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中国，已经岌岌可危，欧洲列强和美国这一新贵以及沙俄都想将中国摆上餐桌分而食之。
对于历史走向已经一清二楚的沈云峰等人来说，已经在历史教材上把时间线抄写出来，每一次从保密柜里取出观看时，都会感觉到时间的紧迫。
覆巢之下无完卵，谁知道历史的车轮会有什么改变，自己这些人穿越到这个时代，已经有了些许改变了历史的轨迹。
谁敢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这个狗东西会不会谋求海南岛作为殖民地呢？
法国会不会打下越南之后，直接要攻占防城和钦州呢？
这些都是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唯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更强。
“丰南号”目前下水的炮舰总量是25艘，与未来英法联军的炮舰总量无法相比，到后年，加上钦州船厂的生产，估计还能下水7艘，总量依然无法与英法联军的炮舰抗衡。
想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只有发挥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来自后世的科技。在万尾岛，新的武器已经在实验，那就是鱼雷。
用电池带动电机，用小型螺旋桨推进，虽然没有制导技术，但在这个时代，一旦投入应用，那就是领先的海战武器。
安保队的规模已经扩大到海上安保队近万人，陆上安保队2万余人，养活这么一支庞大的部队，吞噬着“丰南号”大量的商业利润。
由于克里米亚战争，海外市场对卷烟和药品、桐油等物资的需求巨大，让“丰南号”赚取了大量的金钱用于养活安保队和开展建设。
当然，军火交易也在南美洲换回了大量的低价白银用于发放外围工人的工资。沈云峰不介意多给南美洲的国家卖点燧发枪，甚至火炮，让他们反对殖民主义者。
虽然“丰南号”已经够折腾的了，但是穿越的八个人依然无法改变工业革命带来的世界大势演变。
咸丰六年（1856年）10月，英殖民主义者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
“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曾为了走私方便在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但是已过期。
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几名海盗和有嫌疑的水手，按道理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
但是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捏造中国兵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
叶名琛据理力争，态度强硬，而且不赔偿、不道歉，只答应放人。
1856年10月23日，英军开始行动，三天之内，连占虎门口内各炮台。
27日，英舰炮轰广州城。29日，英军攻入城内，抢掠广州督署后退出。
12月，广州民众自发报复，洋行夷馆被毁，尽成灰烬。一艘自广州开往香港的英国邮船遭劫。
1857年1月，英军开展报复行动，焚烧洋行附近民宅数千家，后因兵力不足，为等待援军而退出珠江内河。
看似“亚罗号”事件引发了这一次战争，其实背后依然是贸易问题发展到一定阶段引发的政治问题，然后用军事手段予以解决。
此次导致中英形成争端的第一个问题是英人广州入城之争。英方对华提出这个问题最早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是年十月，参加中英《虎门条约》谈判的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向清朝负责谈判事务的钦差大臣耆英提出，要求清廷允许已经居住在广州城外的英国商民入居城内。
英方提出这一要求的依据是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款，但实际上，该条约所载条文内容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邑”。 从上述中文条款看，清廷同意人居城邑的是英国驻华领事，而普通的英国移民只能居住于中国五处港口，没有入居城内的权利。
显然，英方是在蓄意引申《南京条约》的条款，以此争取额外的利益。清廷当然知道英方的用意。
清朝向英国缴纳最后一笔鸦片战争赔款，按照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交清赔款后，英国应将其占领的浙江舟山群岛归还中国。德庇时以全面履行中英《南京条约》为借口，将入居广州城与归还舟山联系到一起，声称如不允许英人入居广州城，英国就不归还舟山群岛。
两广总督耆英为了解决眼前的麻烦，通过暗中活动，承诺两年后让英人进城，从而再次取得英方对其处境的“理解”，同意“暂缓入城”。
但清廷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被迫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同意在翌年四月中英签署的英军《退还舟山条约》中正式写明：“进粤城之议中国大宪奉皇帝谕旨，可以经久相关，方为妥协等因。……故议定，一俟时行愈臻妥协，再准英人入城；然此一款，断不可废止矣”。 这一条款第一次肯定了英国人的入城权利。
道光二十八年（1848），原英国新加坡总督文翰接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上任后，照会接替耆英任两广总督的徐广缙，要求清廷按先期承诺允准英人入城。但徐广缙不顾此前耆英的许诺，对英人入城要求给予拒绝。
英方唯恐强行入城难以获得实际利益，并可能酿成激烈冲突，而当时又忙于欧洲战争，一时难以抽出大规模兵力来华组织新的战争，遂决定采取迁回策略，暂时搁置入城要求，去争取其他方面的利益。但英方声称，“两国之间将来无论发生任何对中国不利的事件，其过失都在中国政府方面。”
根本不知道国际形势的徐广缙等人根本不清楚英方的战略构想，将其在入城问题上的暂时退却错误地视为自己的一次重大胜利。上报朝廷后，徐广缙等人还收到了道光帝的表扬。
觉得出了一口气的道光帝还下令将上海、天津和南京三地督抚、道台官员拥有的外事处理权一并移交给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