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皓，三国时期蜀汉后主刘禅身边的宦官，他自刘禅即位初期便侍奉左右。
章武三年（223年），刘备在白帝城病逝，十七岁的刘禅继位，是为蜀汉后主。诸葛亮以丞相之职辅政，“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朝中还有董允、费祎等贤臣分管宫闱与朝政，蜀汉政权虽失去开国之君，却仍维持着清明的政治格局。
董允时任侍中，兼领虎贲中郎将，不仅掌管宫廷宿卫，更负有“规谏后主”的职责。他深知宦官干政的危害，对黄皓的警惕从未松懈。史料记载，刘禅早年曾因黄皓“善承意旨”，想提拔他为中常侍（汉代以来专由宦官担任的要职，掌传达诏令、侍从皇帝），董允得知后当即入宫劝谏，语气坚定：“中常侍掌宫闱要务，需忠良方正之士任职。黄皓无才无德，仅以谄媚取悦陛下，若授此职，他日必生祸乱！”刘禅只能作罢。
此后，董允每逢入宫奏事，必提及“远斥黄皓”，有时甚至当着刘禅的面斥责黄皓。一次，黄皓为讨好刘禅，暗中安排舞姬入宫宴饮，被董允撞破。董允当即下令将舞姬驱离，转而对刘禅正色道：“陛下正值壮年，当以国事为重，岂能沉迷声色？黄皓此举是诱陛下荒怠朝政，臣请陛下治其罪！”刘禅无奈，只得让黄皓向董允谢罪。经此一事，黄皓对董允又怕又恨。
延熙九年（246年），董允病逝，这成为黄皓命运的转折点。接替董允担任侍中的，是广汉郡人陈祗。与董允的刚正不同，陈祗“巧慧善媚”，既想讨好刘禅，又渴望借助宦官的力量巩固自身地位——他一眼就看到了黄皓的“价值”：这个在刘禅身边蛰伏多年的宦官，虽无实权，却最懂后主的心思，若能与他勾结，便能间接掌控刘禅的决策倾向。
陈祗上任后，不再像董允那样斥责打压黄皓，反而时常与黄皓“议事”，甚至在刘禅面前为黄皓美言。黄皓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变化，主动向陈祗示好。两人很快形成“利益同盟”：陈祗利用黄皓打探刘禅的心意，确保自己的奏请能被采纳；黄皓则借助陈祗的朝臣身份，开始在朝堂上培植自己的势力。
不久后，黄皓便借陈祗的助力，如愿升任中常侍，兼领奉车都尉——前者掌宫廷诏令传达，后者掌皇帝车马仪仗。有了这一身份，黄皓开始暗中排挤异己：凡是不依附他的官员，要么被他在刘禅面前进谗言外放，要么被故意刁难，难以升迁。
时任太子舍人（负责太子礼仪、文书的官员）的罗宪，拒绝了黄皓的“拉拢”——黄皓曾派人暗示罗宪，若愿“归附”，便举荐他任巴东太守，罗宪却以“臣当尽忠社稷，非为个人仕途”回绝。黄皓怀恨在心，很快便借“太子东宫礼仪失当”为由，向刘禅进谗言，将罗宪外放，远离成都政治中心。罗宪离京前，曾对友人叹息：“黄皓小人得志，陈祗助纣为虐，蜀汉朝堂恐将不复清明！”
除了排挤正直官员，黄皓还干预官员任免。当时蜀汉的蜀郡太守一职空缺，朝臣们举荐清廉能干的巴西郡人王离，黄皓却因收受了另一候选人何祗的重金贿赂，在刘禅面前谎称“何祗熟悉蜀郡民情，更适合此职”。刘禅对黄皓早已深信不疑，当即准奏。何祗上任后，为报答黄皓，不仅输送财物，还将蜀郡的赋税“盈余”私下献给黄皓。
陈祗对黄皓的行为并非毫无察觉，却因自身利益与黄皓绑定，视若不见。延熙十七年（254年）陈祗病逝，黄皓凭借多年经营，在朝堂上形成了“党羽遍布”的局面。此时的刘禅，沉迷于酒色享乐，将政务尽数托付给黄皓——那个曾被董允压制的宦官，站到了蜀汉政权的“权力中心”。
陈祗死后，黄皓的专权愈发肆无忌惮，而真正与他产生“正面冲突”的，是蜀汉后期的大将军姜维。
姜维是诸葛亮生前器重的将领，自诸葛亮病逝后，始终坚持“北伐中原”的战略，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但姜维的北伐多次失利，不仅耗损了蜀汉有限的兵力，也引起了朝中部分官员的不满——这恰好给了黄皓可乘之机。黄皓深知，姜维手握兵权，且性格耿直，若不除之，自己的专权之路必将受阻；更重要的是，姜维对他的“弄权行为”早有不满，两人之间迟早会爆发冲突。
景耀五年（262年），姜维率领蜀汉主力北伐，与曹魏将领邓艾在侯和（今甘肃卓尼东北）交战，最终因粮草不济、士兵疲惫而战败。姜维率残部退回成都后，本想向刘禅奏请“整顿军备、再图北伐”，却发现朝堂之上早已是黄皓的“天下”：尚书令樊建、侍中董厥等忠臣虽在，却因畏惧黄皓而不敢直言；大部分官员要么依附黄皓，要么保持沉默。更让姜维愤怒的是，黄皓竟在私下散布谣言，称“姜维北伐屡败，损耗国力，当罢免其大将军之职”，还暗中举荐自己的亲信阎宇接替姜维。
姜维得知后，再也无法容忍。他径直入宫面见刘禅，呈上奏折，言辞恳切：“黄皓奸巧专恣，勾结党羽，已严重扰乱朝政。如今蜀汉国力衰弱，若不早日诛杀黄皓，必生后患，甚至危及社稷！”
