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暑的风带着粟香掠过秦地，泾阳县的粟穗已垂成金穗，却在白氏私田的垄间藏着“瞒产”的心思——有的地块故意留着枯苗，有的把实穗藏在叶下，要趁秋收前的“测产估税”少报产量。赵承骑着青骊马走在田埂上，马背上驮着两卷关键物事：一卷是《商君法·租税律》抄本，竹片上“秋收前测产估税，瞒产一亩罚缴粟五石”的朱字被粟穗的金粉蹭得发亮；另一卷是“测产工具册”，记着“穗数计数器”“亩产量估算板”的形制，每样都标着“按《泛胜之书》农法改良”的注脚。他腰间的“查田符”旁，新添了竹制“测产标”，标身刻着“壮穗（百粒重五钱）、中穗（三钱）、弱穗（一钱）”的刻度，这是商鞅推行“实产实估”的新制——既要确保秋税足额，也要防止旧贵族“瞒产逃税”，可泾阳县旧贵族白圭（白氏旁支，爵为“大夫”）却早传出“私田减产三成”的话，赵承此行，便是要让《租税律》的“明估明税”，落在粟穗的称量声里。 ## 一、主线：赵承泾阳测产粮，白圭瞒产遭重罚 泾阳县的测产点设在白氏私田旁的打谷场，场上摆着三具测产工具：左边是“穗数计数器”，竹制方格每格能容十穗粟，格边刻着“每亩千穗为常产”；中间是“百粒重秤”，铜制秤砣最小为一钱，秤杆标着“壮、中、弱”三档；右边是“亩产量估算板”，木牌上画着田垄图，按穗数、粒重折算亩产。小吏们正按户籍册叫名测产，白圭却带着家奴守在私田口，手里举着几株枯苗：“今年春旱夏涝，俺家私田减产三成，测产也白测——总不能让俺赔本缴粮吧？” 赵承没接话，而是让小吏随机选了三亩私田，第一亩用计数器数穗：“每亩千二百穗，壮穗占七成，中穗三成——按估算板，亩产该有一石二斗。”白圭立刻摆手：“你数的是壮苗地块！那边两亩都是弱苗，亩产顶多六斗！”赵承却走向他指的“弱苗地块”，弯腰拨开粟叶——叶下藏着密密麻麻的壮穗，只是故意留了几株枯苗遮眼。 “白大夫说的‘弱苗’，”赵承扯出一穗壮穗，百粒重秤称得五钱，“按《租税律》，‘测产时藏壮穗瞒产者，每亩罚缴粟五石’。这三亩私田，你说亩产六斗，实测一石二斗，瞒产六斗每亩——你要认吗？”家奴们慌了，有的想把藏穗的地块踩烂，却被秦兵拦住。 白圭脸色铁青，攥着腰间的玉剑：“赵承你别太过分！俺是‘大夫’爵，你敢罚俺？”赵承展开《租税律》，对着围观的农人高声念：“商君令‘贵族瞒产，爵降一级，罚缴瞒产数十倍粟’。你私田百亩，实测亩产一石二斗，瞒报六斗，共瞒产六十石——罚缴粟六百石，爵降为‘不更’，你要抗律？” 农人们围过来，有的指着私田深处：“俺昨儿见你家奴往谷仓运粟穗，哪像减产？”有的小声议论“贵族也不能瞒产逃税”。白圭见瞒不住，突然掀翻测产工具：“俺认栽！六百石粟、降爵为‘不更’，俺缴！但秋熟时得按实测亩产估税，不能再多加！”赵承把测产标收进囊：“估税本就按实测，是你先瞒产，何谈‘多加’？若早如实报产，何至于此？” 测完私田，赵承又去查民田——农人们虽有弱苗地块，却都如实报穗，有的还主动说“今年亩产比去年多二斗，能多缴些税”。赵承让小吏记下，在工具册上批注：“泾阳县处暑测产，白圭藏穗瞒产，民人如实报实——新法之实，在惩贵不欺民，若贵可瞒、民必怨，税难征足。”傍晚整理册卷时，他见白圭的家奴在打谷场偷撒粟粒，想伪造“减产”痕迹，便让秦兵拿下——旧贵族的侥幸还没消，这卷记录，更要记清“法惩瞒产”的必要。 ## 二、支线·农人孟姬：魏地报产遇苛估，郑五强征激民愤 同一时刻，魏国曲沃县的农舍旁，孟姬正蹲在地上数粟穗——她的五亩田，今年亩产估摸着有一石，按李悝“尽地力之教”的税律，该缴粟三斗。县府贴出的“报产令”在风里飘着，上面写着“农户自报产量，小吏复核，多报不罚，少报补缴”，孟姬攥着自家的“农事记”（刻着各地块穗数），带着阿大往县府报产处赶，怀里还揣着刚炒的粟粒，是给阿大当零食的。 县府的报产处，郑五坐在案后，手里把玩着报产木牍，案上摆着个“强估板”——上面的亩产比常产高两成。农人们排着队报产，张伯刚说“亩产八斗”，郑五就把木牍往桌上一拍：“今年风调雨顺，哪能只八斗？最少一石，不然就是少报！”张伯急得直跺脚：“俺家田土薄，真就八斗——再估高，俺秋熟连口粮都没了！” 