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年（1884年）的北京，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的焦灼。
这年是农历甲申年，中法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
清军在越南战场节节败退的消息，像一块巨石砸进本就暗流涌动的清廷中枢。
“太后，法军已经攻进了镇南关，速速定夺！”
谁也没想到，这场败仗最后竟成了慈禧太后手里的一把刀，砍向了以恭亲王奕欣为首的军机处——
这就是后来被称作“甲申易枢”的权力洗牌，一场不动声色，却震彻朝野的“宫廷政变”悄然展开。
【慈禧借题发挥】
恭亲王奕欣主持军机处多年，虽说搞洋务、办外交有两把刷子，但跟慈禧的关系早就一言难尽。
最初慈禧看中他的能力，如今嫌他碍事。奕欣则嫌慈禧手伸的太长，两人明里暗里较劲多年。
中法战争的北宁战败，正好给了慈禧发作的理由。
1884年4月8日，慈禧阴沉着脸召集御前会议，当着光绪帝的面，甩出一道措辞严厉的懿旨：
“恭亲王奕欣，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靡因循，
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着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乖乖！慈禧一口气，把奕欣和他手下的宝鋆、李鸿藻等军机大臣全给撸了。
理由？
“办事不力”
“贻误战机”。
奕欣跪在小皇帝面前，一句话也不敢说。
让冯子材回撤的是慈禧下的命令，与法国人签订的合约是李鸿章。
如今败了，国人舆论沸腾，板子却打在我的屁股上，还有天理吗？
奕欣委屈的要死！
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哪是追责，分明是借题发挥——
奕欣这帮人跟慈禧政见不合，早就成了她揽权的绊脚石，这下，总算找到由头将他一脚踢开。
【削弱奕欣权力的过程】
辛酉政变后，慈禧羽翼未丰、经验不足，需要借助奕欣处理政务，
以稳定朝局，巩固自身地位，两人迎来了一段相对协调的时期。
奕欣凭借其能力与威望，被封为议政王，在军机处领班，权倾一时。
然而，权力的诱惑是巨大的，慈禧的野心不断膨胀，与奕欣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大。
同治四年（1865年），在慈禧幕后支持下，蔡寿祺等人联名上疏弹劾奕欣，指责他揽权、徇私等罪状。
慈禧毫不客气，下旨免去了奕欣的议政王头衔和其他一切差事，只保留了恭亲王的爵位 。
这一事件是慈禧对奕欣权力的首次重大打击。
后来在满清宗室劝说下，慈禧最终同意恭亲王复职，
但议政王头衔再未恢复，奕欣权力顿减，地位下降。
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太后突然暴卒。
此前，慈安太后在一定程度上对慈禧起到了制衡作用，
如今慈禧失去了唯一能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物，
随着光绪帝继位，醇亲王奕譞地位逐渐提升，作为光绪帝的生父，
奕譞与慈禧关系更为紧密，这使得慈禧在与奕欣的权力相争中逐渐占据上风。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这成为了慈禧彻底扳倒奕欣的绝佳契机。
【一群听话的人】
赶走了奕欣，慈禧得换上自己信得过的人。新的军机处班子堪称“量身定做”：
领头的是礼亲王世铎，这人没啥野心，最大的优点就是“乖，听话”，凡事都先看慈禧脸色。
实际操盘的是光绪帝的亲爹醇亲王奕譞，别看他平时低调，却是慈禧的“自己人”。
当年正是这个慈禧的妹夫，主动把儿子送进宫当皇帝，换来了慈禧的绝对信任。
还有庆亲王奕匡，这个王爷是慈禧刚入宫时的写家书先生。
奕匡的毛笔字写的特棒，慈禧总是让他给家里写信，如今慈禧算是报恩，把他拉进了权力中枢。
这帮人能力未必多强，但胜在对慈禧忠心耿耿，绝不敢像奕欣那样跟她叫板。
新班子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表忠心：以后朝廷大事，不管大小，都得先请示慈禧，她点头了才算数。
这下，慈禧彻底把中枢权力攥在了自己手里，再也无人能制衡慈禧，晚清“太后专政”进入了新阶段。
这场“易枢”看着是因战事而起，实则是慈禧谋划多年的权力布局。
奕欣当年帮她发动“辛酉政变”夺了权，可翅膀硬了之后就想搞“制衡”，时不时跟慈禧唱反调。
慈禧早就想换血，只是缺个机会。
中法战争的败仗，正好成了“清君侧”的完美借口。
既清理了不听话的旧臣，又能对外摆出“整顿吏治、一心抗敌”的姿态，
还能把权力牢牢抓在手里——一石三鸟，这操作堪称晚清权力斗争的“教科书案例”。
只不过，这场政变虽然让慈禧如愿掌权，却也把一群缺乏远见“听话者”推上了高位。
后来甲午战争的惨败、清末改革的混乱，多少都能从这次“甲申易枢”里找到源头。
毕竟，对统治者来说，“听话”或许比“能干”更重要，但对一个国家来说，这往往是灾难的开始。
【康有为第一个上书】
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北京，秋风卷着落叶掠过琉璃瓦，也卷来了一个广东举人的焦虑。
这人叫康有为，广东南海人，此时刚过而立之年——31岁，正攥着一叠写得密密麻麻的文稿，在紫禁城外围打转。
他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给光绪皇帝上书，逼着这个年轻的天子变法。
这时候的康有为，还不是后来呼风唤雨的“维新领袖”，只是个刚考完顺天乡试的举子。
按规矩，举人没有直接给皇帝递奏折的资格，想让奏折送进养心殿，得托关系找高官代转。
可他写的东西，字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痛骂朝廷守旧误国，说列强正磨刀霍霍要瓜分中国，
逼着皇帝必须立刻改制度、开言路、选贤能——这哪里是上书，简直是给沉睡的大清扔了个炸雷。
他先找到自己的老师、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盛昱，把文稿递了上去。
盛昱看完直嘬牙花子：“这话说得太冲了，递上去怕是要掉脑袋！”婉拒了。
康有为不死心，又托人找了几位朝中大臣，结果不是被拒就是提醒他小心：
“年轻人，朝廷的事轮不到你一个举人操心。”
其实大臣们怕的不是康有为，是怕奏折里的内容。
当时中法战争刚结束没几年，朝廷上下还在“粉饰”太平，康有为却直接戳破“盛世”的假象，
说“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还敢提“变法”——这在守旧派眼里，跟谋反差不多。
31岁的康有为，站在寒风里看着紧闭的宫门，手里的《上清帝第一书》被攥得发皱。
他明明看见国家在往下滑，却连皇帝的面都见不着。
最后，这封凝聚着他满腔热血的上书，硬是没能递到光绪手里，被死死卡在了中间环节。
但他没白折腾。这事儿在士大夫圈子里传开了，有人骂他“狂生”，也有人佩服他的胆量。
广东南海来的康有为，就这么凭着一封没送出去的奏折，在京城刷出了“存在感”。
谁也没想到，这个31岁四处碰壁的举子，十几年后会搅动整个晚清的风云。
而这次上书，就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虽没掀起浪花，却已悄悄打破了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