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宁元年（公元275 年，乙未年）
春天，正月戊午初一，朝廷宣布大赦天下，还改了年号。
在吴国，有人挖地挖到一把银尺，上面刻着字。吴主一看，也跟着大赦天下，把年号改成天册。
吴国中书令贺邵中风，说不了话，离职好几个月了。吴主怀疑他装病，就把他抓起来关到藏酒的地方，严刑拷打了上千次，贺邵愣是一个字都没说。最后吴主让人用烧红的锯子锯断他的头，还把他家人流放到临海。楼玄的子孙也被吴主给杀了。
夏天，六月，鲜卑拓跋力微又派他儿子沙漠汗来进贡。沙漠汗准备回去的时候，幽州刺史卫瓘上表请求把他留下，还偷偷用金子贿赂拓跋部的各位首领，想离间他们的关系。
秋天，七月甲申这天是月底，发生了日食。
冬天，十二月丁亥，晋朝追尊司马懿的庙为高祖，司马师为世宗，司马昭为太祖。
这一年，闹起了大瘟疫，洛阳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得上万了。
咸宁二年（公元276 年，丙申年）
春天，令狐丰去世，他弟弟令狐宏接着上位，杨欣出兵把令狐宏给砍了。
晋武帝生了场重病，好不容易好了，大臣们都来给他庆祝。武帝下诏说：“每次想到因为瘟疫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就特难受。我哪能因为自己病好了，就忘了老百姓的艰难呢！”那些来送礼庆贺的，都被他拒绝了。
当初，齐王司马攸很受司马昭宠爱，司马昭每次见到司马攸，就拍着床喊他小名说：“这是桃符的座位啊！”好几次差点就把司马攸立为太子了。司马昭临死前，给晋武帝讲了汉淮南王、魏陈思王的事儿，边讲边哭，还拉着司马攸的手交给武帝。太后临死的时候，也流着泪对武帝说：“桃符性子急，你当哥哥的要是不慈爱点，我要是不行了，真怕你容不下他。我把他托付给你，你可别忘了我的话！”等武帝病重的时候，朝廷内外都觉得司马攸会是下一任皇帝。司马攸的妃子，是贾充的大女儿。河南尹夏侯和就对贾充说：“你这俩女婿，跟你亲疏都差不多。立人当以品德为重啊。”贾充没回应他。司马攸一直讨厌荀勖和左卫将军冯紞谄媚的样子，荀勖就指使冯紞去跟武帝说：“陛下之前生病一直不好的时候，齐王很受公卿百姓拥护，太子就算想把皇位让给齐王，他能躲得过去吗？应该把齐王送回封国，这样国家才能安稳。”武帝暗中采纳了这个建议，就把夏侯和调任光禄勋，还夺了贾充的兵权，不过贾充的地位待遇没变化。
吴国施但造反那事儿，有人向吴主打小报告，说京下督孙楷没及时去平叛，脚踏两条船。吴主就多次责备孙楷，还把他召回朝廷，让他担任宫下镇、骠骑将军。孙楷心里害怕啊，夏天六月，就带着老婆孩子跑来投降晋国。晋国封他为车骑将军，丹杨侯。
秋天，七月，有人跟吴主说：“临平湖从汉朝末年就淤塞了，老人们都说：‘这湖要是堵着，天下就乱；这湖要是通了，天下就太平。’最近这湖无缘无故突然就通了，这是天下要太平，咱吴国要去洛阳一统天下的祥瑞啊。”吴主就拿这事儿问奉禁都尉历阳人陈训，陈训回答说：“我就会看看天象啥的，这湖为啥堵塞为啥开通，我可搞不明白。”等他退下后，跟朋友说：“说啥去洛阳，恐怕是要去投降，可不是啥吉祥事儿。”
又有人献上一块小石刻，上面刻着“皇帝”俩字，说是在湖边捡到的。吴主一听，又大赦天下，把年号改成天玺。
湘东太守张咏不按规定交算缗钱，吴主派人就在当地把他砍了，还把脑袋拿到各个郡去示众。会稽太守车浚为官清廉，政绩也不错，赶上郡里闹旱灾饥荒，就上表请求朝廷赈济百姓。吴主却觉得他这是收买人心，派使者去把车浚脑袋砍了。尚书熊睦稍微劝了几句，吴主就拿刀柄把他给砸死了，死的时候身上没一块好地方。
八月己亥，晋朝任命何曾为太傅，陈骞为大司马，贾充为太尉，齐王司马攸为司空。
吴国历阳山有七个孔并排着，孔里面是黄红色的，当地人叫它石印，还传言说：“石印封条揭开，天下就太平。”历阳的长官上奏说石印封条开了，吴主就派使者用太牢的礼节去祭祀。使者搭了个高梯子爬到石头上，用朱砂在上面写：“楚有九州渚，吴为九州都。扬州人，做天子，四代治，太平始。”回来后报告给吴主。吴主高兴坏了，封历阳山的山神为王，还大赦天下，把第二年的年号改成天纪。
冬天，十月，任命汝阴王司马骏为征西大将军，羊祜为征南大将军，两人都可以开府征召僚属，礼仪规格和三司一样。
