时代，哪能总守着老一套？年轻人有冲劲，让他们试试。”我还想再说点什么，他却摆了摆手：“行了，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了点什么，说不清道不明，却像一堵无形的墙，越来越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