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国的大司马刘曜去攻打上党，八月癸亥日，在襄垣把刘琨的人马打得落花流水。刘曜还想接着进攻阳曲，汉主刘聪赶紧派人跟他说：“长安还没拿下呢，这才是当务之急。”刘曜没办法，只好回师，驻扎在蒲坂。
陶侃和杜弢打得不可开交，杜弢派王贡出来叫阵，陶侃远远地跟他喊：“杜弢不过是益州的一个小官，挪用公款，老爹死了都不回去奔丧。你本来是个不错的人，跟着他瞎混啥呢！这世上哪有一辈子当贼的呀？”王贡刚开始还大大咧咧地把脚横搭在马背上，听陶侃这么一说，脸色都变了，赶紧把脚放下来。陶侃一看有戏，又派人去劝他，还剪下头发当信物，王贡就投降陶侃了。杜弢的队伍一下子就散了，他自己也逃跑了，结果死在了半路上。陶侃和南平太守应詹乘胜拿下长沙，整个湘州都平定了。丞相司马睿按照皇帝旨意，赦免了陶侃他们，还提拔王敦为镇东大将军，让他都督江州、扬州、荆州、湘州、交州、广州这六个州的军事，兼任江州刺史。从这时候起，王敦开始自己挑选任命刺史以下的官员，越来越嚣张跋扈。
一开始，王如投降的时候，王敦的堂弟王棱特别欣赏王如的勇猛，就跟王敦说，想把王如调到自己手下。王敦说：“这号人又狠又野，不好管，你性子急，容不下他，到时候别给自己惹祸。”王棱不听，一直坚持要，王敦只好答应。王棱把王如留在身边，对他特别好。结果王如老是跟王敦的其他将领比射箭、起争执，王棱就拿棍子揍他，王如觉得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后来王敦心里有了不臣之心，王棱每次都劝他别这么干。王敦讨厌王棱跟自己唱反调，就偷偷派人去激王如，让他杀了王棱。有一次大家喝酒，王如说要舞剑助兴，王棱同意了。王如舞着剑慢慢靠近王棱，王棱觉得不对劲，大声呵斥他，王如直接冲上去就把王棱给杀了。王敦听说后，假装很震惊，然后把王如也抓起来杀了。
早些时候，朝廷听说张光死了，就任命侍中第五猗为安南将军，监督荆州、梁州、益州、宁州四个州的军事，还让他当荆州刺史，从武关出发上任。杜曾到襄阳迎接第五猗，还给他侄子娶了第五猗的女儿，一下子聚集了上万人马，和第五猗分别占据汉水、沔水一带。
陶侃打败杜弢后，乘胜追击杜曾，有点小瞧杜曾。司马鲁恬劝他：“打仗之前，得先摸清对方将领的底细。现在您手下这些将领，没一个比得上杜曾的，可别轻敌啊。”陶侃不听，带兵把杜曾围困在石城。杜曾的军队大多是骑兵，他们偷偷打开城门，冲破陶侃的军阵，绕到后面，反过来攻打，陶侃的士兵死了好几百。杜曾本来打算去顺阳，走之前还下马向陶侃行礼，告辞后才离开。
当时荀崧都督荆州江北的军事，驻扎在宛城，杜曾带兵把他围住了。荀崧兵少，粮食也快吃完了，就想向老部下、襄城太守石览求救。荀崧的小女儿荀灌，才十三岁，带着几十个勇士，趁夜翻墙突围，一边打一边往前冲，终于跑到石览那儿。她还替荀崧写了封信，向南中郎将周访求救。周访派儿子周扶带三千人马，和石览一起去救荀崧，杜曾这才撤兵。
后来杜曾又给荀崧写信，说想讨伐丹水的贼寇，给自己将功赎罪，荀崧答应了。陶侃知道后，给荀崧写信说：“杜曾又凶又狡猾，就是那种传说中吃自己老妈的‘鸱枭’一样的人。这家伙不死，这地方就别想安宁，你可得记住我说的话！”荀崧觉得宛城兵力少，想靠杜曾当外援，没听陶侃的。杜曾又带着两千多流民去围攻襄阳，打了几天没打下来，只好又回去了。
王敦有个特别宠信的吴兴人叫钱凤，这家伙嫉妒陶侃的功劳，老是在王敦面前说陶侃坏话。陶侃打算回江陵，想着去王敦那儿给自己解释解释。朱伺和安定人皇甫方回劝他：“您要是去了，肯定回不来。”陶侃不听。到了之后，王敦果然把陶侃扣下，还把他降职为广州刺史，让自己的堂弟、丞相军咨祭酒王廙当荆州刺史。荆州的将领官吏郑攀、马俊等人去找王敦，上书请求留下陶侃，王敦生气了，不同意。郑攀他们觉得陶侃刚立了大功，却被降职，心里都气不过。而且他们觉得王廙这人脾气不好，很难共事，于是带着三千人驻扎在涢口，往西去迎接杜曾。王廙被郑攀等人袭击，逃到江安。杜曾和郑攀他们又往北迎接第五猗，一起对抗王廙。王廙带着各路军队去讨伐杜曾，结果又被杜曾打败。王敦怀疑郑攀是听了陶侃的指使，气得披甲持矛，好几次都想冲进去杀了陶侃，进去又出来，出来又进去。陶侃一脸严肃地说：“您这么果断的人，应该能决定天下大事，咋这点事儿还犹豫不决呢！”说完起身去厕所。咨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赶紧劝王敦：“周访和陶侃是亲戚，关系好得就像左右手，哪有砍了左手，右手没反应的道理！”王敦这才消了气，摆了丰盛的酒席给陶侃送行，陶侃连夜就出发了。王敦还把陶侃的儿子陶瞻招来当参军。