轮到孟姬时，她递上农事记：“郑吏，俺家五亩田，壮穗四千穗，中穗两千，按百粒重算，亩产一石——这是俺数的穗，你看。”郑五却把农事记扔在地上，脚踩了踩：“农人的破木牍顶个屁用！按县府的‘强估板’，你家亩产得按一石二斗算，税缴三斗六升！” “报产令上写‘自报复核，少报补缴’，没写要按‘强估板’！”孟姬扑过去捡农事记，阿大也跟着哭：“娘，俺家没那么多粮……”郑五的跟班当即推开孟姬：“少废话！要么按一石二斗报，要么就等着县府来抄家！” 农人们顿时炸了锅，有的举着粟穗喊“俺家穗小，亩产就七斗”，有的要去安邑找李悝评理。郑五怕闹大，只好改口：“一石就一石！但秋熟时若实测比报产高，得多缴两成罚粮——你敢赌吗？”孟姬攥紧农事记：“俺没瞒产，赌就赌！” 回家的路上，阿大问：“娘，俺家真能缴上税吗？”孟姬摸了摸他的头：“能，娘多打些粟，总能缴上。”夜里，她在农事记上刻：“曲沃处暑报产，郑五用‘强估板’逼农多报，俺家实报一石，却被威胁‘实测高则罚’。尽地力之教，若吏强估苛税，农虽实产，亦难安心。”刻完，把记藏在粟囤下——这是她能守住的，最实在的“实产证据”。 ## 三、支线·淳于越：咸阳论税辩宽严，儒法调和探仁政 咸阳的“税政议坛”上，烛火映着两卷对立的竹简——淳于越的《薄税宽民论》与法家弟子卫鞅（同族）的《实税强邦策》。赵承坐在台下，手里攥着秦魏两地的测产、报产记录，这是他特意带来的“实证依据”。 “秦要东出，需实税强邦！”卫鞅敲着策简，声音洪亮，“白圭瞒产若不重罚，其他贵族都学样，秋税哪能足额？军粮不够，怎么打魏国、韩国？”淳于越却摇了摇头，展开《孟子·滕文公下》抄本：“卫客卿只知‘税足’，不知‘民安’。孟姬实报亩产一石，却被强估一石二斗；泾阳县民人如实报产，却怕贵族瞒产牵连自己——若税过严，民人要么逃税，要么弃田，秋税反而更少。” “那淳于先生要秦减到哪般？”卫鞅冷笑，“总不能让官府喝西北风吧？”淳于越指着赵承的记录：“不是减税，是‘宽估严惩’——对民人，按实产估税，灾年再减；对贵族，瞒产重罚，绝不姑息。《尚书》云‘惠迪吉，从逆凶’，秦的税政，该惠于善（实报的民人），惩于恶（瞒产的贵族），这才是‘仁政’。” 赵承忽然站起身，把秦魏的情况读出来：“秦地白圭瞒产罚六百石，民人实报得宽待；魏地孟姬实报遭强估，贵族却能逃税——新法的税政，缺的不是‘严罚’，是‘区分’，缺的不是‘实估’，是‘宽民’。”这话让台下的秦吏们沉默——此前他们只盯着“税足”，却没算过“民怨的代价”。 卫鞅虽不服，却也承认“民人实报应宽待”。散场时，淳于越递给赵承一卷《周礼·地官》抄本：“里面说‘以时均征，使民知时也’，秦的测产估税，若能加‘灾年减估’一条，便不是只讲‘强邦’，更讲‘养民’了。”赵承接过竹简，指尖触到“以民为本”的刻痕，忽然明白父亲说的“古籍记真”，不仅是记“法之严”，更是记“法之仁”。 ## 四、测产实录藏民声，战国税政入简牍 深夜的泾阳县寺，赵承把秦地测产、魏地报产、咸阳论辩的事，都记进《商君法》实施记录。他先抄下孟姬农事记里的“强估之争”，旁注“魏地税政之弊，不在产不足，在吏不公——小吏强估比瞒产更伤民，估税先正吏”；再记下白圭的瞒产案例，注“秦地测产之利，在罚贵不欺民，更在民见罚贵而信法——民信法，才愿实报、愿缴粮”；最后把淳于越的“宽估严惩”建议附在《租税律》后，注“儒法之辩，非‘实税’与‘薄税’之争，是‘强邦’与‘养民’之衡——秦要征秋税，需罚瞒产，更需宽民，二者缺一不可”。 烛火快燃尽时，他想起白天在测产场看到的场景：农人实报时的恳切，孟姬攥着农事记争实估时的执着，淳于越辩论时眼里的“民本光”。这些画面，都被他刻进竹简——不是冰冷的测产数据，而是带着农人生存温度的“战国税政图”。 窗外，秦地的晚风带着粟香，泾阳县的农人在翻晒粟穗，曲沃县的孟姬在数穗记产，议坛的烛火已灭。赵承把竹简卷好，放在胸口，能听见测产标的轻响——这是战国烽烟里，最实在的声音：有新法的严，有农人的韧，也有士子的仁。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声音记进青史，让后世知道，战国的税政里，不仅有“强邦”的目标，更有“养民”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