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德元年的春夏之交，大明宫紫宸殿内，本该是处理日常政务的朝会，却因皇帝李治突然抛出的一项动议，而充满了不同寻常的紧绷感。
李治端坐于御座之上，经过一个冬天的将养，他的气色似乎略有好转，但眼底深处那抹因风疾和心力交瘁带来的浑浊并未散去。今日，他努力挺直了背脊，目光扫过下方肃立的文武百官，声音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属于帝王的沉毅：
“朕近日览阅经典，常思人伦大道。君臣、父子，乃纲常之本，天下秩序所系。然今释、道二教，僧尼道士，只礼其佛、敬其师，于君王则不拜，于父母亦仅行揖礼。身居王土，食民之粟，岂可超然于君臣父子之纲常之外？朕意，当颁明敕，令天下僧尼道士，于君须行跪拜之礼，于父母亦当依常礼晨昏定省。诸卿以为如何？”
这番话语，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令沙门（僧尼）和道士致拜君王与父母？这无疑是向拥有庞大信众和深厚社会基础的佛、道两教，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方外之人不拘世俗之礼”的传统观念，发起的一次正面挑战。
殿内顿时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窃窃私语。百官们神色各异，有的惊愕，有的沉思，有的则隐隐流露出兴奋或担忧。
一位以儒学立身、素重礼制的老臣率先出列，激动地表示支持：“陛下圣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佛道之徒，虽迹寄方外，然其身仍在寰宇之内，岂能自外于王化？致拜君亲，正所以明上下、定尊卑，匡扶人伦，实乃千秋之正理！” 他的话语引来了不少儒家出身官员的附和。
然而，质疑之声也随之而起。一位与佛教寺院往来密切的官员谨慎地开口：“陛下，释迦立教，以出世为宗，其徒割爱辞亲，本就是为了超越尘缘。历代先帝，多于高僧大德以师礼相待，以示优容。若强令跪拜，恐失其清净之本，亦违先朝成例，或致物议……”
另一位负责鸿胪寺、熟知道教情况的官员也补充道：“陛下，道教乃我朝国教，尊崇老子，亦讲忠孝，然其仪轨自有传承。且天下道观、寺院众多，信众甚广，若骤然强改其百年积习，臣恐……恐生事端，非国家之福。”
支持者引经据典，强调纲常伦理的绝对性；反对者则或援引历史成例，或顾虑现实安稳，或以宗教特殊性为由。双方各执一词，争论迅速在朝堂之上蔓延开来，原本庄重的紫宸殿，竟有了几分市井辩论场的喧嚣。
李治高坐御座，面无表情地听着下方的争论。他提出此议，绝非一时心血来潮。在经历上官仪事件后，他愈发感到皇权威信受损，诏令执行时常遇到无形的阻碍。他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一个能彰显帝王至高无上地位、且符合儒家主流价值观的议题，来重振声势，敲打那些日益游离于皇权直接控制之外的力量（包括宗教势力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与后党关联的力量）。沙门拜君亲，正是一个这样的切入点。然而，他未曾料到，阻力会如此直接且迅速地显现。
他的目光，不自觉地微微偏向身侧凤座上的武媚。她今日格外沉默，只是静静地听着，脸上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对朝务的关注，却并未对这场因皇帝亲自发起的争论，表露出任何明确的倾向。
风波已起，而这股风将吹向何方，此刻，尚在未定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