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林卫东和马志军在西北荒寂的山沟里仰望星空、立下无声誓言的同时，在中国雄鸡版图的东北顶端，另一列喷吐着滚滚浓烟的火车，正嘶吼着穿越辽阔的松嫩平原，驶向一个截然不同却又同样考验着青年理想与意志的地方。
这是一列名副其实的“知青专列”。与运送三线建设者的列车那略显凝重神秘的气氛不同，这列火车里塞满了更多年轻的面孔，喧嚣、嘈杂、带着一种被宏大口号鼓舞起来的、近乎盲目的热情，也夹杂着更多离愁别绪和未知的惶恐。
车厢里，喇叭反复播放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等激昂歌曲，试图压过车轮的轰鸣和青春的喧哗。行李架上塞满了五花八门的行李网兜、脸盆、甚至还有小提琴盒。座位上、过道里，都是穿着绿军装、蓝制服或花棉袄的年轻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南腔北调，脸上写着兴奋、茫然、以及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的种种想象。
赵庆兰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一望无际的平原。与几个月前送别林卫东时相比，她显得清瘦了些，皮肤也粗糙了些，北大荒的风雪似乎已经提前在她脸上刻下了些许痕迹。她的眼神依旧清澈，却多了几分沉静和坚韧。她怀里抱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包，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服，最重要的就是林卫东近期寄来的、已经被摩挲得有些卷边的信。他的信，是她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这里的勇气来源之一，也是她疲惫时最大的慰藉。
她的对面，坐着两个性格迥异的姑娘。
一个是孙卫红，北京来的知青，剪着齐耳的短发，眼睛大而明亮，说话又快又脆，像炒豆子一样。她身上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路上都在热情地组织大家唱歌、学习社论，是典型的热血青年。此刻，她正挥舞着胳膊，大声地对周围几个有些蔫儿的同学说：“同志们！精神起来！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是来战天斗地、改造北大荒的！怎么能无精打采呢！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另一个是李晓芳，上海姑娘，皮肤白皙，眉眼细巧，即使穿着臃肿的棉袄也掩不住那股江南水乡的柔美气质。她一路上话不多，常常看着窗外发呆，或者偷偷抹眼泪，纤细的手指紧紧攥着一块绣花手帕。显然，“广阔天地”对她的吸引力，远不如对孙卫红那么大。她更多的是一种对命运的顺从和离家的忧伤。
“庆兰姐，你说……北大荒，到底是什么样的啊？”李晓芳怯生生地问赵庆兰，声音软糯。
赵庆兰还没来得及回答，孙卫红就抢着说：“还能什么样？肯定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好地方！遍地是宝！咱们去了，就要大干一场，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她的话语里充满了从宣传画和诗歌里得来的浪漫想象。
赵庆兰笑了笑，比较谨慎地说：“宣传上是这么说。但卫东在信里提过，他父亲早年搞建设的地方，条件也很艰苦。我们还是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几年的兵团生活磨练，让她比同龄人多了几分实际。
火车不知疲倦地奔驰了一天一夜，窗外的景色逐渐变得单调，除了农田还是农田，但土地的颜色越来越深，呈现出一种肥沃的墨黑色。天空变得越来越高远，地平线低得仿佛就在眼前，一种无比辽阔、却又带着原始苍凉的感觉扑面而来。
终于，在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火车发出一声长鸣，速度渐渐慢了下来。
“到了！到了！北大荒到了！”有人兴奋地喊了起来。
车厢里瞬间炸开了锅。所有人都挤向车窗，迫不及待地想要第一眼看到这片传说中的土地。
火车喘着粗气，最终在一个简陋的、只有几间低矮平房的小站停稳。站牌上写着陌生的地名。
“下车！所有人带好行李！快！快！”押车的干部和先期到达的兵团战士在车门外大声催促着。
知青们乱哄哄地拿起行李，拥挤着冲下火车。
然而，双脚刚一踏上站台，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斗志昂扬的孙卫红，都在一瞬间被眼前的景象震慑得说不出话来！
没有想象中的“野鸡飞到饭锅里”的诗意，更没有城市的喧嚣与繁华。
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真正意义上的一望无际！墨黑色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天地交接处，与辽阔得令人心悸的天空相接。大地是平的，平得让人感觉失去了方向感。天空是高远的，高得仿佛能吞噬一切声音。时值冬末春初，土地上覆盖着尚未完全融化的残雪，黑白斑驳，更显苍茫。
而风！那才是给这些城市娃们的第一个下马威！
