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673年—740年，或678年—740年），字子寿，别号博物，是唐朝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人士。作为唐玄宗开元盛世期间的重要宰相和杰出诗人，张九龄以其非凡的智慧和文采，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自幼聪颖过人的张九龄，早年便展现出了卓越的文学才能，二十岁左右即中进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其后，在一系列的科举考试中，他表现出色，逐步晋升至朝廷要职。在开元年间，张九龄经历了多次职位调动，从最初的校书郎到左拾遗，再到中书舍人、中书侍郎，最终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成为宰相之一，肩负起了治理国家的重大责任。
但张九龄的仕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他刚正不阿坚持正义，更不愿随波逐流，因此得罪了皇帝身边的佞臣，最终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被贬为了荆州长史，离开了权力中心。四年后，这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与世长辞。
张九龄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政治领袖，也是一位深受尊敬的诗人。他的诗歌以高雅深邃着称，尤其是在五言古诗方面，对唐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感遇》十二首、《杂诗》五首等作品，以及像《望月怀远》和《旅宿淮阳亭口号》这样的名篇，都体现了他对自然美景和社会现实的独特感悟，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此外，《曲江集》二十卷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张九龄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才华的展现，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光辉。他那种敢于直言不讳、坚持真理的精神，以及对国家繁荣昌盛所作出的努力，使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物。
宦官世家，少有才名
关于张九龄的出生年份，有记载为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年），也有说是仪凤三年（678年）。张九龄出身于一个有着深厚官宦背景的家庭，其曾祖父张君政曾任韶州别驾，祖父张子胄则在窦州（现今的广东信宜县）担任录事参军，而父亲张弘愈亦非等闲之辈，曾在新州索卢县（位于今日广东新兴县南部）出任县丞。
自幼便展现出了非凡智慧与文学天赋的张九龄，在家族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下迅速成长。他不仅聪明伶俐、反应敏捷，而且对文字有着特殊的敏感度。早在九岁时，张九龄就已经掌握了写作的技巧；到了十三岁，他已经能够撰写出成熟且优秀的作品。当时，他通过书信向广州刺史王方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王方庆对他的文章大加赞赏，并预言这位少年将来必定有所建树。王方庆的肯定与鼓励，无疑为张九龄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人生目标，也为他日后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和诗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崭露头角，任官唯贤
张九龄的青年时代，是才智与勤奋交织的黄金岁月。他不仅天赋异禀，更以不懈的努力不断充实自己，并逐渐成长为一位能诗善文的年轻才俊。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张九龄凭借其卓越的才能考中进士，正式踏入了仕途。
在长安三年期间，宰相张说因为直言不讳而触怒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遭到流放岭南的遭遇。途经韶州时，张说偶然读到了张九龄的文章，立刻被他的才华所折服。张说盛赞张九龄的文章“有如轻缣素练”，既能济时适用又不失高雅，遂对其厚遇有加。作为当时文坛领袖和朝廷重臣，张说的认可无疑为张九龄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激励着他在未来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神龙三年（707年），张九龄赴京参加吏部的考试，凭借出众的表现通过了才堪经邦科的考核，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后，他奉命前往岭南执行公务，并借着这个机会探望家人。在担任校书郎数年后，尽管官职未得升迁，但恰逢太子李隆基登基成为唐玄宗，广纳贤才。张九龄应召参加了一场由皇帝亲自策问的考试，在道侔伊吕科中脱颖而出，因其出色的对策获得擢升为右拾遗。随着唐玄宗即位，张九龄又被改任左拾遗，开始了他在新朝代的政治生涯。
然而，张九龄与宰相姚崇之间的关系却日渐紧张。姚崇是唐玄宗极为倚重的大臣，掌控着国家的军政大权。即便如此，张九龄依然勇敢地向姚崇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建议他远离阿谀奉承之人，推荐品德高尚的人才。姚崇对张九龄的意见表示赞赏，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开始了对选官用人制度改革进行改革，坚持唯才是举的原则，从而改善了吏治环境。
先天元年（712年）十二月，唐玄宗在东宫举行文学士选拔，张九龄以其卓越的才华名列前茅，再次被授予左拾遗一职。他积极向唐玄宗谏言，主张重视地方官员的选拔，纠正重内轻外的风气，强调选官应当优先考虑贤能而非资历。这些政策建议反映了他对国家治理的深刻理解和远见卓识，也为后来开元盛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开大庾岭
尽管张九龄与姚崇之间的关系在初期显得和谐，但随着时间推移，两人之间的分歧逐渐显现出来。开元四年（716年）秋，因张九龄屡次上书直言，其观点与当时宰相的政策并不总是一致，最终引起了姚崇的不满。面对这种局面，张九龄以任期届满为由，选择了辞官回乡，归养岭南。
回到故乡后，张九龄并未选择闲居度日，而是心系家乡的发展。他敏锐地意识到，大庾岭梅关作为连接南北的重要通道，其险峻难行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和物资运输。鉴于唐王朝自贞观以来近百年的繁荣发展，尤其是岭南地区海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广州已经成为中外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开凿一条便捷的大庾岭古道显得尤为迫切。张九龄向朝廷提出了开凿大庾岭路的建议，并得到了批准。于是，他亲自担任工程主管，利用农闲时间召集民夫开始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为了确保工程顺利进行，张九龄不辞辛劳，亲临现场指挥，踏勘路线，披荆斩棘。经过不懈努力，这条全长十几公里、宽近17米的道路终于修通，两旁还遍植松树，既美化了环境，又稳固了道路。新开凿的大庾岭古道极大地改善了南北交通状况，不仅使得公私贩运更加便捷高效，而且促进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与融合。张九龄为此撰写了《开凿大庾岭路序》，详细记载了这一伟大工程的意义：“转输不以告劳，高深为之失险。”这条古道被誉为“古代的京广线”，不仅在唐代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宋代时，随着大量人口南迁，大庾岭路成为了他们前往南方最便捷的路径之一。
在此期间，张九龄与曲江县尉王履震和韶州司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经常诗酒唱酬，互相砥砺。特别是在开元五年（717年）夏秋之际，张九龄与王履震一同前往广州，在那里写下了《与王六履震广州津亭晓望》这首诗作，表达了他对自然美景的热爱以及对友情的珍视。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也让他的人生更加充实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