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庚寅，太傅司马孚、大将军司马昭、太尉高柔、司徒郑冲等人齐聚朝堂，神色凝重地向太后上奏。他们纷纷跪地，稽首说道：“臣等听闻宫中诏令，已故高贵乡公曹髦悖逆不道，自己陷入大祸之中。依照汉昌邑王因罪被废的旧例，应以平民的礼节安葬他。臣等身居高位，却没能匡正挽救这场祸乱，遏制奸逆之人，接到诏令后，心中震惊恐惧，肝肠寸断。按照《春秋》的大义，王者以天下为家，并无外域之分，然而书中记载‘襄王出居于郑’，这是因为襄王不能孝顺母亲，所以被视为失去了王位。如今高贵乡公肆意妄为，图谋不轨，几乎危及社稷，落得如此下场，实在是被人神所弃。以平民之礼安葬他，确实符合旧有的典章制度。但是，殿下您仁慈之心过于深厚，虽然秉持大义，却仍对他心怀怜悯。臣等心中实在不忍，认为可以施加恩典，用王礼安葬他。”太后思索片刻后，最终还是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据《汉晋春秋》记载，丁卯日，高贵乡公曹髦被安葬在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葬礼上，送葬的车辆寥寥无几，也没有设置彰显身份的旌旗。百姓们纷纷聚集在一起观看，有人叹息道：“这就是前几天被杀的天子啊。”还有人忍不住掩面哭泣，悲痛万分。但臣松之认为，如果只是用这么简单的葬礼规格，又怎能算得上是王礼安葬呢？这大概是因为人们厌恶曹髦，所以才会有这样夸张的说法，实际情况或许并没有这么严重。
在安葬曹髦之后，朝廷又开始着手安排新君即位的事宜。太后派遣使者持节，让行中护军中垒将军司马炎前往北方，迎接常道乡公曹璜，准备让他继承明帝的皇位。
辛卯日，诸位公卿再次向太后上奏：“殿下您圣德昭昭，恩泽遍布天下，安定了四海。然而，如今您发布的命令仍称‘令’，与藩国相同，实在不足以彰显您的尊贵地位。臣等恳请，从今日起，殿下令书皆改称‘诏制’，就如同先代的惯例一样。”
癸卯日，司马昭一如既往地坚决推辞相国、晋公以及九锡之礼这些至高无上的赏赐。太后见状，下诏道：“有功之人不应隐藏功绩，这是《周易》所阐述的大义；成人之美，也是古代贤能之人所崇尚的品德。如今就听从你的坚持，将你的表章公布于外，彰显你的谦逊美德。”
戊申日，司马昭向太后上奏：“当日，高贵乡公率领着跟随他的士兵，拔刀击鼓，冲向臣的驻地。臣担心双方兵刃相接，造成更大的伤亡，于是立刻下令将士不得伤害任何人，违令者将以军法处置。可是，骑督成倅的弟弟、太子舍人成济却突然冲入队伍，伤害了高贵乡公，导致他丧命。臣已将成济收押，按照军法处置。臣深知，为人臣子，应当忠诚不二，侍奉君主，不能逃避危难。之前变故突然发生，如同扳机一触即发，臣本想以死扞卫，听从您的一切裁决。然而，臣得知他们的阴谋竟是要危及皇太后，颠覆宗庙。臣肩负重任，心中只想着安定国家，害怕即便自己死了，罪责也会更加沉重。臣本想像伊尹、周公那样，运用权力来平息国家的危难，于是不断下令，严禁将士靠近皇帝的车驾。可成济却突然冲入阵中，导致了这场大变故。臣心中悲痛万分，五脏六腑仿佛都要撕裂开来，真不知道该如何赎罪。按照法律，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其父母、妻子、儿女以及同胞兄弟姐妹都要被斩首。成济凶恶悖逆，扰乱国家法纪，罪不容诛。臣已下令让侍御史将成济的家属收押，交付廷尉，依法定罪。”
据《魏氏春秋》记载，成济兄弟得知自己将被治罪后，并不立即伏法。他们袒露着上身，爬上屋顶，口中大骂，言语极其粗俗悖逆。士兵们无奈之下，从下面射箭，才将他们射死。
