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怎么爆发的，那我们还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天说起。公元1918年，秋。欧洲大陆上那场搅得天翻地覆、血流成河的“世界大战”，已经打了四年多了。四年时间，足够让鲜花变成焦土，足够让小伙子变成白骨，也足够让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变得摇摇欲坠。
咱们的主角之一，德意志第二帝国，此刻就有点撑不住了。
想当年，德国刚开打的时候，那叫一个气势如虹，施里芬计划玩得飞起，差点就把巴黎给端了。可惜，马恩河挡住了去路，从此西线就变成了绞肉机，双方挖着看不到头的堑壕，堆上了几百万条人命，谁也奈何不了谁。
但是，时间是公平的，也是残酷的。打了四年，德国的血快流干了，资源快耗尽了，国内老百姓饿得前胸贴后背（英国的海上封锁可不是闹着玩的），人心也散了。更要命的是，西线的战局在1918年夏天急转直下，协约国憋足了劲儿（尤其是新加入战局、精力充沛的美国大兵），发动了“百日攻势”，把德军打得节节败退。
后方也不稳。水兵在基尔港闹起了兵变，革命的火种迅速蔓延，皇帝威廉二世一看大事不好，脚底抹油，跑到荷兰当寓公去了。国内群龙无首，一片混乱，政权落到了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手里，一个崭新的“魏玛共和国”在风雨飘摇中诞生了。
这个时候，德国的实际掌权者——以兴登堡元帅和鲁登道夫将军为首的军方大佬们，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仗，打不下去了。再打，德国就要彻底崩溃，甚至可能像俄国那样爆发赤色革命。但是，让他们这些一辈子高傲惯了的普鲁士军人去低头认输？面子上挂不住啊！
于是，这帮“聪明人”想了个“妙计”：让新成立的文官政府去谈！让那些搞政治的去承担“投降”的骂名！我们军人嘛，虽然仗打输了，但“非战之罪”，是被后方的政客们“从背后捅了一刀”（这就是后来臭名昭着的“刀刺在背”传说的源头）。
就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被甩给了刚刚成立、屁股还没坐热的魏玛共和国政府。而代表德国去进行这趟屈辱之旅的，领头的不是将军，而是一个叫做马蒂亚斯·埃尔茨贝格尔的中年男人。
埃尔茨贝格尔是德国中央党的领袖之一，是个文官。你想想，一个文官，要去跟对面那些杀气腾腾的战胜国将军们谈“停战”，而且是代表一个实际上已经打残了的国家去谈，这压力得多大？这心里得多憋屈？但他没得选，为了德国不再流血，为了国家不至于彻底崩溃，这口黑锅，他得背。
时间：1918年11月8日。
地点：法国，贡比涅森林深处的一块铁路侧轨上。
为什么选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据说是因为法国人想避免谈判地点（以及德国代表）受到不必要的干扰（或者说，是想让德国人彻底死了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心）。
这里停着一列火车，其中一节编号为2419d的豪华餐车（请记住这个编号，它以后还会出场），就是双方会谈的地点。车厢的主人，是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费迪南·福煦
福煦元帅，那可是个狠角色。打了一辈子仗，性格刚毅，甚至可以说有点冷酷。当埃尔茨贝格尔带着德国代表团（里面也包括一位少将、一位海军上校和一位外交官）走进这节装饰考究、气氛却冰冷得像冰窖的车厢时，迎接他们的，是福煦元帅那张几乎没有任何表情的脸。
埃尔茨贝格尔先开口，大概是想表达一下“我们是来谈停战条件的”。
福煦元帅怎么回的？据说他连眼皮都没抬多少，冷冷地说：“你们有什么条件可谈？我是来告诉你们我的条件的。”（原文大概是法语：“Ask for an armistice? I am here to tell you the terms.” 霸气侧漏，也完全没给对方留面子。）
得，这哪是谈判啊，这纯粹是单方面下达命令。
接下来，福煦元帅就宣读了协约国拟定的停战条件。一条条听下来，德国代表团的脸色越来越白，心越来越沉。那条件，苛刻得简直不像“停战”，更像是“解除武装投降”：
1 立刻停火：签字后6小时生效。（这是唯一的“好消息”）
2 撤军：15天内，德军必须撤出所有占领的法国、比利时、卢森堡领土，以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这地方本来就是德国从法国手里抢的）。
3 撤到莱茵河东岸：德军主力必须撤到莱茵河以东，莱茵河西岸以及东岸纵深地带由协约国军队占领。（等于把德国的西大门彻底交给了对方）
4 交出大量武器装备：五千门大炮、三万挺机枪、两千架飞机、五千辆火车头和卡车……基本上等于把德军的主要家当都交出去。
5 交出海军主力：大部分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以及所有潜艇，都要开到协约国指定的港口扣押或解除武装。（德国公海舰队算是废了）
6废除之前跟俄国、罗马尼亚签的那些不平等条约。（等于德国在东线捞的好处也全吐出来）
7 维持海上封锁：在最终和约签订前，英国人那要命的海上封锁，继续！德国老百姓还得继续挨饿。
埃尔茨贝格尔听完，整个人都快懵了。这条件，也太狠了吧？他试图争辩几句，比如能不能延长撤军期限？能不能少交点武器？能不能稍微放松点封锁，让老百姓有点吃的？
福煦元帅的态度是：没得谈 。要么接受，要么拉倒。给你们72小时考虑，过期不候。要是还不签，那协约国军队就继续前进，后果自负。
埃尔茨贝格尔赶紧把电报发回柏林，请示艾伯特政府。柏林那边也是愁云惨淡，军队将领（兴登堡亲自回电）表示前线顶不住了，必须签，哪怕条件再苛刻也得签，不然德国就完了。
于是，在巨大的压力和屈辱之下，1918年11月11日凌晨5点多，还是在那节冰冷的火车车厢里，埃尔茨贝格尔代表德国，在停战协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协议规定，停火从当天上午11点正式生效。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西线上持续了四年多的枪炮声，终于，渐渐平息了。士兵们从堑壕里爬出来，难以置信地互相望着，空气中弥漫着死里逃生的庆幸，但也夹杂着迷茫和不安。
战争是结束了，但和平真的来了吗？
对于协约国来说，这是胜利。对于福煦元帅来说，这是他军人生涯的顶点。但对于德国来说，贡比涅森林里的这纸协定，以及签署它的方式（文官背锅，军方甩锅），却像一根毒刺，深深扎进了德意志民族的心里。
“我们没有被打败，我们是被出卖了！”——这种想法，像病毒一样开始蔓延。
而那节编号2419d的火车车厢，也因为承载了德国的“屈辱时刻”，而被历史牢牢记住。谁也没想到，二十多年后，另一个出生于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再次来到贡比涅森林，找到这节车厢，导演一出惊人的“复仇”戏码。
当然，那都是后话了。
此刻，在1918年的那个冬天，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和平的曙光看似降临。但贡比涅森林里埋下的那些怨恨、屈辱和不甘的种子，已经在寒冷的土地下，悄悄开始发芽了。
真正的麻烦，还在后面呢。那场决定未来格局的、更加吵闹、更加复杂、也更加关键的“算账大会”——巴黎和会，马上就要开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