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香港的秋雨，带着一股缠绵而阴冷的湿气，无声地浸润着湾仔那些狭窄逼仄的后街。雨水顺着锈蚀的排水管汩汩流下，在坑洼的石板路上积聚起浑浊的水洼。空气里混杂着咸腥的海风、人家炊烟的气息，以及从老旧砖墙缝隙里散发出的、经年不散的霉味。这里与中环那些光鲜的殖民建筑仿佛是两个世界，是这座城市华美袍子底下爬满虱子的衬里。
“林默”撑着一把毫不起眼的黑色雨伞，伞面边缘不断滴落着水珠。她穿着一身深灰色的阴丹士林布旗袍，外面罩着同样颜色的针织开衫，整个人像是要从这片灰蒙蒙的背景中融化进去。她的脚步不急不缓，鞋跟敲击在湿滑的石板路上，发出清晰而孤寂的回响。她的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路边堆积的垃圾箱、晾晒在竹竿上未能及时收回的湿漉衣物、以及那些在门洞里目光警惕地打量着路人的模糊身影。每一个细节都被她迅速摄入眼中，进行分析、评估。这是一种已经融入骨血的本能，即使在相对安全的香港，即使在前往“自己人”地盘的路上，她也无法完全卸下防备。那些牺牲在上海歌剧院的同志们的面孔，时常在不经意间掠过她的脑海，像一根根无形的丝线，牵引着她，也束缚着她，让她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
接头地点是一家位于街巷深处的旧书店，招牌上“墨韵斋”三个字已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模糊。店面狭小，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纸张陈腐和油墨混合的独特气味，仿佛时间在这里都放缓了流速。书店老板是一个戴着老花镜、身形佝偻的老者，正就着柜台上那盏绿罩台灯的光线，慢条斯理地修补着一本线装书。听到风铃声，他抬起浑浊的眼睛，看了“林默”一眼，没有任何表示，又低下头去，仿佛她只是一个偶然闯入的、无关紧要的顾客。
“林默”在书架间穿行，手指拂过那些或新或旧的书脊，最终在一排厚重的《大英百科全书》前停下。她按照约定的方式，轻轻抽出了其中特定的一册，露出了后面墙壁上一个不起眼的金属按钮。按下后，旁边一个看似固定的书架无声地滑开，露出一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狭窄入口。门内是一条向下延伸的、更为昏暗的通道，墙壁上只有几盏功率极低的壁灯，投下昏黄的光晕。
通道尽头是一间密室。与其说是密室，不如说是一间被充分利用起来的地下储藏室。四壁是粗糙的砖墙，头顶是裸露的、布满蛛网的木梁。房间中央摆放着一张陈旧的长条木桌，上面铺着南洋地图，散落着一些文件、放大镜和一架老式打字机。角落里堆放着一些用油布包裹的、形状不明的物品，散发出淡淡的机油和尘埃的气味。“账房”就坐在桌旁，依旧是一身熨帖的灰色长衫，在金丝眼镜后抬起冷静的目光。
“路上还顺利吗，林老师？”他的声音平和，听不出任何情绪波动。
“顺利。”“林默”收起雨伞，靠在门边，简短地回答。她走到桌边，没有寒暄，直接从手提袋的夹层中取出一个扁平的、用油纸包裹严实的小包，推到“账房”面前。“这是‘夜莺’的第一次鸣叫。”
“夜莺”，是周景明的新代号。
“账房”接过油纸包，动作熟练地拆开，里面是几页微缩胶卷的底片和一张手写的摘要。他没有立刻查看内容，而是先拿起放大镜，仔细检查了胶卷的边缘和纸张的质地，确认没有被动过手脚的痕迹。然后，他才将胶卷对准桌上一台特制的读片器，拧亮了灯。
昏黄的灯光下，胶卷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和表格逐渐清晰起来。室内一片寂静，只有“账房”缓缓转动胶卷轴的细微声响，以及两人几不可闻的呼吸声。“林默”安静地站在一旁，目光落在墙壁的某处阴影上，等待着。她能从“账房”微微蹙起的眉头和偶尔停顿的手指，判断出这些情报的分量。
良久，“账房”关掉了读片器的灯，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用手指轻轻揉着眉心。“很及时，也很有价值。”他缓缓开口，“日本人正在通过多家看似无关的欧洲皮包公司，大规模囤积橡胶、桐油，还有……消炎药物和医用纱布。数量远超正常的商业需求。看来，他们在为一场大规模的、高烈度的军事行动做准备，而且预期伤亡不会小。”
