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也料定建奴此战会赢。林丹汗本就难以服众,如今又被努尔哈赤击退,处境只会更加艰难。不知此战过后,蒙古大汗之位是否要易主。”
两位阁臣听了皇帝的话,也顺势接了几句玩笑。
蒙古与建奴厮杀,正是大明所愿见之事。
朱由校与两位大学士商议良久,程国祥与倪文焕才匆匆赶到。
一入宫门,二人便快步赶往内殿。
“朕已等你们多时,总算到了,免礼吧。”
程、倪二人作揖谢恩后,退至一旁。
朱由校从案上取过王象乾所呈奏本,递给王朝辅说道:
“大司徒,你且仔细看看这份奏折。”
程国祥迅速翻阅一遍,随即上前禀报:
“陛下,臣赞成此议。灾情如猛兽,不可拖延,若不及时应对,恐怕酿成大乱。如今山东已有灾象,应即刻拨发赈灾钱粮。”
朱由校颔首道:
“朕亦是此意,故连夜召你入宫。历代因灾而亡者数不胜数,朕不愿听闻‘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之语。”
在交通与信息闭塞的年代,一场灾害足以动摇国本,危及统治根基。
民变为何而起?
无非是百姓饥寒交迫,只得背井离乡,四处劫掠以求生存。而一旦尝过草莽生活,谁还愿再回到面朝黄土的日子。
更何况,大明内部早已暗流涌动。朱由校自是不敢懈怠。
尤其白莲教这一祸根,已在民间扎根数百年,其势力盘踞山东一带。眼下这场灾荒,对他们而言,正是一次绝佳机会。
“赈灾固然要紧,但也须有章法。若只是简单发放钱粮,那不是救民,而是养肥贪官污吏与地方豪强。这些人胃口极大,你拨多少,他们便吞多少。”
程国祥随即应道:
“陛下圣明。每遇灾荒,这些贪官便借机敛财,绝不会放过此等良机。”
看来这位户部尚书并非徒有虚名,对官场百态,已是了然于心。
“大伴,把朕拟的那份文书取出来,给诸位爱卿一看。”
一旁静立如木雕的王朝辅,听闻皇帝召唤,立刻躬身应道:
“奴婢这就去!”
不多时,王朝辅便双手捧着一份文书从暖阁走出,随后递到了王象乾面前。
“诸位都看看吧,这是朕前些时日拟就的赈灾章程,如有意见或疑问,尽可直言。”
众臣纷纷围拢到王象乾身旁,认真翻阅那纸上的内容。
这份赈灾之策,与以往大相径庭。
首先,朝廷将特派一位专责赈灾的官员,皇帝另设一新职,称“总抚赈灾大臣”,由其与内阁通达政务。
但这只是表面安排。
以朱皇的行事风格,怎会让一人独掌重权?那样岂非大忌?
锦衣卫与东厂这些耳目自是会被派上用场。
地方官须将灾情详实上报给这位总抚赈灾大臣,再由他转呈朝廷与皇。押运及看守粮草的任务不再由地方官吏负责,而是交由羽林军、锦衣卫各一队,另加都察院一名御史共同监管。若途中粮草无故短少,则三方连带追责。
粮运抵灾地后,不得经由地方官员或乡绅之手,依旧由羽林军与锦衣卫看守。若无总抚赈灾大臣签发的放粮令,一粒米也不得外放。
此令亦非随意签发,必须加盖内阁印信方可生效。
内阁与户部会事先依据户口册籍估算受灾人口,计算每人每日所需口粮。
待一切测算完成,便提前签发一个半月的放粮令,并加盖印信,随行携带。
在此期间,朝廷将另派员前往灾区核查实情。
一个半月后,依核查结果与总抚赈灾大臣的奏报,再拟定并加盖下一轮放粮令。
为防虚报冒领,放粮令上须注明具体日期,明确哪日放哪日粮。同时,这些令状须经锦衣卫回收,送户部核查。如有不符,即刻将总抚赈灾大臣押回京城审查。
如此形成一套闭环监管机制,可大大减少赈灾粮刚到便被中饱私囊的情况。
至于后续具体赈济事务,仍由地方官吏办理。
此类事务不可能全数紧握手中,若连这点小事也放不下,反倒会引起抵触。
安民固然要紧,但维稳才是根本。若连根本都丢了,纵然日日忧心,也不过徒劳无功。
后世有部剧里有句台词讲得极是:这种事,终究得靠各级官吏去办。只有让他们从中得些好处,才会多少上心,也只有他们,才能在短时间内把事情办妥。
这也算是朱由校给他们的一个余地。小贪小占,朕可容忍,但切不可过界。这分寸,朕已为你们定下。
再者说,他祖父手下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手,就算真有,也不一定能把这件事办妥。
这类事情,外来的终究不如本地的熟悉情况。
大臣们看过皇帝草拟的赈灾制度后,纷纷称赞,觉得这个办法既能在灾情发生时迅速应对,不错过救灾的最佳时机,又能最大程度防止贪腐现象的发生。
与以往赈灾相比,朝廷与户部的压力也因此大大减少。
国库只需按照规定数量发放钱粮即可,最重要的是账目清晰,每一笔粮食从哪拨出、拨了几个月都清楚记录,他们只需要最后进行核查,而不像以往那样顾此失彼。
然而,一贯行事谨慎的程国祥却微微皱起眉头,没等其他大臣发表看法,便上前一步说道:
“陛下,臣有一问!”
“陛下既然担心地方官员从中牟利,为何还要将赈灾之事交由他们来办?如此安排是否欠妥?”
程国祥是个正直之人,从不拐弯抹角。
但作为皇帝的朱由校,所要考虑的问题与大臣不同。像程国祥这样的清流,大多一心想着治国安邦、整顿朝纲。
在他们看来,奸佞之人必须立刻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