然而，刘禅不仅没有重视姜维的奏请，反而笑着安抚道：“黄皓不过是个供朕差遣的小臣，他的所作所为，朕都清楚。之前董允老说他不好，朕已经约束过他了，将军不必过于在意。”为了“化解矛盾”，刘禅还特意召来黄皓，让他向姜维“谢罪”。黄皓在姜维面前装出“惶恐认罪”的姿态，背地里却对姜维恨之入骨，暗中策划如何除掉这个“眼中钉”。
姜维见刘禅如此昏庸，黄皓势力又已根深蒂固，心中不禁生出恐惧——他深知，黄皓绝不会善罢甘休，若继续留在成都，迟早会被黄皓陷害。思来想去，姜维只能选择“避祸”。他再次上书刘禅，以“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土地肥沃，可屯田养兵，同时防备曹魏从祁山来犯”为由，请求前往沓中驻守。刘禅没有多想，当即同意了姜维的请求。
就这样，姜维率部前往沓中后，蜀汉的主力部队远离了汉中、成都等战略要地，导致汉中防线的兵力大幅空虚——这一部署失误，为后来曹魏大军伐蜀留下了致命隐患。而黄皓则在姜维离京后，彻底掌控了蜀汉的朝政，连樊建、董厥等忠臣也只能“屈从其势”，蜀汉政权彻底陷入了“主昏臣奸”的局面。
景耀六年（263年），曹魏政权决定“伐蜀灭汉”，派遣邓艾、钟会、诸葛绪三路大军，分别从祁山、骆谷、武都出兵，水陆并进，直逼蜀汉。
当时姜维正在沓中屯田，得知曹魏大军来犯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他一面率领沓中驻军抵御邓艾的进攻，一面紧急上书刘禅，请求派遣军队加强汉中、阳安关（今陕西宁强西北）、阴平桥（今甘肃文县东南）等地的防守——这些都是蜀汉的“门户”，一旦失守，曹魏大军便可长驱直入，逼近成都。
然而，姜维的奏疏送抵成都后，却被黄皓扣押了下来。黄皓既不懂军事，也不愿因“战事”打扰刘禅的享乐，竟找来一名“巫师”，让巫师占卜“魏军是否会来”。巫师谎称“天象吉顺，魏军不敢入蜀，陛下无需担忧”。
刘禅本就厌恶政务，竟真的相信了“魏军不会来犯”的谎言。就这样，蜀汉错过了最关键的防御准备时间。邓艾在沓中击败姜维后，乘胜追击，与钟会合力攻破汉中；诸葛绪则率军夺取阴平桥，切断了姜维退回成都的退路。姜维虽拼死突围，率领残部退守剑阁，凭借天险挡住了钟会的大军，却没想到邓艾剑走偏锋，率领数千精兵，从阴平道（今甘肃文县至四川平武）偷渡，穿越七百里无人区，沿途凿山开路、修栈架桥，最终翻越摩天岭，直抵江油（今四川江油北）。
江油守将马邈见魏军突然出现，毫无防备，只得开城投降。邓艾大军士气大振，继续向成都方向推进，很快便攻克了涪城（今四川绵阳）。直到此时，刘禅才从黄皓的谎言中惊醒——他急忙召集朝臣商议对策，有人主张“迁都南中（今云南、贵州一带）”，有人主张“向东吴投降”，还有人主张“坚守成都，等待姜维回援”。刘禅犹豫不决，再次询问黄皓的意见，黄皓却早已没了往日的“镇定”，只能支支吾吾地说：“臣……臣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不久后，邓艾大军逼近成都近郊的绵竹（今四川德阳北），蜀汉卫将军诸葛瞻（诸葛亮之子）率领禁军前往抵御，最终战死沙场，绵竹失守。消息传到成都，城内人心惶惶，刘禅彻底丧失了抵抗的勇气。他不顾儿子刘谌“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的劝谏，在光禄大夫谯周的劝说下，决定向邓艾投降。
景耀六年（263年）十一月，刘禅率领太子、诸王及群臣，自缚双手，前往邓艾军营投降。至此，刘备、诸葛亮辛苦建立的蜀汉政权，历经四十三年，正式灭亡。
刘禅投降后，邓艾率领大军进入成都。他早就听说黄皓专权误国的种种恶行，入城后第一件事，便是下令逮捕黄皓，准备将其处死。黄皓得知后，吓得魂飞魄散，急忙拿出多年敛财积攒的金银珠宝，贿赂邓艾身边的亲信侍从。这些侍从收了贿赂，便在邓艾面前为黄皓求情，说“黄皓不过是后主的宠臣，若杀之，恐伤后主颜面”。邓艾虽厌恶黄皓，却也考虑到“安抚刘禅、稳定成都局势”的需要，最终放弃了杀黄皓的念头，只是将他关押起来。
此后，刘禅被邓艾迁往洛阳，封为“安乐公”，过起了“乐不思蜀”的生活。关于黄皓的最终结局，史料记载略有分歧：《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仅记载“邓艾收皓，将杀之，皓厚赂艾左右，得免”，未提及后续；而《华阳国志·刘后主志》则称，司马昭后来得知黄皓的恶行，认为“此等奸佞之臣，留之必生祸端”，下令将黄皓处死，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