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西的槐里县刚过惊蛰，田垄上还留着残雪融后的湿痕，却已有农人扛着木犁往新开的荒田赶——有的田块插着“秦”字木牌，是官府督垦的公田；有的围着荆条篱，是农户新开的私田。赵承骑着青骊马走在田埂上，马背上驮着两卷竹简：一卷是磨损的《商君法》残篇，竹片边缘被手指摩挲得泛白，上面有他父亲赵朔批注的“垦荒令实施三年，秦地多增田百顷”；另一卷是空白的“垦荒查记”，准备记录槐里县的新法实效。他腰间挂着铜制的“秦吏符”，是商鞅亲授的“查田符”，符上刻着“使赵承巡槐里、美阳诸县，核垦荒、验户籍”的篆字，这是他入秦的第三年，也是他着手整理《商君法》实施记录的开端。 ## 一、主线：赵承槐里查垦荒，旧族隐田藏矛盾 槐里县的县寺是座夯土筑的院落，院角堆着刚运来的户籍木牍，每块木牍刻着农户的“名、爵、田、税”，用红绳串成排。县丞杜挚（旧贵族旁支）见赵承来，忙迎上前行礼，却把户籍牍往案下藏了藏：“赵客卿远道而来，先喝碗粟米羹暖暖身子，垦荒的事不急。”赵承却盯着案下的木牍，指尖轻叩《商君法》残篇上的“垦荒令”：“商君令‘凡新开荒田，三年不征租，匿田者罚为隶臣’，杜县丞何必藏着户籍？” 说着便伸手取过木牍，展开一看——上面记录的“垦荒数”只有“五十顷”，可他沿途看到的荒田少说也有百顷。“杜县丞，”赵承指着木牍上的“公田”二字，“这‘公田’旁的荒田，为何没登记？”杜挚眼神闪烁，扯着腰间的韦带辩解：“那些是‘弃田’，土薄石多，算不得垦荒田。”赵承却没信，当即让人备车，“我要去实地查看，土薄石多与否，看苗就知。” 随行车上载着“垦荒测亩仪”——这是秦国工匠按《考工记》做的竹制工具，尺身刻着“一步六尺、一亩二百四十步”的刻度，尾端绑着铁制探土锥，能测土壤肥力。到了公田旁的荒田，赵承让小吏用探土锥扎进地里，拔出时锥尖沾着黑土：“这土能种粟，怎会是弃田？”又让小吏用测亩仪量田，量完后皱眉：“这片田就有二十顷，杜县丞的户籍牍上，却连半顷都没记。” 杜挚脸色发白，终于吐露实情：“这些是旧族赵氏（与赵承不同宗）的私田，他们说‘垦荒令是庶民法，不该管贵族’，逼着我隐瞒……”赵承没急着追责，而是把测亩仪的读数、探土锥的土样记在“垦荒查记”上，还让小吏画下田块图，标注“公田、私田、隐田”的位置。“商君说‘法不阿贵’，”他指着《商君法》残篇上的朱字，“我会把这些记进实施记录，让咸阳知道槐里的新法，还没真的‘不阿贵’。” 傍晚回县寺时，赵承在竹简边缘补了段批注：“槐里县惊蛰查垦，见旧族隐田二十顷，县丞畏势不敢报。秦之新法，难在官吏行法，更在贵族服法。”写完把竹简卷好，却见窗外有黑影闪过——是旧族派来的人，想偷他的查记竹简，被他随身的秦兵拦下。赵承摸着竹简上的刻痕，忽然明白父亲批注里的“变法难，不在法，在人”，这便是他要整理《商君法》实施记录的缘由：不是为了颂法，而是为了记清“法行中的苦”。 ## 二、支线·农人孟姬：魏地贷种遇苛政，尽地力之教显虚形 同一时刻，魏国都城安邑东南的曲沃县，孟姬正攥着“贷种券”往县府赶。券上用墨写着“孟姬，隶臣之后，授粟种二石，秋熟还二石五斗”，是按李悝“尽地力之教”的规定——官府在春耕时贷种给农户，秋收时加收二成利息。她怀里揣着块粗布，是昨晚连夜织的，准备若贷种不顺，就拿布换些粟种，可县府的小吏却先给了她“下马威”。 县府的贷种处摆着三排陶瓮，分别装着“上粟”“中粟”“下粟”，瓮上贴着木牌。小吏郑五斜靠在案上，把玩着腰间的铜刀：“孟姬，你家是‘隶臣之后’，按规矩贷种得用‘下粟’，还得再加一成利息——不然，这券就作废。”孟姬赶紧把布递过去：“郑吏，俺家就靠这二石种过活，下粟出芽率低，再加息俺秋熟还不上啊！” 郑五却把布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李大夫的‘尽地力之教’是给良民的，你家祖上是隶臣，能贷种就不错了！”说着便从“下粟”瓮里舀种，陶勺里混着不少碎石和瘪粒。孟姬蹲在地上捡布，眼泪滴在湿土上——去年她丈夫去修鸿沟运河，至今没归，家里就她和六岁的儿子阿大，要是用下粟种，秋收怕是连口粮都不够。 这时，邻村的老农张伯也来贷种，他是“士伍”爵位，能贷“中粟”。张伯见孟姬被刁难，便凑过来劝：“郑吏，孟姬家的田去年收了三石粟，都按规矩缴了税，怎就不能贷中粟？”郑五却瞪了他一眼：“你再多嘴，连你的中粟都换成下粟！”张伯只好闭嘴，偷偷给孟姬使了个眼色，示意她先接下种，后续再想办法。 