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五凤二至四年：王朝诸事的跌宕起伏
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
春天正月，宣帝前往甘泉宫，在泰畤祭祀天神。
车骑将军韩增去世。五月，将军许延寿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大将军。
丞相丙吉年事已高，宣帝很敬重他。萧望之却一直看不起丙吉，宣帝因此不太高兴。丞相司直上奏说萧望之对待丞相的礼节傲慢无礼，还派官吏为自己买卖，私自增加财产共十万零三千，请求将他逮捕治罪。秋天八月壬午日，宣帝下诏将萧望之降职为太子太傅，任命太子太傅黄霸为御史大夫。匈奴呼韩邪单于派他的弟弟右谷蠡王等人向西袭击屠耆单于的屯兵，斩杀和掳掠了一万多人。屠耆单于得知后，亲自率领六万骑兵攻打呼韩邪单于。结果屠耆单于战败，自杀身亡。都隆奇就和屠耆单于的小儿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逃归汉朝。车犁单于向东投降了呼韩邪单于。冬天十一月，呼韩邪单于的左大将乌厉屈和他的父亲呼速累乌厉温敦，看到匈奴内乱，率领部下数万人投降汉朝。汉朝封乌厉屈为新城侯，乌厉温敦为义阳侯。这时，李陵的儿子又拥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呼韩邪单于将其捕杀，于是又回到单于王庭，但此时他的部众只有几万人。屠耆单于的堂弟休旬王自立为闰振单于，在西边；呼韩邪单于的哥哥左贤王呼屠吾斯也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在东边。
光禄勋平通侯杨恽，廉洁没有私心，但他喜欢夸耀自己的品行和才能，而且性格刻薄，爱揭发别人的隐私，因此在朝廷中招来很多怨恨。他与太仆戴长乐产生了矛盾。有人上书告发戴长乐的罪行，戴长乐怀疑是杨恽指使的，也上书告发杨恽，说：“杨恽上书为韩延寿辩护，郎中丘常对杨恽说：‘听说您为韩冯翊辩护，他能活命吗？’杨恽说：‘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刚直的人未必能保全自己！我都自身难保，就像人们说的“老鼠因为嘴里衔着东西，所以不能进洞”。’杨恽又对我戴长乐说：‘正月以来，天气阴沉不下雨，这是《春秋》里记载过的，也是夏侯胜说过的征兆。’”此事交给廷尉处理。廷尉于定国上奏说杨恽心怀怨恨，发表妖言，大逆不道。宣帝不忍心杀他，下诏将杨恽和戴长乐都贬为平民。
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
春天正月癸卯日，博阳定侯丙吉去世。
班固称赞说：古代确定名称，必定依据类似的事物，远的取之于万物，近的取之于自身。所以《经》中把君主比作头颅，臣子比作大腿和胳膊，表明他们是一个整体，相互依存。因此，君臣相互配合，是古今不变的道理，是自然而然的趋势。近看汉朝的丞相，汉高祖开创基业，萧何、曹参最为突出；汉宣帝中兴汉室，丙吉、魏相很有名声。当时，官员的升降有序，各种职责都得到治理，公卿大多称职，天下兴起礼让之风。考察他们的事迹，难道是徒有虚名吗！
二月壬辰日，黄霸担任丞相。黄霸的才能擅长治理百姓，等到做了丞相，他的功名就不如在地方治理郡县时那么显着了。当时，京兆尹张敞家的鹖雀飞到丞相府聚集，黄霸以为是神雀，商议着要奏报宣帝。张敞上奏弹劾黄霸说：“我看到丞相召集二千石官员、博士，共同询问各郡国上计的长史、守丞，了解他们为百姓兴利除害、实现教化的情况，并让他们逐条回答。那些提到有百姓耕田时互相谦让田界、男女走路分道、路上没人拾取遗失物品，以及推举出孝子、贞妇的，列为一类，先上殿汇报；能推举但说不出具体人数的，次之；没有制定条令教化的，排在最后。这些人向丞相叩头致谢，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都希望丞相认可他们的做法。长史、守丞回答时，我家的鹖雀飞到丞相府屋顶上，丞相及以下看到的有几百人。边境的官吏很多都认识鹖雀，问他们，他们却都假装不知道。