他拿起那张手写摘要：“周景明还提到，港英政府内部近期对战略物资的管控意见出现了分歧，一部分人主张严格限制，另一部分则希望维持‘自由贸易’的表象，暗中与日方进行某些交易，以换取暂时的和平。这说明殖民当局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可以被利用的缝隙。”
他看向“林默”，目光锐利：“你对‘夜莺’的初步表现怎么看？”
“林默”沉吟片刻，组织着语言：“他很恐惧，但也非常贪婪。他递交这些情报时，手在发抖，但眼神里除了害怕，还有一丝……庆幸，庆幸自己暂时找到了靠山。他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有的行为都基于对自身利弊的权衡。目前，他因为受到胁迫和看到我们许诺的‘退路’而合作，但这种合作的稳定性，完全建立在我们的控制力和他自身恐惧感的基础上。一旦他认为威胁解除，或者有更大的利益诱惑，背叛是必然的。”
“很精准的分析。”“账房”点了点头，“《孙子兵法·九地篇》有云：‘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我们把他逼入了‘死地’，给了他一条看似‘生’的路。但要驾驭这样的人，不能仅仅依靠恐惧和利诱，还需要不断让他看到我们的能力和‘信誉’，让他深信只有紧跟我们的步伐，才是他唯一的生路。同时，也要让他清晰地认识到背叛的代价，是他绝对无法承受的。”
他站起身，走到墙边那幅巨大的远东地图前，目光落在香港以南那片广阔的、标注着无数岛屿的海域。“下一次接头，你需要给他传递两个信息：第一，肯定他这次情报的价值，并给予他一点‘甜头’——比如，告诉他我们已经将他保险箱里的一部分‘收藏’安全转移到了第一步。第二，向他索要下一阶段的目标：驻港英军近期物资调配，尤其是燃油和弹药储备点的相关情报。”
“林默”的心微微沉了一下。索要英军布防情报，这意味着他们的行动不仅针对日本人，也开始触及殖民当局的核心敏感区域。风险无疑呈几何级数增加。
“这会不会……太急了？”她忍不住问道。
“时间不站在我们这边，林默。”“账房”转过身，语气凝重，“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日本人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动，南进只是时间问题。香港这座孤岛，迟早要面对炮火。我们必须在那之前，尽可能多地掌握各方力量的底牌，尤其是军事部署。这不仅能帮助我们判断日军的进攻重点，也能在未来可能的混乱中，为我们，以及我们想要保护的力量，争取到一丝主动权。”
他走到“林默”面前，将一张小小的纸条递给她，上面只有一个地址和一个名字：“另外，你需要开始接触这个人。他是‘保卫中国同盟’的核心成员，与宋庆龄女士关系密切，负责向内地输送医疗援助。通过他，你可以接触到更多南迁的文化界、教育界人士，这也是你明面上的任务。记住，你是‘林默’，一个心怀悲悯、对时局感到忧虑的年轻教师。你要用这个身份，在那片看似风花雪月的圈子里，为我们找到更多志同道合者，以及……可能的情报来源。”
《楚辞·卜居》有言：“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 在这混浊不清的世道里，轻重颠倒，真假难辨。她既要周旋于贪婪的官僚之间，获取最冷酷现实的情报；又要融入理想主义者的圈子，播撒火种，甄别同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如同行走在刀刃的两侧。
“林默”接过纸条，指尖感受到纸张粗糙的纹理。她知道，自己没有退路。第一次秘密会面结束，她肩负的使命，比来时更加沉重，前路的漩涡，也更加深邃莫测。她撑开那把黑色的雨伞，再次走入湾仔连绵的秋雨之中，身影很快便被迷蒙的雨雾和狭窄街巷的阴影所吞没。而密室里，“账房”再次打开了读片器，昏黄的光线映在他毫无表情的脸上，仿佛一尊在时代暗影中默默计算着棋局的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