羊祜上疏请求攻打吴国，说：“先帝西边平定了巴蜀，南边和吴国讲和，就盼着天下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可吴国又背信弃义，边境又开始打仗了。虽说朝代命运是上天决定的，但功业还得靠人来完成。不大举出兵把吴国灭了，这战争就没个头，老百姓就得一直服兵役。当初蜀国平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吴国也该跟着灭亡，从那到现在，都十三年了。谋划的事儿虽然多，但决策得果断啊。那些靠着地势险要得以保全的，是因为双方势均力敌。要是力量悬殊，就算有险要地势，也守不住。蜀国地势够险要吧，都说一个人拿着戟，一千人都攻不上去。可咱们进兵的时候，根本没遇到啥像样的抵抗，一路势如破竹，直接打到成都，汉中那些城的守军，都像鸟一样躲着不敢出来，不是他们不想打，实在是实力不允许啊。等刘禅投降，那些营堡一下子就散了。现在长江、淮河的险要，比不上剑阁，孙皓比刘禅还残暴，吴国百姓比巴蜀百姓还困苦，而咱们大晋的兵力比以前更强大。不在这时候统一天下，还继续对峙，让天下百姓因为打仗吃苦，经历盛衰变化，这可不是长久之计。现在要是派梁州、益州的军队水陆并进，荆州、楚地的军队进逼江陵，平南将军、豫州的军队直指夏口，徐州、扬州、青州、兖州的军队会师秣陵，就吴国那点地儿，哪能抵挡天下这么多军队，到时候他们兵力分散，到处都吃紧。咱们再从巴蜀、汉水派出奇兵，趁他们空虚的地方进攻，只要一处被攻破，他们上下就会大乱，就算有聪明人，也没法给吴国出主意了。吴国靠着长江建国，东西绵延几千里，要防备的地方太多，根本没法安宁。孙皓这人任性胡来，对下面人猜忌心又重，将领在朝廷里担惊受怕，士兵在外面吃苦受累，他们根本没有长治久安的打算，也没个坚定的信念。平常日子，就有人想着跳槽，等咱们大军压境，肯定有人投降，他们根本没法齐心协力拼死抵抗，这是明摆着的事儿。而且吴国人性子急，打仗持久不了，他们的弓弩戟盾也比不上咱们中原，就水战还凑合。可咱们一旦打进他们境内，长江就不再是他们的屏障，他们只能退回城里，放弃长处，跟咱们拼短处，根本不是咱们的对手。咱们的军队深入敌境，人人都有拼死一战的决心，吴国人心里还得惦记家里，肯定都想逃跑。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咱们肯定能取胜。”晋武帝觉得羊祜说得太对了，很认同他的建议。但朝廷里讨论的时候，大家正为秦州、凉州的事儿发愁呢。羊祜又上表说：“吴国平定了，胡人自然就安定了，咱们得赶紧成就大功啊。”讨论的人大多不同意羊祜的观点，贾充、荀勖、冯紞尤其觉得不能攻打吴国。羊祜感叹说：“这天下不如意的事儿，十件里有七八件。老天给的机会不抓住，以后肯定后悔啊！”只有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和晋武帝想法一样，支持羊祜的计划。
丁卯日，晋武帝立杨氏为皇后，还大赦天下。这位皇后是之前元皇后的堂妹，长得漂亮，又有妇德。武帝刚要聘杨氏的时候，她叔父杨珧上表说：“从古到今，一个家族出两个皇后，就没有能保全宗族的。恳请陛下把我这表藏到宗庙里，以后要是真像我说的那样，希望能靠这个免祸。”武帝答应了。
十二月，任命皇后的父亲镇军将军杨骏为车骑将军，封临晋侯。尚书褚略、郭弈都上表说杨骏这人没什么大本事，不能担当国家重任，武帝不听。杨骏得意得不行，胡奋就对杨骏说：“你是靠着女儿更嚣张了啊！我看了这么多朝代，跟皇家结亲的，就没有不遭灭门的，只是早晚的事儿。”杨骏说：“你女儿不也在皇家吗？”胡奋说：“我女儿跟你女儿比，那就是个当丫鬟的命，能有啥影响！”
【内核解读】
咸宁元年（275年）至二年（276年）的这段历史，看似是魏晋交替后的一段平稳过渡期，实则暗藏着西晋统一与东吴覆灭的关键伏笔。透过史书中简练的记载，我们既能看到王朝更迭中权力博弈的残酷逻辑，也能窥见人性在政治漩涡中的挣扎与异化，更能发现决定历史走向的深层结构性矛盾。
权力游戏中的生存困境：君主猜忌与政治暴力
东吴的衰落轨迹在这两年中表现得尤为刺眼。吴主孙皓对重臣贺邵的残酷迫害，堪称专制皇权下政治暴力的典型缩影——因中风失语而去职的贺邵，只因君主的无端猜疑，便遭受\"掠考千数\"的酷刑，最终被\"烧锯断其头\"。这种近乎病态的猜忌心并非个例，对楼玄子孙的诛杀、对孙楷的逼仄，直至后来因湘东太守张咏拒缴算缗税而当场处斩、因会稽太守车浚请求赈灾而诬杀，一系列暴行暴露了孙皓统治的致命缺陷：用恐怖维系权力，终将被恐怖反噬。
