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利斯特法则指出，人们往往会在群体中表现出与他人一致的行为，因为他们希望得到群体的认同和接纳。
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里随处可见，比如饭局上多数人举杯，你即使不想喝酒，也会“象征性”抿一口；公司会议中，领导先表态，大多数同事便会倾向于附和，即便内心有异议。
而在资本运作的现实中，这种“群体一致性”被放大得更赤裸。投资方往往形成一个隐形的利益共同体——当一个头部资本提出要通过节目插入商业植入、引入特定资源，其他投资方即便觉得这种做法有损节目口碑，也会选择跟随，因为不站队意味着被边缘化，甚至失去未来的合作机会。
长此以往，资本的共识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偏向“短期利益最大化”，而节目内容、价值观和创作初心则被挤压到边缘。
这和麦卡利斯特法则的心理机制几乎一致：个人的独立判断往往在群体趋势面前显得无力，尤其当这种趋势背后绑着资金、资源和人脉时，反对声音很容易被视为“异类”而遭排斥。
在这样的氛围里，理性和理想就像逆流而上的鱼，需要付出成倍的力气，才能不被冲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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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导演很显然是一条脱离群众的鱼，而群众们也对他的不自量力不屑一顾。
副导演推门而去后，包间的气压似乎瞬间轻了半分，但也更沉闷了。
制片人率先敬了一轮酒，继续带动气氛，其他人也顺着台阶下。几轮酒下来，气氛终于缓和到可以寒暄。
制片人见火气散得差不多了，举着酒杯转向陈思言：“陈老师今天话不多啊，怎么，咱们的意见您还没表态呢？”
陈思言慢慢放下筷子，擦了擦手，笑得很淡：“表态当然得表。只是我也不是来吵架的，我是来谈合作的。”
他顿了顿，扫了桌上一圈人，语气平稳得像是在开一个不大不小的商务会：“我可以投。数额不算特别大，但足够补掉一部分制作经费的缺口。”
这话一出，制片人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郑姓投资人和金表男的表情却没什么起伏，像是在等他的“条件”。
果然，陈思言话锋一转：“我的唯一诉求，是节目尽量维持现在的设定——重点放在青少年的生活、情感和成长上，而不是把镜头用来刻意捧嘉宾。青春是节目最宝贵的素材，不是广告的背景板。”
他看向制片人，又看了眼那几个投资方：“我希望更多的关注点，能留给孩子们自己。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冲突与和解、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和笨拙的思考——这些东西才是观众记得住的，也是《重返校园》存在的意义。”
桌上短暂沉默了一瞬。
制片人有点意外地眨了眨眼——他本以为陈思言要么不投，要么投钱换个人资源，没想到是这样单纯的要求。
“陈老师的意思我明白。”金表男笑了笑，但语气里带着一点揶揄，“不过您这个条件，不就是让我们放弃变现的最大途径吗？现在市场这么卷，不商业化，节目能活几季？”
陈思言毫不回避，反问：“那你们觉得，节目变成观众不想看的东西，还能活几季？”
他语气依旧温和，却有种不容置疑的笃定。
郑姓投资人微微眯了眯眼，像是在重新评估这个安静了半场的人。
制片人察觉到两边气场正要再度硬碰，赶紧笑着举杯打断：“哎，今天有进展就好嘛！既然陈老师也有意向投资，那我们后续可以细聊具体细则，争取把大家的诉求都融进去。”
陈思言笑着碰杯，却没再多说。
他很清楚——这桌上的酒，敬得不是情面，而是各自的利益。可既然他能在这个局里站着说完那番话，就等于在节目未来的走向上，埋下了一颗还没发芽的种子。
等他们回到拍摄现场，才是检验这颗种子能不能破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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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局散的时候，外头的风带着点海城湿冷的味道。副导演站在酒店门口抽烟，看到李洛出来，挑了挑下巴：“你那句‘带货特辑’，爽。”
李洛走过去，替他挡了挡风：“你今儿这么硬气，不怕被换掉？”
副导演吐了口烟，嗓音冷淡：“怕啊，但更怕节目烂尾。再说了——”他顿了顿，盯着夜色，“老子有的是钱。”
李洛挑眉，看了他一眼：“哦？听着怎么像是准备撂挑子回去继承家产的口气。”
副导演笑了声，把烟头踩灭：“差不多吧。不过我这人没啥兴趣去数钱。”
似乎是有点热了，副导演拉开风衣领口，露出里面那件旧得发白的剧组卫衣：“我爸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南方那一带，他的货柜走了半个地球。家里在海城、申城、温城都有房子，老爷子手底下那几个副总，光分红一年就能让我吃到老。可我高中那会儿跟他吵了一架，说死也不进家里公司。”
“为什么？”李洛问。
副导演抬眼看了他一秒，笑容有点冷：“因为一些家庭原因。”
母亲在他十岁那年车祸去世，车是父亲的司机开的，但那天父亲在跟某个外贸客户打高尔夫，没有陪她。葬礼那天，他看见父亲在一边接电话谈订单，手里攥着的是项目合同。
那时候，他就想明白了，钱能养人，但不一定能养家。
甚至能够毁掉一个家庭。
所以大学毕业后，他去的是电视台编导岗，从跑腿、搬机位干起，三年熬成副导。
别人笑他“富二代玩体验生活”，他不解释，反正工资够租房够吃饭就行。
真正的底牌，他一直没亮过——包括制片人也不知道，他手里那点家底，足够一个节目撑两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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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洛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车子在马路边等着，陈思言已经坐在副驾，手里翻着一份资料。
李洛上车的时候，他抬头：“刚才那个郑总，什么来头？”
“本名郑炜，四十出头，南方人。以前是做房地产起家的，早些年靠着城市改造项目赚了第一桶金。后来楼市调控，他就转去做文化和影视投资，还搞了家传媒公司，名义上是做内容孵化，其实更多是资本运作。”
“他是那种典型的圈子型玩家，”陈思言低声道，“和几个卫视、头部视频平台都有私交，手上资源不少。投资节目的套路很熟，前期会摆出支持创作的姿态，但一旦节目有点热度，就开始推动商业化，广告、冠名、甚至定制内容——只要能变现，他都能想办法塞进去。”
副导演坐在后排，冷哼了一声：“难怪刚才他一句话都没替内容说，眼里全是数字。”
“另外——”陈思言补充道，“刚才郑总那所私立高中，本来是个地产项目，后来房子卖不动，就转成教育地产——学校只是个壳，真正的利润点在周边配套和学位捆绑的房子。”
李洛挑眉：“所以他才急着用节目给学校造势。”
“嗯。”陈思言合上资料，“我怀疑，他不只是想要曝光，还想通过节目塑造一种‘优质教育资源’的假象，好拉高周边房价。”
“房价能拉高，孩子的未来就能拉高吗？”李洛问。
“对他们来说，房价才是未来。”
车厢里短暂沉默。
灯光一盏一盏从车窗外滑过去，像是一条冷色的河流。
过了好一会儿，李洛才说：“那就更不能让节目成了他们的广告牌！我参加这节目，我岂不是成助纣为虐的刽子手！”
陈思言看了李洛一眼，眼底的笑意不变，“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守住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