之前，交州刺史顾秘死了，州里的人就让顾秘的儿子顾寿接管州里的事务。结果帐下督梁硕起兵攻打顾寿，把他杀了，从此梁硕就独揽交州大权。王机因为自己是非法占据广州，怕王敦来收拾他，就想去交州。正好杜弘来投降王机，王敦就想借着王机的手去收拾梁硕。于是把招降杜弘算成王机的功劳，让他当交州刺史。王机到了郁林，梁硕就迎接前刺史修则的儿子修湛，让他代理州里的事务，阻挡王机。王机进不去，就和杜弘还有广州将领温邵、交州秀才刘沈商量，打算再回广州占据那儿。陶侃到了始兴，当地的人都说应该先观察观察形势，别轻易前进。陶侃不听，直接到了广州，结果发现各个郡县都已经迎接王机了。杜弘派人假装投降，陶侃看穿了他的计谋，出兵攻打杜弘，把他打败了，还在小桂抓住了刘沈。陶侃又派督护许高去讨伐王机，王机逃跑了，后来病死在路上，许高挖出他的尸体，把脑袋砍了下来。将领们都请求乘胜攻打温邵，陶侃笑着说：“我名声都这么响了，还用得着派兵吗！写封信就能搞定。”于是就写了封信劝降。温邵害怕了，撒腿就跑，结果在始兴被追上抓住了。杜弘也向王敦投降了，广州这才平定下来。
陶侃在广州没啥事儿干，每天早上就把一百块砖搬到书房外面，晚上又搬回书房里面。有人问他为啥，他说：“我还想着以后去中原干大事呢，现在太安逸了，怕到时候扛不住事儿，所以得自己找点事儿锻炼锻炼。”
王敦让杜弘当了将领，对他特别信任。
九月，汉主刘聪派大鸿胪给石勒送去弓箭，下诏书封石勒为陕东伯，允许他可以自行决定征伐的事儿，还能任命刺史、将军、地方官，封列侯，到年底把这些情况汇总上报就行。
汉国的大司马刘曜去攻打北地，朝廷下诏让麹允当大都督、骠骑将军去抵抗。冬天十月，任命索綝为尚书仆射，都督宫城的各项军事。刘曜先攻下冯翊，太守梁肃逃到万年。刘曜又转去攻打上郡，麹允只好放弃黄白城，把军队驻扎在灵武，因为兵力薄弱，不敢前进。
晋愍帝好几次向丞相司马保征兵，司马保身边的人都说：“毒蛇咬了手，壮士就得断腕。现在胡人贼寇正厉害呢，咱们不如先切断陇道，看看形势再说。”从事中郎裴诜反驳道：“现在蛇都咬到头了，头能断吗！”司马保这才让镇军将军胡崧担任前锋都督，不过要等各路军队集齐了才出发。麹允想带着皇帝去投奔司马保，索綝说：“司马保要是得到了皇帝，肯定会为了自己的私心行事。”于是就没去。从这以后，长安以西的地方，不再向朝廷进贡，官员们又饿又穷，只能去采野谷勉强维持生计。
凉州有个士兵叫张冰，捡到一个玉玺，上面刻着“皇帝行玺”，就把它献给张寔，手下的官员们都来祝贺。张寔说：“这东西不是臣子能留的。”就派人把玉玺送到长安去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于西晋末年至东晋初年的乱世纷争，勾勒出一幅各方势力博弈、英雄人物起落的历史画卷。在政权更迭、战乱频发的背景下，人性的复杂、权谋的诡谲与理想的坚守交织上演，为我们理解魏晋乱世提供了生动注脚。
军事博弈中的战略抉择与战术得失
汉赵政权内部的军事调度展现了战略优先级的考量。大司马曜在击败刘琨后欲乘胜进攻阳曲，却因汉主聪“长安未平，宜以为先”的指令转而屯兵蒲坂。这一决策反映了乱世中核心目标的聚焦原则——在多线作战时，必须明确主要矛盾，避免力量分散。这种战略取舍虽暂时搁置局部利益，却为全局布局奠定基础。
陶侃与杜弢、杜曾的战事则凸显了战术判断的重要性。陶侃凭借攻心之术劝降王贡，最终平定湘州，展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慧。他以“杜弢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的道德批判瓦解敌军心理防线，又以“截发为信”的郑重承诺巩固降者决心，将心理战运用得恰到好处。然而在对阵杜曾时，陶侃却因“轻曾之志”忽视司马鲁恬的劝谏，最终遭遇突袭失利。这正反两例印证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永恒真理——即便是名将，也需警惕轻敌心态对判断的干扰。
杜曾的军事行动则体现了骑兵战术在冷兵器时代的优势。他利用骑兵机动性“密开门突侃陈，出其后”的战术，完美演绎了“兵贵神速、出奇制胜”的军事思想；而围攻荀崧时的久攻不克，又暴露了骑兵攻坚能力的局限，展现了不同兵种在不同战场环境中的适应性差异。
权力场域中的人性博弈与政治算计
王敦的崛起与专权是这段历史的核心线索之一。在平定杜弢后，他“始自选置刺史以下，浸益骄横”，标志着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力的侵蚀。这种权力膨胀的背后，是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缩影——世家大族凭借军功与威望逐步掌控实权，为后来的叛乱埋下伏笔。