丞相谋划着上奏说：‘我询问上计的长史、守丞关于推行教化的情况，皇天就降下神雀。’后来知道这鹖雀是从我家飞来的，才停止上奏。郡国的官吏私下里笑话丞相仁厚有智谋，却轻信这种怪异之事。我张敞不敢诋毁丞相，实在是担心群臣没人说明真相，而长史、守丞害怕丞相的旨意，回去后抛弃国家法令，各自搞一套私人的条令教化，争着夸大其词，使淳朴的风气变得浮薄，大家都做表面功夫，有名无实，导致风气败坏，懈怠政务，严重的还会滋生邪恶。假如京城率先出现耕田谦让田界、男女分道走路、路不拾遗的现象，实际上对人们的廉洁与贪婪、贞洁与淫乱的品行并没有什么益处，却用虚假的表象来引导天下，这可不是好事。要是诸侯先出现这种虚假现象，虚假的名声超过京城，那可不是小事。汉朝承接前代的弊端，进行变革，制定律令，用来劝善禁奸，条文已经详尽完备，不能再增加了。应该让大臣明确告诫长史、守丞，回去告诉郡守，推举三老、孝悌、力田、孝廉、廉吏，务必推举到合适的人，各郡都要依据法令行事，不得擅自制定条令教化；胆敢心怀欺诈来骗取名誉的，一定要先受惩罚，以此明确善恶标准。”宣帝赞赏并采纳了张敞的建议，召见上计吏，让侍中依照张敞的意思进行告诫。黄霸感到十分惭愧。
此外，乐陵侯史高凭借外戚的身份担任侍中，地位尊贵。黄霸举荐史高可以担任太尉。宣帝派尚书召来黄霸询问：“太尉这个官职已经废除很久了。宣扬教化，了解民间隐情，使监狱没有冤案，地方没有盗贼，这是你的职责。将相的任用，是我来决定的。侍中、乐陵侯史高，是我身边的近臣，我很了解他，你为什么越职举荐他呢？”尚书令听了黄霸的回答后，黄霸摘下帽子谢罪，过了几天，此事才决定下来。从此以后，黄霸不敢再随意举荐他人。然而，自汉朝建立以来，说到治理百姓的官吏，黄霸是最为突出的。三月，宣帝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减少天下百姓的人头税，赦免死刑以下的罪犯。六月辛酉日，任命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设置西河、北地属国，用来安置匈奴的降者。广陵厉王刘胥派女巫李女须诅咒宣帝，祈求自己能成为天子。事情败露后，他用药毒死女巫和二十多名宫女来灭口。公卿请求诛杀刘胥。
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
春天，刘胥自杀。
匈奴单于向汉朝称臣，派弟弟谷蠡王入朝侍奉。因为边塞没有敌寇，减少了十分之二的戍边士兵。
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说：“近年来连续丰收，粮食价格低，农民获利少。按照旧例，每年要从关东漕运四百万斛谷物供给京城，需动用士卒六万人。现在应该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购买谷物，就足够供应京城，这样可以减少一半以上从关东来的漕运士卒。”宣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耿寿昌又上奏说：“让边境各郡都修筑粮仓，粮食价格低时就提高价格收购，以利于农民；粮食价格高时就降低价格出售，这种粮仓叫做常平仓。”百姓觉得这样很便利。宣帝于是下诏赐给耿寿昌关内侯的爵位。
夏天四月辛丑日初一，发生日食。
杨恽失去爵位后，在家中经营产业，靠财富来娱乐。他的朋友安定太守西河人孙会宗写信给他，劝谏告诫他，说“大臣被罢黜后，应当闭门不出，表现出惶恐的样子，让人觉得可怜；不应该经营产业，结交宾客，获得称赞。”杨恽是宰相的儿子，有才能，年轻时就在朝廷中崭露头角，一朝因为含糊不清的言语被罢黜，心里不服气，就给孙会宗回信说：“我自己想来，过错已经很大了，品行也有亏欠，本想着就当一辈子农民了，所以亲自带领妻子儿女，努力耕田养蚕，没想到还会因为这个被人指责！人之常情中无法抑制的事，圣人也不会禁止，所以说君主、父亲是最尊贵、亲近的人，为他们送终，也有结束的时候。我获罪已经三年了，在田家中劳作辛苦，逢年过节，烹羊烤羔，喝点酒自我慰劳，酒后耳热，仰天击缶，呜呜唱歌，歌词是：‘在南山耕田，地里荒芜没人管；种了一顷豆子，最后只剩下豆秸。人生就是要及时行乐，等待富贵要等到什么时候？’