相比之下，西晋朝堂的权力斗争则更具隐蔽性。晋武帝司马炎与齐王司马攸的储位暗争，交织着亲情伦理与政治算计。文帝临终托孤时特意提及\"汉淮南王、魏陈思王事\"，太后临终流涕的告诫，都暗示着曹魏宗室相残的历史阴影尚未散去。当晋武帝病重时，\"朝野皆属意于攸\"的舆论倾向，触发了权力保卫战——荀勖、冯紞以\"安社稷\"为名的离间之语，本质上是专制皇权下\"防患于未然\"的政治惯性。夏侯和一句\"立人当立德\"的进言，便换来职位变动，贾充兵权被夺却\"位遇无替\"，展现了司马炎在平衡各方势力时的精准与冷酷。
国运兴衰的镜像对照：战略远见与短视的博弈
羊祜在咸宁二年的伐吴上疏，堪称战略远见的典范。他敏锐地指出了三国末期的力量失衡：\"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盛于往时\"，更精准预判了东吴的致命弱点——孙皓的残暴导致\"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水战优势在多路进攻下将荡然无存。这份奏疏的价值不仅在于军事谋略，更在于其揭示的历史规律：当强弱之势已定，拖延决战只会徒增民困。羊祜\"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的感叹，道破了机遇窗口稍纵即逝的政治智慧。
而东吴的应对则充满了荒诞的自我欺骗。从\"银尺刻文\"改元天册，到临平湖开通附会\"青盖入洛\"的祥瑞，再到历阳山\"石印发\"的人为造假，孙皓政权陷入了\"祥瑞迷信\"的认知陷阱。奉禁都尉陈训私下坦言\"青盖入洛者，将有衔璧之事\"，揭示了清醒者的无奈——当统治者拒绝正视民生疾苦（如会稽旱灾）与政治危机（如施但之乱），转而求助于虚无缥缈的祥瑞时，其政权合法性的崩塌只是时间问题。这种用虚假符号掩盖现实矛盾的操作，恰与西晋羊祜的务实战略形成鲜明对比。
制度隐患与人性考验：西晋统一后的隐忧
咸宁二年的一系列人事安排，埋下了西晋日后动荡的伏笔。晋武帝立杨氏为后，其叔父杨珧\"一门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的预警，不幸预言了后来杨骏专权引发的\"八王之乱\"序幕。而晋武帝执意提拔\"小器\"的杨骏，即便尚书褚略、郭弈明确反对仍\"不从\"，暴露了专制皇权在任人唯亲上的制度性缺陷。胡奋与杨骏的对话\"历观前世，与天家婚，未有不灭门者\"，恰似对整个西晋命运的谶语——外戚与宗室的权力膨胀，终将成为王朝的掘墓人。
这段历史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贾充的角色。作为司马炎的亲信、齐王攸的岳父，他在储位之争中选择沉默，却仍难逃兵权被夺的结局。这种\"不粘锅\"式的政治生存策略，虽能暂时保全自身，却加剧了统治集团的离心。而荀勖、冯紞等\"倾谄\"之辈的得势，则印证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政治定律——当猜忌成为权力常态，忠诚与才干便会让位于投机与顺从。
历史启示：制度与人的双重困境
咸宁年间的这两段记载，如同一面双面镜：一面照见东吴在暴政与迷信中加速坠落的必然，一面映出西晋在权力平衡中埋下的隐患。孙皓的残酷与司马炎的权谋，本质上都是专制皇权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前者用暴力制造恐惧，后者用制衡维系稳定，但都未能解决核心问题：如何在权力集中的体制下实现长治久安。
羊祜的伐吴之策最终被搁置，看似因\"秦、凉为忧\"的现实考量，实则暴露了大一统前夕的决策困境：既得利益集团的惰性、对未知风险的恐惧、权力平衡的脆弱性，都可能让正确的战略错失时机。而东吴君臣对祥瑞的病态追逐，则警示着一个真理：当一个政权放弃正视问题而选择自我欺骗时，任何\"吉兆\"都不过是覆灭的倒计时。
这段历史留给现代的启示尤为深刻：权力需要制约而非猜忌，决策需要远见而非短视，治理需要务实而非迷信。西晋最终虽完成统一，却未能避免后来的动荡，恰因未能解决咸宁年间已显现的制度缺陷与人性弱点。历史的价值，正在于让我们从这些兴衰轨迹中，读懂权力、人性与文明的永恒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