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很多历史学者都给出了答案。
在他们的研究中对安史之乱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给出了以下几个结论：
唐玄宗晚年不理朝政，专宠杨贵妃，导致国家混乱。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奸臣当道，如李林甫、杨国忠等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培植党羽，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开元盛世期间，社会经济发展繁荣，但封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一些大地主、大官僚的势力增强，土地兼并严重，百姓多迁徙流亡，社会变得动荡不安。
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
这些招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
节度使权力过大，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中央兵力不足，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
唐朝与边境国家如南诏、吐蕃多次进行大规模战争，使得唐朝兵力下降，国库大耗。
为了镇压安禄山叛乱，唐玄宗召回了镇守在边疆的士兵，造成了边防空虚的状态。
安禄山与史思明作为叛军首领，他们的个人野心和对权力的追求也是叛乱爆发的重要原因。
安禄山深受唐玄宗喜爱，但因杨国忠不断排挤他，使他感到危机四伏。
杨国忠多次向皇帝奏请安禄山存在反叛之心，希望皇帝明察。
唐玄宗一次听从杨国忠之言召安禄山来，试探他是否有无反叛之心。
安禄山来到后，将计就计，向皇帝表达自己的忠诚。
这一系列事件成为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索。
但是这么多的原因却始终没有说到安史之乱发生的根源——社会阶层上升的通道被封死了。
如果仔细研究安史之乱的历史你会发现一个问题：造反的领导者是安禄山这样的胡人，但是造反的主力军却是汉人组成的军队。
为什么一帮汉人要帮助胡人造反？
难道他们不是骄傲的大唐子民吗？
难道他们没有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吗？
在这里我想说，如果有个国家让你生生世世生出来就做奴隶，做被压迫的被剥削者，你愿意拥护他吗？
相信你就是最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你也恨不得亲手埋葬这样一个国家。
而安史之乱时的大唐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安史之乱固然是将唐朝从强盛打进衰落的最猛一拳，但是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为什么会在一代帝王40余年之间，就发生如此惨烈的沧桑变迁？
是什么原因让繁荣的大唐王朝走向衰败？
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的才是唐朝由盛而衰的深刻原因。
安史之乱前后大唐典型的特点就是陇西贵族和关东士族垄断了朝廷，除此以外的其他寒门地主和地方势力都失去了上升的通道。
尤其是以河北将门世家为代表的寒门地主阶层，他们强烈渴望大唐能够恢复唐初那种崇尚军功，以军功分为实利的时代。
可惜老年昏聩的唐玄宗和腐朽的门阀士族堵死了这条上升的道路，而且是堵死了所有的上升通道，包括科举之路。
根据《旧唐书》记载，从唐肃宗到唐代末年之间的人物，大约有将近十分之七出自名族和公卿子弟，出身于寒素者不及七分之一，如果以宰辅的家世作比较，两者的比例更加悬殊（80%∶7%）。
这还是经过安史之乱大洗牌之后的数据，在安史之乱之前这种阶级固化的情况更加严重。
而河南道之所以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正是因为黄巢为底层人民打通了上升的通道。
在中国古代，底层人民的上升通道是十分狭窄的。
从陈胜吴广喊出了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后，底层人民才算真正拥有了一条上升的通道，那就是造反。
但是造反的代价太大了，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创造出了科举制度。
不过这条看似美好的道路在黄巢起义之前实际上也是一条看似通天实际上只是世家门阀玩弄政治的统治工具。
只有到了宋朝，在世家门阀被消灭了之后，科举制度才真正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宋史》列传中的北宋人物，出身于高官家庭的不过四分之一左右，而出身于布衣的则超过二分之一。
而且随着时间的演进，时代愈晚，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
以宰辅的出身来作统计，情况也大体相似。
但是在中国古代，不管什么样的制度，真正为底层人民开启上升通道的机会都是少之又少。
底层人民想要逆天改命，实际上真正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造反。
这也造就了中国人民那种不服就干，“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
尤其是很多黄巢这样的人物在发现打进长安确实比考进长安更容易的时候，农民起义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
翻开中国历史，你会发现像“水泊梁山”和“方腊起义”之类的叛乱事件充斥着秦朝以后得每个朝代，而且越往后次数越多，时间越长。
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人的文化血脉里就存在着“人定胜天”的种族基因，中国人民不屈服于命运的抗争精神是从来没有断绝过的。
自然来自后世的黄巢绝对是尊重这种精神的，因为他知道任何对抗这种精神的人都会被历史碾得粉碎。
所以黄巢就在河南道这块实验田里悄悄地给底层人民开启了一条上升的通道。
虽然这条通道看上去只是一条微小的缝隙，但也足以让底层人民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了。
那么这条上升的通道是什么呢？
那就是河南道实行的“专利制度”。
河南道实行的专利制度实际上脱胎于中国古代的带徒制度。
所谓“三年学艺两年效力”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一种朴素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模式。
不过这种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非常的原始也没有形成可以执行的法律条文，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技术研发和科学教育体系始终处于一种自发自愿的状态。
这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留一手知识传承模式使得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出现了很多断层，也使得底层人民的上升通道始终处于一种要靠运气的阶段。
而黄巢推出了类似于西方的“什一税”模式的专利法之后，就使得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承成为了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
同时也为底层人民的逆天改命打通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