孟姬抱着装下粟的麻袋往家走，路过曲沃县的“尽地力之教”石碑，上面刻着李悝的话：“使农益劝，耕益勤，虽遇饥馑，民不困乏。”她伸手摸了摸石碑上的字，指尖能触到刻痕的深浅，却觉得这话比田垄的冰还冷——官府的贷种本是救急，到了小吏手里，却成了苛剥的由头。回到家，阿大正拿着小木犁在院子里刨土，见她回来便喊：“娘，种能种出粟吗？”孟姬把瘪粒挑出来，攥着饱满些的种粒说：“能，娘一定让它长出粟。”她没说的是，夜里得去河边的荒田再捡些别人漏种的粟粒，才能凑够播种的量。 ## 三、支线·淳于越：咸阳辩法遇排挤，儒法之争露锋芒 咸阳的客舍里，烛火将竹简的影子投在夯土墙上，淳于越正对着《论语》抄本批注“礼之用，和为贵”，案上还摆着块刻着“稷下客”的木牌——这是他从齐国稷下学宫来秦的凭证。门帘被掀开，走进来三个穿黑色客卿服的人，为首的是法家弟子卫鞅（与商鞅同族，非商鞅本人），手里拿着一卷《法经》。 “淳于先生从稷下而来，想必对‘治世’有高见？”卫鞅把《法经》放在案上，竹片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吾以为，治秦当用‘法’，定民分、明赏罚，方能强兵富国；儒家的‘礼治’，不过是迂腐的旧俗，不适合乱世。”淳于越放下笔，指尖拂过《论语》上的“为政以德”：“卫客卿此言差矣。礼者，天地之序也；法者，治世之具也。若只重法而轻礼，民虽畏罚，却无廉耻，终会生乱。” 旁边的法家弟子赵良立刻反驳：“商君在秦变法，废井田、奖耕战，不过十年，秦便从弱国变为强邦！若用儒家的礼，旧贵族仍掌大权，垦荒何能推行？户籍何能清查？”淳于越却摇了摇头，取出从稷下带来的“游学记”竹简，上面记录着他与孟子的对话：“吾在稷下时，孟轲先生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商君之法虽好，但若行法者皆如槐里县丞那般畏贵，法又有何用？” 卫鞅被问得语塞，便岔开话题：“淳于先生既推崇礼治，为何还要来秦？秦行新法，不用儒士。”淳于越拿起案上的“垦荒令”抄本：“吾来秦，是为观新法之实——若法能利民，吾愿为新法补礼；若法只利官，吾当为万民言。”这话却惹恼了赵良，他一把夺过“游学记”，扔在烛火旁：“腐儒敢谤新法！再敢多言，便送你去见廷尉！” 淳于越赶紧抢回竹简，竹片已被火燎了个黑边。客舍外传来巡夜亭长的梆子声，卫鞅带着人摔门而去，留下一句“稷下儒士，不足与谈法”。淳于越看着被燎黑的竹简，在“儒法辩”的记录旁补了句：“秦地重法轻礼，客卿多排儒，然新法之行，亦有弊，当记之。”他不知道，这番辩论被窗外的赵承听了去——赵承刚从槐里县回咸阳，本想找淳于越请教稷下学宫对变法的看法，却见此情景，默默转身离开，心里更坚定了要把“新法利弊”都记进《商君法》实施记录的念头。 ## 四、夜记新法辨得失，青史初录战国痕 赵承回到客舍时，窗外已泛起鱼肚白。他把槐里县的垦荒查记、孟姬贷种的听闻（从魏国来的商人口中得知）、淳于越的儒法辩论，都记在“新法实施录”上，竹片上的朱字写了又改，改了又写： “槐里县旧族隐垦荒田二十顷，县丞杜挚畏势不举，此新法之弊一也——法虽严，行法者畏贵，则法不行；魏地孟姬，隶臣之后，贷种遇苛吏，下粟加息，此新法之弊二也——政虽善，基层苛剥，则政失信；咸阳儒法辩，卫鞅排淳于越，此新法之弊三也——术虽强，拒异见，则术难全。” 他又翻出《商君法》残篇，在“垦荒令”旁加了段批注：“垦荒之要，在官不欺民、贵不压贱，若只重垦田之数，不重农人之力，纵增田千顷，亦难久持。”写完，他把竹简卷好，放在胸口，能听见窗外农人的木犁划过湿土的“吱呀”声——那是秦地的农人在赶春耕，也是新法在战国大地上扎根的声音，有茁壮，也有伤痕。 晨光透过窗棂照在竹简上，赵承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赵氏传古籍，不是为了颂圣，是为了记真。”他知道，这卷“新法实施录”，或许不会被秦国官府认可，却能让后世知道，战国的变法不是只有“强兵富国”的光鲜，还有无数像孟姬这样的农人、淳于越这样的儒士，在新法的浪潮里挣扎与坚守。 槐里县的荒田上，农人已把木犁插进土里，犁痕像一道道墨线，在湿土上画出秦地的新模样；曲沃县的孟姬正带着阿大捡粟粒，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咸阳的客舍里，淳于越正修补被燎黑的竹简，烛火还在燃烧——这些画面，都被赵承记进了竹简，成了战国烽烟里，最真实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