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寿元年（公元155年，乙未年）
春天，正月戊申日，皇帝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二月，司隶地区和冀州发生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
太学生刘陶向皇帝上书陈述事情说：“老天爷和皇帝，皇帝和百姓，就好比头和脚，是相互依存、共同行动的。陛下您既看不到百姓艰难困苦的状况，也听不到战争带来的动荡之声，天灾没让您亲身感受到痛苦，日食、地震也没直接损害到您的身体，所以您轻视日月星辰的异常变化，不把上天的愤怒当回事。想想高祖当初创业，从普通百姓起家，集合离散的人，救治受伤的人，历经艰辛才成就帝业，那可是相当勤奋努力了。他把福泽和皇位传给了陛下您。可陛下您既不能弘扬先帝的治国之道，还忽视高祖创业的艰辛，随意把权力交给他人，把国家大权托付出去，使得一群奸恶的小人，肆意残害百姓。这就好比让虎豹在猎场上安了家，豺狼在春天的园林里哺育幼崽，做生意的人含冤而死，贫穷饥饿的人成为饥寒之鬼，死去的人在坟墓中悲伤，活着的人在朝野上下忧愁，这就是让我深深叹息的原因啊！再说秦朝快要灭亡的时候，直言进谏的人被杀，阿谀奉承的人受赏，忠言被堵在忠臣的嘴里，国家命运却由奸臣掌控，让阎乐在咸阳专权，把车府令的大权交给赵高，皇帝权力没了都不知道，威严丧失了也不在意。从古到今道理都是一样的，成功和失败的形势也相似，希望陛下您能看看秦朝的灭亡，再看看西汉哀帝、平帝时的变故，这样得失就很清楚，祸福也能预见了。我还听说，国家危急时没有仁爱之心就无法挽救，社会混乱时没有智慧就不能拯救。我觉得以前的冀州刺史南阳人朱穆、前乌桓校尉我的同郡人李膺，他们都品行端正、清正廉洁，品德高尚超凡脱俗，实在是国家中兴的好帮手，是国家的栋梁之臣，应该让他们回到朝廷，辅佐王室。我在这个忌讳直言的朝廷，大胆说出不合时宜的话，就像冰霜见到太阳，肯定会消失。我一开始为天下的悲惨而悲伤，现在天下人大概也会为我的愚昧感到可悲吧。”奏章呈上去后，皇帝没有理会。
夏天，南阳发生大水灾。
司空房植被免职，任命太常韩演为司空。
巴郡、益州郡发生山崩。
秋天，南匈奴的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人造反，进犯美稷，东羌也全部响应。安定属国都尉敦煌人张奂刚到任，军营里只有二百来人，听到消息后，马上带兵出发。军吏们觉得兵力敌不过，磕头劝阻他。张奂不听，于是进军驻扎在长城，召集士兵，派将领王卫去招降东羌，趁机占据龟兹县，让南匈奴无法和东羌联系。东羌的各部落首领于是一起和张奂攻打左薁鞬台耆等人，把他们打败了。且渠伯德十分害怕，带着他的部众投降，郡内得以安宁。羌人的首领们送给张奂二十匹马、八枚金鐻。张奂当着羌人的面把酒洒在地上说：“就算马多得像羊一样，我也不会把它们放进马厩；就算金子多得像粟米一样，我也不会把它们放进怀里。”把这些礼物都还给了羌人。在此之前的八位都尉大多贪图财物，让羌人深受其苦，到张奂这里，他自身正直廉洁，羌人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他的威望和教化得到广泛推行。
永寿二年（公元156年，丙申年）
春天三月，蜀郡属国的夷人造反。
当初，鲜卑族有个叫檀石槐的，勇猛健壮又有智谋，部落的人都敬畏服从他。他制定法律禁令，评判是非曲直，没人敢违抗，于是被推举为部落首领。檀石槐在弹污山、歠仇水建立王庭，距离高柳以北三百多里，兵力强盛，东部和西部的部落首领都来归附。他向南侵扰边境，向北抵御丁零，向东击退夫馀，向西攻打乌孙，占据了匈奴原来的全部领地，东西长达一万四千多里。秋天七月，檀石槐进犯云中。朝廷任命原乌桓校尉李膺为度辽将军。李膺到了边境，羌人和胡人听到他的威名都很害怕，之前掳掠的男女，都送到边塞归还。
公孙举、东郭窦等人聚集了三万人，进犯青州、兖州、徐州，破坏郡县。朝廷连年征讨，都没能取胜。尚书挑选能治理复杂难办局面的人，让司徒掾颍川人韩韶担任嬴县县长。贼人听说韩韶贤能，相互告诫不要进入嬴县境内。其他县的一万多户流民进入嬴县，韩韶打开粮仓救济他们，负责管理粮仓的人都争着说不行。韩韶说：“救活那些快饿死的人，就算因此获罪，我也死而无憾。”太守向来知道韩韶的名声和品德，最终没有追究他的责任。韩韶和同郡的荀淑、钟皓、陈寔都曾担任过县长，所到之处都以施行德政着称，当时的人把他们称作“颍川四长”。
