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分别送喻甜静和我父母回家乡后。我又开始了忙碌，主要还是针对教材问题做准备。
两会前，我找到会务主任。让他在两会期间，把教育，出版和新闻界的代表委员，集中开一个会。主任见我面色不好看，便笑着问道:“怎么呢？你又准备开炮了？”
我把我准备的资料交给主任看，他认真看完以后。有些错愕，抬头看了看我，又指指桌上的资料问道:“真的？这么严重了？”我点点头说道:“不错，再不引起大家的注意，以后可能会更加过分，我们的教材会被改得污七八糟的。”
主任又翻了翻资料，点点头“行，让你轰他们一下也好，不然这些人真的无法无天了。我会让人召集一下，具体时间到时候通知你。”
三月六日，一大早我双手抱着一摞资料，一脸阴沉地走在最前面，身后紧跟着两名会务人员，他们吃力地抱着一大摞教辅书籍，仿佛这些书有千斤重一般。我目不斜视，步伐坚定，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地上的鼓点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一路上，不少代表委员都对我投来好奇的目光，窃窃私语着。“这又是谁惹了徐大炮啊？都两年没开炮了，今天这是怎么了？”一个人低声说道。“谁知道呢？看这架势，肯定是有人要倒霉了，又有人要灰头土脸咯。”另一个人附和着，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
我对这些议论声充耳不闻，径直走进了最大的分会场。一进门，原本喧闹的会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身上。我面无表情地走到讲台上，将手中厚厚的资料重重地摔在桌子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然后，我示意两名会务人员将那一大摞教辅书籍也放在讲台上。
看到我如此举动，台下的人们开始交头接耳，议论声再次响起。“这是要干什么？怎么带了这么多书来？”“不知道啊，难道是要给我们上课吗？”“不可能吧，徐大炮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耐心了？”各种猜测和疑问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我把书本放好，把笔记本电脑与投影仪连接好后，站在台上扫视了下面几遍，直到全都安静了，我才说道:“在座的各位都是文化战线的同志，下面我先给大家读一个数据。八十年代的中小学教材里有五十三篇如‘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飞夺泸定桥’‘最后一根火柴’‘金色鱼钩’这样的传扬革命主义的文章，以及三十几篇如‘三味书屋’‘闰土’‘雷峰夕照’这样介绍我国人文和地理的优秀文章。而关于外国的内容只有六篇。今年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小学教材里‘刘胡兰’不见了，‘董存瑞’不见了，此类文章仅剩下了不到十篇。‘闰土’不见了，‘三味书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外国名人的故事，什么牛顿被苹果砸了啊，什么达芬奇画鸡蛋啊，什么贝多芬听不见了还努力学音乐啊，这些东西大量充斥着我们中小学的课本。我想问问让我们的孩子学这些是为什么？学习他们如何反智吗？但凡脑子正常一点的也不会想出这么弱智的文章。你们光说牛顿被苹果砸头从而得出万有引力，但是没人想过英国是没有苹果树的，牛顿快死的时候才引入第一批苹果树种植，不知道上帝从哪变出苹果树让它砸一下树下的牛顿。”
“这些就当你们是为了开阔学生见闻加上去的吧，你们加点外国的风光人文也行啊？非要弄出些在国外都找不到的故事版本哄小孩干嘛呢？”
我把投影打开，把课本插画放了上去，问道:“这些插画是谁画的？又是谁审核通过的？”我把插画一张一张的播放着。“大家没有觉得这些画面有问题吗？这些小孩身上的衣服为什么会印上西方的国旗图案？就不说图案问题了，大家看看。”我又调出八十年代初的课文插画，“大家比较一下，你们认为哪种画风更美观？哪种更适合我国的学生？”
台下的代表委员都默不作声，默默的看着投影布上的图案。
我又调出一幅图，“大家看看这幅图，大家觉得这图有问题吗？”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这明显是一幅家庭画面，可是大家看看，男主人女主人以及小孩的服饰，你们觉得他们是哪国人？”
台下有人小声说道:“脚盆鸡国的。”
我点点头，“很明显，主人是脚盆鸡家的，你们再看看旁边佣人的服饰是哪国人？”这下没人说话了。我等了一会儿，见没人说话，猛的拍了下桌子大声道:“这很难分辨吗？一看就是华夏服饰。你们想传递个什么信息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华夏国人只配给脚盆鸡人做佣人？啊？你们真一点都不觉得有问题吗？”
我又拿出陕省人教的一本课外辅导书，翻开其中一页，又将图片放到投影上。这是一个日本兵背着个中国老太太的图画，“现场有陕省教育和人教社的人员吗？”现场有两三个人举起手来。我又问道:“这张照片是出自什么地方，什么背景？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可是为什么会出现在‘学雷锋，做好事’的文章中做插画？你们是如何审核的？能让它堂而皇之的进入学生的课本中，你们有没有审核把关？别告诉我审核和编写的人不知道这照片的来历，如果连这都不知道，你们还有什么资格呆在现在的岗位上，还不如回家种红薯去。”
“大家仔细看看这些教材，触目惊心啊，长此以往我们的年轻一代会接受怎样的意识？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很多人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一心想让华夏变成西方一样‘文明’。但是，有更多的人一定是收受了西方一些所谓资助的。这次，我是针对你们整个行业。我希望你们能及时调整教材的内容，传播优秀的华夏文化真的那么难吗？我希望教育和出版界的同志们能相互配合，新闻界的同志们要发挥监督作用。对那些敢对教材下手的蛀虫都曝光出来，让它们无所遁形。”
“往后，我会瞪大眼睛盯着教材这一块。如果谁再出现类似问题，就别怪我针对某个人或某个单位了，我希望你们能承受得住我的火力。今天之所以开闭门会议，就是给大家留脸面，也给大家改过的机会。大家也讨论一下吧，毕竟老人家说过‘意识形态战线，如果我们不占领，就会有敌人占领’，所以我们要充分发挥各自作用。为我们的下一代提供优秀的精神文化食粮。”
就在这时，原本有些紧张的会场气氛终于逐渐缓和了下来。代表委员们开始认真地讨论起教材问题，有些人甚至还走上台来，拿起书本仔细查看。
大家通过相互对比和讨论，越发觉得这件事情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他们纷纷对我提出的问题表示赞同，并就中小学课本中加大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这一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与此同时，不少出版单位也积极表态，表示会尽快将新版的课本编写出来。他们还承诺，在正式刊印之前，会将样本送到社科院，邀请我帮忙审阅。
对于出版单位的这一举动，我表示非常感谢，但我也强调不能仅仅只让我一个人来审查。我认为，新教材的编写应该广泛征求教育工作者、老教师等各方面人士的意见，集思广益，才能确保新教材既能传播优秀的华夏文化，弘扬革命精神，又能紧密结合时代的脉搏，符合当下学生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