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王世充得知郑虔符、方惠整与王薄等人归降唐朝的消息时，他的心情如同被一盆冷水浇头，瞬间从炙热的野心巅峰跌落至冰冷的现实深渊。他坐在洛阳的宫殿中，手中紧握着那份密报，指节因用力而发白，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愤怒与不安。
“郑虔符、方惠整这些人，竟敢背叛我！”王世充低声喃喃，语气中夹杂着愤恨与不甘。他本以为凭借自己的威势和手段，足以让这些人心甘情愿地为他效命，却没想到他们竟会选择投靠唐朝。他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挫败感，仿佛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
然而，这种挫败感并未持续太久。王世充很快调整了情绪，眼中重新燃起了野心的火焰。他冷笑一声，自言自语道：“归顺唐朝又如何？不过是些墙头草罢了！待我登基称帝，天下人自然会明白，谁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
在笔者看来，王世充的心态与宇文化及颇为相似，都是那种“过把皇帝瘾就死”的狂徒。宇文化及弑杀隋炀帝后，匆匆称帝，最终兵败身死；而王世充显然也走上了同一条路。他明知天下大势已逐渐向唐朝倾斜，却依然执迷不悟，妄图在乱世中抓住最后的机会，过一把皇帝的瘾。
这不，他开始借攻打新安之名，行称帝之实。表面上，他调兵遣将，摆出一副攻城略地的架势，但实际上，他的心思早已不在战场上。他暗中召集了那些依附他的文武官员，准备商议一件大事——接受禅让，登基称帝。
营帐内，气氛凝重。李世英率先站了出来，眉头紧锁，语气坚定：“主公，四方之人之所以投奔东都，是因为您能够复兴隋朝，重振天下。如今九州之地，还未统一，百姓流离失所，您若急于称帝，恐怕远方的人都会叛离而去！这岂不是自毁长城？”
王世充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你说得对，确实不宜操之过急。”他的语气平和，但眼中却闪过一丝不悦。
这时，长史韦节和杨续站了出来，语气坚定而急切：“主公，隋朝的气数已尽，这是显而易见的。非常之事，本来就不能与常人商议。如今天下大乱，正是您顺应天命、登基称帝的良机！”
太史令乐德融也附和道：“去年长星出现，正是除旧布新的征兆；今年岁星在角、亢二宿，亢宿是郑国的分野。这是天意啊！若不尽快顺应天道，恐怕王气会衰弱消失。”
王世充听着这些话语，心中暗自盘算。他知道，这些人是在为他铺路，但他也清楚，称帝并非易事。他沉吟片刻，最终点了点头：“诸位所言极是，天命不可违。”
就在这时，外兵曹参军戴胄站了出来，神情严肃：“主公，君臣如同父子，休戚与共。您不如竭尽忠诚，为国效力，这样家和国都能安定。称帝之事，还需三思。”
王世充假意称赞：“戴参军说得有理。”然而，他的心中早已不耐烦。他挥了挥手，示意戴胄退下。
几天后，王世充再次召集众人，商议接受九锡之礼。戴胄再次站了出来，语气坚决：“主公，九锡之礼非同小可，此举恐引起天下非议，还请三思！”
王世充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怒斥道：“戴胄，你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挠，是何居心？”
他当即下令，将戴胄外放为郑州长史，让他与侄子王行本一起镇守虎牢关。
戴胄离开时，心中满是无奈与愤懑。他望着东都的方向，低声叹息：“天下将乱，非一人之力可挽啊……”
与此同时，王世充派段达等人向皇泰主（隋恭帝）杨侗进言，请求加封自己九锡。皇泰主坐在龙椅上，神情淡漠：“郑公前些时平定了李密，已经被封为太尉，从那以后，并没有特别的功绩。等天下稍微平定一些，再商议也不迟。”
段达冷笑一声，语气强硬：“太尉想要这个，陛下还是尽快下诏吧。”
皇泰主盯着段达，眼中闪过一丝愤怒与无奈，最终冷冷地说道：“随你们吧！”
武德二年（619年）三月二十一日，段达等人以皇泰主的名义下诏，任命王世充为相国，假黄钺，总领百官，进爵为郑王，加九锡之礼，并在郑国设置丞相以下的官职。
通过这一事件，王世充的野心在这一场闹剧中暴露无遗。他表面上听从李世英的劝谏，实际上早已下定决心称帝。他的内心充满了对权力的渴望，但也有一丝不安——他清楚，称帝并非易事，稍有不慎，便会引来天下人的反对。
而李世英的直言不讳，体现了他对王世充的忠诚与对天下的担忧。他深知王世充若急于称帝，必将失去民心。然而，他的忠言并未被采纳，反而被王世充视为绊脚石。
戴胄的坚持与无奈，则是这场闹剧中最令人唏嘘的部分。他试图以忠诚劝谏王世充，却最终被外放，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忧虑。
在此期间，皇泰主的态度，则反映了隋朝末代皇帝的无力感。他明知王世充的野心，却无力阻止，只能任由权臣摆布。
这场封相的闹剧，不仅是王世充个人野心的体现，也是隋末乱世中权力斗争的缩影。乱世之中，英雄与野心家并存，而最终的胜利，往往属于那些既能顺应天命，又能赢得民心的人。
至于王世充能否如愿称帝，我们下面章节再继续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