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汶岛北岸一处由华胥协助修建的木质廊檐下，文教导引员顾言的工作悄然展开。这里远离医疗点的忙碌与示范田的喧嚣，初时只有海风与浪声作伴。他在廊柱上挂起一块用本地黑曜石打磨光滑制成的“黑板”，用白色贝壳粉调制的“粉笔”，写下了第一个字符——“人”。
起初，前来围观的只有几个无所事事的孩童和些许好奇的青年。他们盘腿坐在铺着干净草席的地上，看着顾言一遍遍描绘那个在他们眼中如同神秘符箓的方块字，听着他用清晰的发音重复着“人， ren——”。通译在一旁努力解释着含义，但抽象的概念对于习惯具象思维的土着而言，难以理解。
顾言并不气馁。他改变策略，不再从抽象概念开始。他画下一个简单的鱼形，然后在旁边写下“鱼”字；画下一棵树，写下“木”字；指着天空的太阳，写下“日”字。他将文字与具体事物直接关联，并辅以生动的图画。同时，他开始教授最实用的计数，从“一”到“十”，再到“百”、“千”，使用算筹进行直观演示。
渐渐地，廊檐下的学生多了起来。那些在示范田帮过工、见识过华胥人用数字精确计算播种间距和产量的青年，意识到了学习这种“符号”和计数方法的重要性。一些在医疗点帮忙、目睹苏蕙医师根据记录调整药方的人，也模糊地感觉到，那些写在纸上的“符号”似乎蕴含着掌控知识与生命的力量。
真正的突破发生在一个月后。顾言开始尝试为帝汶岛主要部落使用的、只有口语没有文字的语言，用华胥拼音字母进行标注和记录。他邀请部落中一位以记忆力好、擅长讲述部落传说和历史的老者库纳，请他口述古老的创世神话。
顾言仔细聆听，用拼音快速记录下发音，然后反复核对，确保准确。当库纳讲述完毕，顾言将记录下的拼音文字展示给他看，并请通译逐字念出。苍老的库纳听着那用陌生符号固定下来的、属于自己族群的故事，浑浊的双眼渐渐瞪大，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惊。
“这……这符号……记住了我的话？”他颤抖着手指，不敢触碰那写满拼音的纸张，“它不会忘记？不会像风一样消失？”
“是的，库纳长老。”顾言郑重地点头，“文字，就是不会消失的记忆。您的故事，您祖先的历史，都可以被它永远保存下来。即使讲述者不在了，后人也能通过它，听到您的声音，了解部落的源头。”
库纳沉默了许久，再抬头时，眼中已满是敬畏与一种前所未有的渴望。他第一次主动要求学习这些“神奇的符号”。他的转变，如同一个信号，吸引了更多部落中的年轻人，甚至是少数有远见的低阶头人前来学习。
顾言因势利导，开始编写更系统的教材。他用拼音标注日常用语、农事节气、草药名称，甚至开始尝试将华胥带来的《基础千字文》中的简单道理，用土着语言和贴近他们生活的事例进行解释。学习文字，不再仅仅是掌握一种工具，更成为了一扇窥见更广阔世界、理解更复杂规则的窗口。
廊檐下的读书声，开始与海浪声交织。孩子们用树枝在沙地上笨拙地模仿着笔画，青年们互相考较着拼音和数字。文字的力量，如同无声的春雨，开始渗入这片曾经完全依赖口耳相传的土地。它不仅在记录，更在塑造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一种可以超越个体生命和短暂记忆，进行积累、传承和反思的文明基石，正在帝汶岛，以及随后将推广的其他岛屿上，悄然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