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甲辰这天，魏主回宫了。
癸丑那天，魏主派司空长孙道生去镇守统万。
夏天四月乙亥，魏的侍中、太宰、阳平王杜超被自己手下给干掉了。
六月，魏北部的老百姓把立义将军衡阳公莫孤杀了，带着五千多户人往北跑。魏派兵追上去，一直追到漠南，把带头的给杀了，剩下的全被挪到冀、相、定三州当营户。
吐谷浑王慕利延的侄子纬世和魏的使者合谋想投降魏，慕利延知道后把他杀了。就在这个月，纬世的弟弟叱力延等八个人跑到魏那边，魏封叱力延为归义王。
沮渠无讳去世，他弟弟安周接了班。
魏进入中原以后，虽然也用了不少古代礼仪祭祀天地、宗庙、各路神仙，但还是保留着老习俗，祭拜的胡神特别多。崔浩建议只保留那些符合祀典的五十七所，剩下重复的和小神全都别拜了。魏主听了他的。
秋天七月癸卯，魏的东雍州刺史沮渠秉想造反，被抓起来砍了。
八月乙丑，魏主去河西打猎，尚书令古弼留守。魏主下诏让把肥马给打猎的骑兵，古弼却全给了瘦马。魏主气得大骂：“这个笔头奴竟敢对我指手画脚！等我回宫，先把这小子斩了！”古弼脑袋尖尖的，所以魏主总拿“笔”来称呼他。古弼的手下吓得不行，怕被连累一起砍头。古弼说：“我当臣子的，不让主子沉迷打猎，这罪过小；要是没防备意外，让军队和国家用的东西短缺，那罪过才大。现在蠕蠕正强势，南边的敌人也没消灭，我把肥马给军队，瘦马给打猎用，是为国家长远考虑，就算死了也没啥！而且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跟你们没啥关系。”魏主听说后，感叹道：“有这样的臣子，真是国家的宝贝啊！”还赏赐了一套衣服、两匹马、十头鹿。
后来有一天，魏主又去山北打猎，打了几千头麋鹿。下诏让尚书派五百辆牛车来运。传令的人刚走，魏主就对身边人说：“笔公肯定不会给我派车，你们不如自己用马运。”说完就往回走。走了一百多里，收到古弼的奏表，上面说：“现在秋天谷子都黄了挂在穗上，麻和豆子满地都是，野猪、鹿在偷吃，鸟和大雁也来糟蹋，再经风雨，损失早晚得有三倍。恳请陛下开恩缓一缓，让老百姓先收割装载。”魏主说：“果然跟我想的一样，笔公真是能为国家着想的大臣啊！”
魏主派员外散骑常侍高济来访问。
戊辰那天，任命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让南谯王义宣当荆州刺史。当初，皇上因为觉得义宣没什么本事，所以不用他；会稽公主念叨了好几次，皇上没办法才用了他。还先下了密诏告诫他：“师护在西边待太久了，最近上表请求回来，现在打算同意他，让你去顶替。师护虽然没什么特别大的功劳，但自己很廉洁，也节省用度，待人接物挺豁达，不纵容手下，在西边名声不错，官民都服他，之前也没人议论说要换他。这次调换，主要是因为你和师护年纪差不多，想让你们各自试试本事。你去了之后，要是有一件事做得比他差，那在西边就会出大问题，到时候说不该换人的议论，肯定都怪到我头上。这事儿其实也容易努力做好，别让人又说闲话！”义宣到了任上，自己挺努力振作，事情也处理得还行。
庚辰，会稽长公主去世了。
吐谷浑的叱力延等人向魏请求出兵讨伐吐谷浑王慕利延，魏主派晋王伏罗统领各路军队去打。
九月甲辰，任命沮渠安周为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河西王。
丁未那天，魏主到了漠南，准备偷袭柔然，结果柔然的敕连可汗早就跑远了，只好作罢。没多久敕连可汗死了，他儿子吐贺真继位，号称处罗可汗。
魏的晋王伏罗到了乐都，带兵从小路偷袭吐谷浑，打到大母桥。吐谷浑王慕利延吓坏了，逃到白兰，慕利延哥哥的儿子拾寅逃到河西；魏军杀了五千多人，慕利延的堂弟伏念等人带着一万三千户投降了魏。
冬天十月己卯，任命左军将军徐琼为兖州刺史，大将军参军申恬为冀州刺史。把兖州的治所迁到须昌，冀州的治所迁到历下，申恬是申谟的弟弟。十二月丙戌，魏主回到平城。
这一年，沙州牧李窦到魏去朝见，魏把他留下，让他当外都大官。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编了《元嘉新历》，上表献了上去。他通过月食的位置知道太阳在哪儿。又用中星来检验，算出尧的时候冬至太阳在须女十度，现在在斗十七度。还测量日影校准冬至夏至，差了三天多，知道现在的冬至太阳应该在斗十三四度。于是改了新方法，冬至往后挪了三天五小时，太阳的位置比原来移了四度。另外月亮运行有快有慢，以前的历法算的初一，月食不在初一或十五；现在都根据月亮运行的快慢来确定小馀，以校正初一和十五的日子。皇上下令交给外面的人详细审核。太史令钱乐之等人上奏：都跟承天说的一样，就是月亮会连续三个大月、连续两个小月，跟旧历法比差别太大，觉得还是应该用旧的。皇上下诏同意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于元嘉年间北魏及周边政权的政治、军事与文化动态，生动展现了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制度变革与民族互动的复杂图景。透过这些史事，我们既能看到权力博弈的残酷现实，也能发现制度演进的历史必然，更能体会到民族融合的深层逻辑。
政治权力的博弈与动荡