太后接到司马昭的奏报后，下诏道：“五刑之中，最严重的罪行莫过于不孝。一个人若是有儿子不孝，尚且要告官治罪，曹髦这样的人，又怎能再被视为君主呢？我只是个妇人，不太懂大义，原本以为成济的行为不至于被定为大逆不道。但是，大将军言辞恳切，态度悲痛，所以我就听从你的奏请。将此事通告远近，让大家都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另有《世语》记载，当初在青龙年间，石苞在长安卖铁时，得以拜见司马懿，司马懿很赏识他。后来，石苞被提拔为尚书郎，历任青州刺史、东 东将军。甘露年间，石苞入朝，准备返回驻地时，向高贵乡公曹髦辞行，在宫中停留了一整天。司马昭派人邀请石苞前去相见，问他：“为什么停留这么久？”石苞回答：“曹髦不是寻常之人。”第二天，石苞出发前往荥阳，几天后，就发生了曹髦被杀的变故。
六月癸丑，洛阳城中，新帝即位前的筹备事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太后颁布诏令：“古代的君主，他们的名字讲究难犯而易讳。如今常道乡公的名字太过难避，众朝臣可广泛商议，提出更改建议，然后上奏于我。”这道诏令一下，朝堂之上顿时议论纷纷，大臣们纷纷开始思索合适的更改方案。
即将登基的陈留王名叫曹奂，字景明，他是武帝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时，他被封为安次县常道乡公。高贵乡公曹髦突然离世后，公卿大臣们经过商议，一致决定迎接曹奂继承皇位。
六月甲寅，曹奂踏入洛阳城。他身着华服，神色庄重地前去拜见皇太后。就在这一天，曹奂在太极前殿正式登基称帝。为了彰显新帝的恩泽，曹奂当即宣布大赦天下，更改年号，并根据百姓的不同情况，赐予他们爵位、谷物和布帛。一时间，洛阳城中百姓欢呼雀跃，都对新帝的统治充满了期待。
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夏六月丙辰，朝廷为了表彰司马昭的功绩，打算再次晋升他为相国，封晋公，不仅增加了两个郡作为食邑，使食邑总数达到十个，还准备赐予他九锡之礼，一切都按照之前的诏书执行。同时，司马昭家族中那些尚未封侯的子弟，也都被封为亭侯，还赏赐了千万钱财和万匹布帛。面对如此丰厚的赏赐，司马昭依旧坚决推辞，经过多次谦让，才暂时接受。
己未日，故汉献帝的夫人曹节去世。曹奂得知后，亲自前往华林园吊唁，并派遣使者持节追谥曹节为献穆皇后。等到下葬时，所用的车服制度都依照汉朝的旧例，尽显皇家的尊崇与庄重。
癸亥日，朝廷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观为司空。然而，到了冬天十月，王观却不幸去世，朝堂上下为失去一位重臣而深感悲痛。
十一月，燕王曹宇上表祝贺冬至，表文中以臣子的身份自称。曹奂看后，下诏道：“古代的王者，对于某些人可不视为臣子，燕王也应依照此例。以后燕王上表不必称臣！而且，我也应当回礼。继承大宗的人，对自己的亲生父母都要降低礼数，何况所继承的是更为重要的皇位呢！若把燕王完全当作普通臣子，于情于理都不合适。此事应依照礼典妥善处理，务必做到合情合理。”
有关部门接到诏令后，经过仔细商议上奏道：“在礼仪之中，没有比尊崇祖先更重要的；在制度方面，没有比端正典章更关键的。陛下圣德顺应天命，统治万国，继承大宗的重任，巩固三位先帝的基业。燕王身份尊贵，是皇室的近亲，镇守藩国，虔诚恭敬，以恭敬的德行引领各国。按照正典，他的地位特殊，有许多规制对他并不适用。圣朝确实应该给予他特殊的待遇，以不臣之礼相待。臣等商议认为，燕王的奏章，可依旧按照以前的格式，不必称臣。陛下的诏书，如果是表达问候，可以遵循礼仪规范，比如用‘皇帝敬问大王侍御’这样的表述，既体现陛下的敬重，又彰显特殊礼仪。至于制书，作为国家的正式典章，是朝廷用来辨明公事制度、向天下宣告法规礼仪的，应该遵循旧法，所以称‘制诏燕王’。凡是诏命、制书、奏事、上书等提到燕王的地方，都要抬头书写，以示尊敬。除了宗庙祭祀之事，其他场合都不得直呼王名，奏事、上书、文书以及官吏百姓都不得触犯王讳，以此彰显对燕王的特殊礼遇，使他的地位高于其他藩王。这样做，对上遵循了王典中尊祖的制度，对下顺应了陛下敬重长辈的心意，两者都没有差错，是最为合适的礼仪，可通告天下并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