当初，鲜卑进犯辽东，属国都尉武威人段颎率领部下快速赶去。之后担心贼人受惊逃走，就派驿站的骑兵假装带着皇帝的诏书召回段颎，段颎在路上假装撤退，暗中在返回的路上设下埋伏。敌人信以为真，就进去追击段颎，段颎趁机大举发兵，把敌人全部斩杀俘获。段颎因为伪造诏书，本该判处重刑，因为有战功，被判司寇刑。服刑期满后，被任命为议郎。到这时，皇帝下诏，因为东方盗贼猖獗，让公卿推举有文才武略的将帅。司徒尹颂推荐段颎，段颎被任命为中郎将，攻打公孙举、东郭窦等人，大获全胜，斩杀敌人一万多级，其余党羽投降或逃散。段颎被封为列侯。
冬天十二月，京城发生地震。
封梁不疑的儿子梁马为颍阴侯，梁胤的儿子梁桃为城父侯。
评论
这段史料记录了汉桓帝永寿元年至二年的历史，展现了东汉王朝在内外交困中的挣扎。一边是统治核心的腐朽僵化，一边是地方官员与边疆将领的零星自救，这种撕裂感正是王朝衰落期的典型特征：
顶层统治的麻木与危机的全面爆发
司隶、冀州“人相食”的惨状，是东汉社会危机的顶点。太学生刘陶的上疏直击要害：他将“天-帝-民”比作“头-足”，痛斥桓帝“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国柄”，让宦官“芟刈小民”，致使“货殖者为穷冤之魂，贫馁者作饥寒之鬼”。这番话戳破了统治的虚伪——当皇帝沉迷享乐、无视百姓死活，当权力成为宦官掠夺的工具，“人相食”就不再是天灾，而是体制性的谋杀。
但刘陶的劝谏“书奏不省”，与此前朱穆、杨秉等人的遭遇如出一辙。这说明顶层统治集团已陷入“集体麻木”：他们既无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无面对危机的意愿，只能在“赦天下”“改元”等形式主义中自欺欺人。而“封梁不疑子、梁胤子为侯”的操作，更暴露了权力的本质——即便王朝摇摇欲坠，外戚集团仍在抓紧瓜分利益，这种“末日狂欢”加速了人心的离散。
边疆与地方的“自救式”维稳
与中央的腐朽形成对比的，是部分地方官员的务实作为，他们的努力虽无法扭转大局，却为王朝续了一丝生机：
张奂治羌：面对南匈奴与东羌的联合叛乱，张奂以二百人兵力主动出击，用“招诱东羌、切断联系”的策略瓦解敌军，更以“马如羊不入厩，金如粟不入怀”的清廉打破“八都尉好财货”的恶习。他的成功证明：边疆动荡的根源往往不是外敌太强，而是官员太贪。当权力者守住“不与民争利”的底线，便能赢得人心——这种“以廉立信”的治理智慧，恰是中央集团最缺乏的。
李膺镇边：李膺任度辽将军后，“羌、胡皆望风畏服”，甚至主动送还此前掠夺的人口。这并非单纯靠武力，而是源于他一贯的“贞高绝俗”的名声。在“边将多贪暴”的背景下，李膺的“威”来自于“信”，这种“以德服人”的威慑力，比十万大军更有效。
韩韶救民：面对公孙举起义的波及，嬴长韩韶“开仓赈流民”，一句“长活沟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道尽了乱世中基层官员的担当。他与荀淑、钟皓、陈寔并称“颍川四长”，其“德政”的本质，是在制度失效后，用个人道德填补治理空白——这种“人治”的微光，恰恰反衬出“法治”的彻底崩坏。
段颎平叛：段颎用“诈为玺书设伏”的险招大破鲜卑，又以武力镇压公孙举起义，展现了“能吏”的实用主义。他因“诈玺书”获罪却因功复用，反映了王朝的无奈：当常规手段失效，只能依赖“非常规人才”，这种“饮鸩止渴”的用人逻辑，埋下了后来军阀割据的隐患。
外患升级：鲜卑崛起与边疆新威胁
檀石槐统一鲜卑并“尽据匈奴故地”，是东汉后期最致命的外患。与此前匈奴的松散不同，檀石槐“施法禁，平曲直”，建立了相对严密的部落联盟，其“东西万四千馀里”的势力范围，对汉朝边疆形成全方位压迫。云中之战只是开始，这个新兴力量的崛起，不仅挤压了汉朝的生存空间，更暴露了汉军战斗力的衰退——当中央将资源用于内斗，边疆的防御早已空心化。
而公孙举、东郭窦起义“聚众至三万”，则是内部矛盾的总爆发。这些“盗贼”并非天生叛逆，而是“饥穷流冗”后的被迫反抗。韩韶的“贼不入嬴境”与段颎的“大破斩之”，代表了应对民变的两种思路：前者靠“安抚”，后者靠“镇压”。但王朝选择了段颎的方式，却忽视了他成功的前提——韩韶们已经用“赈济”减少了叛乱的土壤。单纯依赖武力，终究是“扬汤止沸”。
历史的吊诡：个体闪光与体系沉沦
这两年的历史充满了吊诡：张奂、李膺、韩韶等人的努力，证明王朝并非无可救药；但中央的持续腐朽，又让这些努力沦为“局部修补”。刘陶上疏中“古今一揆，成败同势”的警告，直指核心问题——当权力被宦官、外戚垄断，当“忠言逆耳、谀言得利”成为常态，即便有再多贤才，也无法挽救体系的崩塌。
鲜卑的崛起、民变的蔓延、边疆的动荡，本质上都是“中央失能”的连锁反应。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局部的健康无法阻止整体的衰败。永寿年间的这些故事，不过是东汉灭亡前的“预演”——当个体的道德与能力，再也托不起腐朽的体系时，崩塌就只是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