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生卒年不详，唐德宗朝着名隐逸学者，以精通《周易》、深究天文历算之学闻名于世。他不求仕进，潜心治学，却因学识渊博、声名远播，被李泌、刘滋等当朝重臣联名举荐，获德宗征召入朝，授“太常博士”之职，受邀参与国家礼制修订。虽固辞不就，但其隐逸之名与经世之学已直达帝听，成为贞元年间士人圈层中“怀才避世”的典范，其事迹虽未独立成传，却在唐代学术史与隐逸文化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徐复的早年经历鲜见于史册，唯其学术造诣在时人中广为流传。他自幼潜心钻研经史，尤对《周易》情有独钟，不仅精研经文义理，更能融会贯通其象数推演之术，对天地运行、阴阳变化的阐释独具见地。除经学之外，他在天文历算领域的成就更为突出，能够通过观测星象、推演历法，解读时序变化与世事兴衰的关联，其测算之精准、见解之独到，让当时不少学者叹服。
不同于朝堂之士追逐功名，徐复始终秉持隐逸之心，避世而居，潜心治学。他远离官场喧嚣，或隐于乡野，或居于陋巷，以经籍为伴，以星象为友，将全部心力投入学术研究。这种“不问世事、专研学问”的态度，非但没有让他被时代遗忘，反而因其高深的学识与淡泊的品格，声名渐次远播，从地方士人圈层逐渐传到中央朝堂，为他日后被征召埋下伏笔。
唐德宗贞元初年，王朝历经安史之乱的动荡后，正处于休养生息、重整秩序的关键时期，礼制建设成为朝廷重要政务。时任宰相的李泌，本身亦是博通经史、崇尚学识之人，素闻徐复之名，又得知他对《周易》及古代礼制有深入研究，遂联合重臣刘滋一同向德宗举荐。李泌深知，礼制修订需兼具学术深度与历史视野，而徐复的学识正是朝廷所需，这一举荐既体现了李泌的识才之明，也彰显了贞元朝廷对真才实学的重视。
德宗对李泌等人的举荐深信不疑，随即下诏征召徐复入朝，授予“太常博士”一职。太常博士隶属太常寺，是掌管国家祭祀、礼仪、历法的核心官员，虽官阶不高，却肩负着修订礼制、规范仪轨的重要职责，需具备深厚的经学功底与渊博的历史知识，这一任命既是对徐复学术水平的最高认可，也让他得以跻身国家礼制建设的核心圈层。
接到征召后，徐复曾赴长安参与礼制讨论。朝堂之上，他引经据典，对历代礼制的演变、当前仪轨的利弊提出了诸多独到见解，其言论条理清晰、论据扎实，赢得了满朝官员的敬重。但当讨论结束、朝廷正式任命其就职时，徐复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固辞不就。他向德宗上书，言明自己习性淡泊，久居乡野，不善官场应酬，更愿以隐逸之身继续钻研学问，为王朝文脉传承尽绵薄之力。
徐复的辞官之举，非但没有触怒德宗，反而让德宗更为敬重其品格。德宗深知，乱世之中易得功名之士，盛世之下难寻淡泊之人，徐复“怀才不慕仕”的气节，正是当时朝廷所倡导的士人风范。最终，德宗应允了他的请求，赐其丰厚财物，让他归乡治学。虽未出任实职，但徐复的声望却因这次征召达到顶峰——一个隐逸学者能被重臣举荐、帝王征召，本身就足以证明其学识与声名已达于帝听，成为贞元年间一段佳话。
归乡之后，徐复依旧坚守隐逸之志，潜心治学之余，也偶尔与志同道合的士人往来，探讨经学义理与天文历法。他从不以“帝召不仕”自矜，始终保持谦逊低调的态度，其学术思想与治学精神，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后学之士。他的《周易》研究，既注重经文原意的解读，又融入天文历算的实证思维，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其对礼制的见解，虽未被朝廷全部采纳，却为后世礼制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徐复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政治功绩，没有流传千古的鸿篇巨制，却以“隐逸学者”的独特身份，书写了别样的人生价值。他以高深学识赢得帝王与重臣的赏识，以淡泊品格坚守隐逸初心，既彰显了唐代士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也印证了贞元年间“重学崇贤”的社会风气。
作为唐德宗朝隐逸学者的代表，徐复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学识无需依附官场权势便能彰显价值，真正的品格无需通过功名爵位便能赢得敬重。他如同一颗深藏于山野的明珠，虽不事张扬，却以自身的学识与气节，在唐代历史长卷中留下了温润而璀璨的印记，成为后世士人追慕的“怀才守节”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