我确实是过度放纵，没意识到这样不可以。”杨恽哥哥的儿子安平侯杨谭对杨恽说：“你的罪很轻，又有功劳，可能还会被起用！”杨恽说：“有功劳又有什么用！皇上不值得为他尽力。”杨谭说：“皇上确实是这样。司隶校尉盖宽饶、左冯翊韩延寿都是尽力做事的官吏，却都因事被杀。”正好发生日食这种异常现象，驺马猥佐成上书告发“杨恽骄纵奢侈，不知悔改。日食的灾祸，就是这个人导致的。”奏章交给廷尉处理，廷尉查验时，搜到杨恽给孙会宗的信，宣帝看了很厌恶。廷尉判处杨恽大逆不道之罪，腰斩；他的妻子儿女被流放到酒泉郡；杨谭也因此被免为平民，那些在职与杨恽关系很好的人，如未央卫尉韦玄成和孙会宗等，都被免官。
司马光评论说：以汉宣帝的英明，魏相、丙吉担任丞相，于定国担任廷尉，然而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的死，都不能让众人信服，实在可惜啊，这对善政的损害太大了！《周官》中司寇的法律，有对贤能之人进行评议减免刑罚的规定。像赵广汉、韩延寿治理百姓，能说他们没有才能吗！盖宽饶、杨恽刚直不阿，能说他们不贤德吗！既然如此，即使他们有死罪，也应该宽恕，何况他们的罪行不至于处死呢！扬雄认为韩延寿指责萧望之是臣子的失误。然而，导致韩延寿冒犯上司的原因，是萧望之刺激了他。皇上不查明真相，却让韩延寿独自承担罪责，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匈奴闰振单于率领部众向东攻打郅支单于。郅支单于迎战，杀死闰振单于，吞并了他的军队，接着进攻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兵败逃走，郅支单于占据了单于王庭。
评论
汉宣帝五凤二至四年，王朝内外局势多变，诸多事件影响深远。
在朝堂政治方面，官员的任免、升降以及相互间的矛盾冲突不断。萧望之因对丙吉的态度及一些不当行为被降职，反映出官场内部的微妙关系与权力制衡。黄霸从治理地方的能臣升任丞相后，却在一些事情上表现欠佳，凸显出不同职位所需能力的差异，以及官场中求真务实风气的重要性。而黄霸越职举荐史高遭宣帝质问，表明在政治体制中，职责分工明确的重要性。这些事件都体现出宣帝时期对官员行为规范和职责履行的重视，以维护朝堂秩序与统治稳定。
经济政策上，耿寿昌提出的减少漕运士卒及设立常平仓的建议，是有利于国家经济与民生的举措。减少漕运可节省人力物力，常平仓通过调节粮价，保障了农民利益，稳定了市场，展现出这一时期在经济管理上的积极探索与创新，对后世经济政策的制定也有借鉴意义。
对外关系上，匈奴内部的分裂与争斗愈发激烈，多位单于并立且相互攻伐，势力此消彼长。呼韩邪单于虽历经波折，但仍在匈奴局势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向汉朝称臣，这既反映出匈奴内部的混乱，也体现了汉朝在当时的强大影响力，使得匈奴在政治上对汉朝有所倚重，边疆局势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减少了戍边兵力。
人物命运方面，杨恽的遭遇令人唏嘘。他虽有才能且廉洁，但性格缺陷使他在官场树敌众多，最终因言语不慎及他人告发而获罪。这一事件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反映出当时官场的复杂与严苛，言论管控较为严格，官员稍有不慎就可能身败名裂。同时，司马光对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等人之死的评论，也引发人们对当时司法与政治环境的反思，贤能之士未能得到公正对待，对国家善政的推行产生了负面影响。
总体而言，这三年间的各种事件相互交织，全方位地展现了汉宣帝时期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状况，这些举措与变化对西汉王朝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世研究古代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