政治领域的权力更迭与反叛事件贯穿这段历史，凸显了政权稳定性的脆弱性。夏四月，魏太宰杜超为帐下所杀，六月北部民杀立义将军莫孤北走，七月东雍州刺史沮渠秉谋反伏诛，短短数月内接连发生的高层遇刺与地方叛乱，反映出北魏统治内部存在严重的矛盾隐患。这些叛乱既有地方势力对中央集权的挑战，也可能包含了被统治民族的反抗情绪，揭示了北魏在扩张过程中对新征服地区统治的不稳定。
而沮渠无讳卒、弟安周代立的事件，则体现了十六国残余政权的延续性困境。北凉残余势力在权力传承中保持着家族世袭传统，但在北魏强势崛起的背景下，其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最终不得不接受北魏的册封（九月以沮渠安周为凉州刺史、河西王），这一过程正是南北朝时期“弱肉强食”政治逻辑的生动写照。
制度变革与文化整合的尝试
北魏在文化与祭祀制度上的调整，展现了其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汉化过程中的主动探索。崔浩提出“存合于祀典者五十七所，其余复重及小神悉罢之”的建议并被魏主采纳，这一举措具有重要的文化整合意义。它打破了北魏“胡神甚众”的旧俗，以“祀典”为标准重构祭祀体系，本质上是通过文化规范的统一强化统治合法性，为后续孝文帝全面汉化改革埋下伏笔。
不过，这种改革必然触及传统习俗与既得利益，崔浩作为汉化改革的推动者，其主张虽被采纳，但也反映出北魏统治集团内部汉化与守旧势力的潜在博弈。从历史视角看，这种以儒家祭祀体系为核心的文化整合，是少数民族政权巩固统治的必然选择，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
军事行动中的战略智慧与人性光辉
军事行动中的决策与人物表现，展现了古代政治军事智慧的多元维度。古弼“以弱马供猎、肥马供军”的举动，成为君臣关系与治国理念的经典案例。当魏主因猎骑用马不满欲斩古弼时，古弼以“不备不虞，乏军国之用，其罪大”的清醒认知坚持原则，最终赢得魏主“国之宝也”的赞誉。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古代谏臣“以道事君”的政治品格，更揭示了北魏统治集团内部“家国为重”的治理共识。
古弼后来以“秋谷悬黄，麻菽布野”为由暂缓调牛车运猎获，再次展现了务实治国的理念。魏主从“大怒”到“叹服”的转变，反映出古代明君在“个人喜好”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理性抉择，这种君臣互动模式为北魏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民族关系与边疆治理的复杂图景
民族互动层面呈现出多元博弈的态势。吐谷浑内部因“降魏”问题引发分裂，纬世被杀后叱力延等奔魏并获封“归义王”，随后北魏借道征讨吐谷浑，斩首五千余级并接收万余落投降。这一系列事件既体现了吐谷浑政权的内部矛盾，也反映了北魏通过“招降纳叛”“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式拓展边疆影响力的策略。
北魏对北部反叛民众“杀其渠帅，余徙冀、相、定三州为营户”的处置，则是典型的“分化瓦解+强制同化”治理模式。将少数民族迁徙至内地编入户籍，既削弱了边疆反叛势力，又通过人口流动促进了民族融合，这种政策虽带有强制性，却客观上加速了北方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认同。
科技文化的进步与传统的张力
文化科技领域的变革同样值得关注。何承天撰《元嘉新历》是中国古代历法发展的重要节点，其通过“月食之冲知日所在”“测景校二至”等科学方法，修正了旧历的误差，提出“以盈缩定其小馀”的历法革新。虽然因“月有频三大，频二小”的争议未被完全采纳，但体现了古代科学家“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
太史令钱乐之等坚持“宜仍旧”的态度，则反映了科技变革中传统惯性的阻力。这种“创新与守旧”的博弈，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常见现象，也说明任何制度或技术的革新都需要突破观念束缚与利益固化。
历史启示：变革中的文明韧性
整体来看，这段历史揭示了南北朝时期的三大发展逻辑：一是少数民族政权通过制度汉化实现统治合法性的建构；二是军事征服与文化整合并行的边疆治理模式；三是科技进步与传统惯性相互博弈的文明发展路径。北魏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主动吸收华夏文明成果，古弼等贤臣的务实治国与魏主的理性纳谏，共同构成了政权稳定的核心要素。
这些史事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历史镜鉴：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制度创新需要兼顾传统与现实；权力运行需要“君臣相得”的政治智慧；民族治理需要“刚柔并济”的科学策略。历史的价值正在于，让我们从过往的成败得失中，汲取面向未来的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