王敦设计除掉王棱的情节，将权谋斗争的残酷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先是以“此辈险悍难畜”为由拒绝王棱请求，既显得深谋远虑，又为日后事变预留余地；在王棱坚持后顺水推舟，埋下祸根；最终借王如之手除掉异己，再以“捕如诛之”掩盖真相。这套“借刀杀人”“卸磨杀驴”的操作，尽显政治斗争的虚伪与冷血。而王如从“甚加宠遇”到“深以为耻”再到沦为杀人工具的命运，则道尽了乱世中底层武人的悲剧性——他们始终只是权力游戏的棋子，从未真正掌握自身命运。
陶侃的仕途起伏同样折射出政治生态的复杂。他因军功遭钱凤嫉妒诋毁，又因王敦猜忌被调任广州，展现了“功高震主”的历史定律；而最终因“周访与侃亲姻”的牵制得以保全，则说明在权力博弈中，建立稳固的利益联盟至关重要。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关联，构成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特征。
乱世中的坚守与抉择
在道德失序的乱世中，依然可见人性光辉的闪现。荀崧之女荀灌“年十三，帅勇士数十人，逾城突围夜出”的壮举，打破了传统性别角色的桎梏，展现了危难时刻的勇气与担当。她不仅完成突围求救的军事任务，更以少年之躯维系了一方安危，成为乱世中最动人的精神符号之一。
陶侃在广州“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的自律行为，则彰显了理想主义者在逆境中的坚守。“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的自白，道出了真正成功者的自我修养——即便身处闲职，仍以“中原复土”的远大目标砥砺自我，这种“居安思危、勤以修身”的精神，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敬仰。
张实将“皇帝行玺”遣使归于长安的举动，与王敦的骄横形成鲜明对比。在“胡寇方盛”的乱世中，他坚守“非人臣所得留”的政治伦理，展现了对中央权威的尊重，这种超越个人利益的政治操守，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更显珍贵。
制度困境与时代局限
西晋末年的政权危机在史料中多有体现。愍帝“屡征兵于丞相保”却遭拖延，反映出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丧失。“蝮蛇螫手，壮士断腕”的争论，暴露出地方势力的自保心态与中央需求之间的矛盾——当地方军阀将局部利益置于全局安危之上时，王朝的崩溃便不可避免。而“自长安以西，不复贡奉朝廷，百官饥乏，采稆以自存”的记载，则直观呈现了中央政权的衰落景象，为西晋灭亡写下注脚。
第五猗与杜曾的政治联姻、杜曾向荀崧“求讨丹水贼以自效”的反复，展现了乱世中政治联盟的脆弱性。各方势力基于现实利益不断重组关系，“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成为生存法则。荀崧因“宛中兵少”而轻信杜曾，最终导致襄阳之围，印证了在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政治妥协往往沦为饮鸩止渴。
历史启示与现代回响
这段历史片段虽距今近两千年，却蕴含着超越时空的智慧启示。陶侃的成功与失败告诉我们：真正的强者既要善于攻心，也要保持敬畏；王敦的崛起与算计警示我们：权力若无约束，终将腐蚀人心；荀灌的突围与张实的献玺则提醒我们：越是乱世，越需要坚守价值底线。
在那个“天下宁有白头贼邪”的动荡时代，每个人都在命运的洪流中做出选择：有人逐鹿中原，有人苟全性命，有人坚守道义，有人随波逐流。这些选择共同构成了魏晋乱世的底色，也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思考——在秩序崩塌的时刻，什么才是值得坚守的价值？在利益诱惑面前，如何保持人性的光辉？这些问题，或许正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永恒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