北大荒的风，不像江南的风那样柔和，也不像城市里的风那样带着烟火气。它像一把巨大的、冰冷的锉刀，从西伯利亚毫无遮挡地席卷而来，带着尖锐的呼啸，狠狠地刮在每个人的脸上、手上！瞬间，皮肤就像被无数细小的冰刃割过一样，生疼生疼！眼睛被吹得睁不开，眼泪不受控制地往外涌。许多人下意识地惊叫起来，慌忙用围巾裹住头脸，瑟瑟发抖。
“我的妈呀……这风……”李晓芳瞬间就哭出了声，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这……这就是北大荒？”一个男知青哆哆嗦嗦地说，脸上写满了幻灭。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而陌生的气味——是黑土被冻土泛出的深沉土腥气、是远处隐约传来的牲畜粪便味、是干草料的味道，还有一种冰冷的、荒野特有的气息。这种味道，强势地宣告着这里与她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的彻底割裂。
“看！来接咱们的车！”孙卫红努力保持着镇定，指着站台外喊道。
只见站台外的土路上，停着好几辆军绿色的解放牌卡车，车斗上沾满了泥浆。几个穿着黄色军大衣、戴着狗皮帽子、脸色黝黑粗糙的兵团战士，正站在车旁，面无表情地看着这群刚从温暖车厢里出来、被寒风吹得东倒西歪的知青们。他们的眼神里，带着一种司空见惯的淡漠，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
“快！动作快！按名单上车！磨蹭什么？等着冻冰棍吗？”一个看起来像是小头头的战士粗声粗气地喊道，他的声音似乎已经被北大荒的风磨砺得粗糙不堪。
知青们像一群受惊的羔羊，在寒风的驱赶下，慌乱地爬上了冰冷的卡车车斗。卡车很快启动，驶离了小站，一头扎进了那片无边无际的黑土地。
土路坑洼不平，卡车颠簸得极其厉害，人们像摇煤球一样被抛来甩去。寒风毫无遮挡地灌进车斗，吹得人透心凉。漫天尘土被卷起，扑头盖脸地打在人们身上、脸上。
没有人再唱歌，也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蜷缩着身体，努力抵抗着颠簸和寒冷，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和理想破碎后的茫然。孙卫红也不再喊口号，只是紧紧咬着嘴唇，努力不让自己表现出害怕。李晓芳则一直在低声哭泣。
赵庆兰紧紧抓着车帮，望着车外飞速后退的景象。茫茫的田野，零星散布着未曾化尽的积雪，远处可以看到一些低矮的防风林。偶尔能看到一两个小小的村落，也都是土坯房，显得低矮而破败。天地之间，仿佛只有他们这几辆卡车在移动，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和渺小感攫住了她。
卡车在颠簸了仿佛一个世纪那么久之后，终于减缓了速度。前方，在一片相对开阔的土地上，出现了一片低矮的、排列得还算整齐的土坯房群。房顶覆盖着厚厚的茅草，烟囱里冒着淡淡的炊烟。房子周围用木栅栏围出了大大的院子。几台锈迹斑斑的农业机械停放在空地上。空气中弥漫的马粪和草料味更加浓郁了。
“到了！这就是咱们连队！”开车的战士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声。
卡车在一排看起来像是仓库或者食堂的较大房子前停了下来。
听到车声，从几个房子里走出了一些人。有穿着同样旧军装的老兵，也有穿着臃肿棉袄、包着头巾的妇女，还有一些皮肤粗糙、眼神好奇的当地老乡。他们都停下手中的活计，默默地打量着这群新来的、脸色冻得发青、满身尘土的知识青年。
一个约莫五十岁上下、身材不高但十分敦实、脸庞黑红、下巴上留着胡茬、戴着一顶旧军帽的老兵走了过来。他走路的姿势有点罗圈腿，但步伐沉稳，眼神锐利得像鹰，扫视着从车斗里爬下来的知青们。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棉袄，外面披着一件旧的羊皮坎肩，浑身散发着一股硝烟、泥土和牲口混合的复杂气息。
他站在众人面前，双手叉腰，声音洪亮得像敲锣，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
“俺姓孙！是咱们x连的连长！欢迎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娃娃，到俺们这旮沓来落户！”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一张张年轻而不知所措的脸，继续说道，“到了这儿，就别想着城里那套了！这儿是北大荒！这儿的天，老大！这儿的地，老阔！但这儿的活，也老累了！风，老大了！冬天，老冷了！”
“从今天起，你们就不是学生娃了！是兵团战士！是来屯垦戍边、建设边疆的！都给俺打起精神来！别一个个蔫头耷脑的，像霜打的茄子！”
“老炮手”连长——后来知青们私下里给他起的外号，因为听说他当年在部队是迫击炮高手——的欢迎词，就像北大荒的风一样，直接而粗粛，没有任何虚头巴脑的客气。
他简单地介绍了连队的情况，然后就开始分派宿舍。
“女娃娃跟俺家属走，去那边女宿舍！男娃娃跟王班长走，去东头那排房！动作都快点儿！安顿好了，晚上食堂开饭！”
赵庆兰、孙卫红、李晓芳和其他女知青们，背着沉重的行李，跟着连长那位同样结实粗壮、面容和善的家属，走向其中一排低矮的土坯房。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混合着泥土、干草、潮气和淡淡炕烟味的气息扑面而来。新的“家”，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展现在了这群来自城市的姑娘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