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1日，武汉钢铁厂第七分厂。
凌晨四点，厂区笼罩在浓雾中，只有高炉区亮着刺眼的探照灯。谢一扬披着黑色风衣站在调度室窗前，指尖敲击着钢化玻璃，节奏与远处鼓风机的轰鸣诡异同步。
“还有两小时天亮。”张铁柱的机械眼扫过监控屏幕，“冶金部检查团八点抵达。”
谢一扬的目光落在厂区西北角——那里矗立着三座封存多年的高炉，炉体锈迹斑斑，像被时代抛弃的钢铁巨兽。
“启动‘幽灵协议’。”他掏出镀金打火机，“啪”地蹿出的火苗映亮眼底寒意。
刹那间，整个厂区警铃大作。生锈的齿轮开始转动，高压蒸汽管道发出垂死般的嘶鸣。三百名临时工从睡梦中被拽起，他们大多是下岗再就业的老工人，此刻正被监工用橡胶棍驱赶着奔向各自岗位。
“都他妈动起来！”车间主任陈大勇踹开更衣室铁门，“今天谁掉链子，全家滚出福利房！”
老钳工王建国哆嗦着套上布满油污的工装。他认得这套装备——十年前武钢鼎盛时期的定制款，如今早已停产。更诡异的是，工具箱里所有设备都崭新发亮，连螺丝刀上的防锈油都未干透。
六点三十分，高炉控制室。
谢一扬凝视着监控画面中逐渐泛红的炉膛。张铁柱正用机械臂接入中控系统，屏幕上数据瀑布般刷新：
“炉温已升至1650c，符合q195特种钢冶炼标准。”
“模拟投料系统启动，虚拟矿石消耗量同步生成。”
“质检AI植入完毕，实时篡改碳硫含量数据。”
窗外，载重卡车正将“原料”倾倒入料口。若有人细看，会发现那些根本不是铁矿石，而是从废弃工地拉来的建筑废料，混着几车皮铁屑充数。
“工人会不会说漏嘴？”张铁柱调出人员档案，三百名临时工的家庭住址和子女学校信息罗列在侧。
谢一扬轻笑：“你忘了七号高炉事故？”——去年同样是为应付检查，三名多嘴的工人“意外”跌入钢水，尸骨无存。
八点整，冶金部考察车队驶入厂区。
副部长郑国栋刚下车就皱起眉头。眼前的景象与他收到的举报信截然不同——高炉喷吐着炽热火焰，车间里轧机轰鸣，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吐出泛着青光的钢坯。
“欢迎领导莅临指导！”谢一扬热情握手时，指尖在郑国栋掌心微妙地划了三下。这是昨晚在武汉饭店密谈的暗号，意味着承诺的200万瑞士银行定金已到账。
考察团在精心设计的路线中穿行。他们看不到的是：
所有“正在作业”的轧机实际空转，成品钢坯是连夜从上海宝钢走私来的贴牌货；
每个工位都站着双岗，一人干活，另一人持电击器防止工人多嘴；
车间温度被故意升至50c，利用高温模糊众人视线。
“这组数据不对劲。”随行专家突然停在质检台前，“碳含量波动怎么可能小于0.02%？”
空气瞬间凝固。暗处的打手已摸向腰间，谢一扬却从容递过一份文件：“德国西门子最新AI质检系统，误差率比国标低90%...当然，引进费用相当于贵部三年科研经费。”
文件下方，一张写有“郑萌萌斯坦福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的纸条一闪而过。郑国栋瞳孔骤缩——他女儿申请名校的事连秘书都不知道。
下午三点，庆功宴在东湖宾馆举行。
谢一扬举杯时，西装内袋震动着最新消息：【武钢七厂荣获“全国质量标杆企业”称号】。而在三十公里外的厂区，随着检查团车队驶离，高炉正在执行更诡异的指令——
“梯度降温程序启动。”张铁柱远程输入代码，“模拟三个月自然停产过程，避免炉体骤冷开裂。”
厂区广播突然响起：“全体人员立即撤离！重复，这不是演习！”
工人们茫然抬头，看见那些刚刚还吞吐烈焰的高炉，此刻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锈”——预先喷涂的速干锈蚀剂在冷风中迅速氧化，十分钟内就让崭新设备恢复破败模样。
王建国被推搡着塞进大巴时，瞥见车间深处亮着幽蓝火光。几个穿防化服的人影正将成捆的劣质钢筋扔进熔炉，那是明天要发往三峡工地的“特种钢材”。
深夜十一点，扬帆大厦顶楼。
谢一扬把玩着冶金部颁发的金质奖章，面前全息投影展示着两套数据：
左图是送往北京的“优质钢”检测报告——抗拉强度785mpa，屈服的比0.88，完美达到三峡大坝用钢标准；
右图是实际发货数据——掺了30%废铁渣的劣质品，强度不足450mpa。
“北京参展样品准备好了？”他问。
张铁柱打开保险柜，取出一段泛着金属流光的钢坯：“用苏联t-80装甲钢技术伪造的，足够应付国际专家组检测。”
钢坯末端刻着细小的编号：Sq--07。谢一扬知道，这个编号对应的真实批次，此刻正在长江某艘“即将失事”的货轮上。
窗外突然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
一道闪电照亮江面，隐约可见那艘载满劣质钢材的货轮正驶向三峡。而船长的口袋里，装着谢一扬亲笔写的八个字：
【遇险即沉，家属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