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巡抚衙门的书房里，日头已过正午，鎏金铜盆里的冰块融了大半，水珠顺着盆沿往下滴，在青砖上积成一小滩水迹。胤禛坐在案前，指尖捏着一封刚送到的信，信纸边角还带着赶路的褶皱——这是邬思道的回信，从京城快马送来，只用了不到一天时间。
他深吸一口气，拆开信封，展开信纸，邬思道那熟悉的小楷映入眼帘，一笔一划都透着沉稳，瞬间让他焦躁的心绪平复了几分。他逐字逐句地读着，越读越觉得眼前的迷雾渐渐散开，原本紧绷的肩膀也慢慢放松下来。
信里开篇先提了任伯安的人际纠葛，邬思道写道：“任伯安此人，是皇上认命的巡盐御史，也是各方势力极力拉拢的关键人物——早年依附大爷，后又攀附太子，近些年与九爷往来最密，私盐分红半数入了九爷府。然皇上深知九爷贪财本性，视其敛财为‘小节’，只要不触碰‘结党谋逆’的底线，多半会忍而不发。至于八爷，任伯安虽与其有往来，却无实据证明利益输送，八爷素来善藏锋芒，借‘不知情’摘清自己，皇上也不能轻易将二人绑定。”
胤禛指尖顿在“小节”二字上，心里豁然开朗。邬思道点破了康熙的心思：康熙对皇子的“错”分了等级，贪财是“可忍之错”，结党谋逆才是“不可恕之罪”。任伯安的死，最多让康熙敲打敲打皇子，却不会因此认定谁有大逆不道之心，自然也不会轻易怀疑到自己头上。
接着往下读，邬思道话锋一转，竟开始“吹捧”他此次查任伯安的举动：“四爷此次遣年羹尧暗查任伯安，看似险棋，实则是一步妙棋。一来，您未动用赈灾公权，只派亲信私查，显露出‘不扰公务、不肆张扬’的分寸；二来，任伯安死在私盐船上，恰好坐实了他‘贪赃枉法’的罪名，您这一查，反倒让皇上看清了任伯安的真面目，间接印证了您‘心向国法’的立场。以皇上的睿智，绝不会认为您会与任伯安勾结，更不会相信您会为了灭口杀他——您若真要灭口，何必让年羹尧留下踪迹？反倒会做得天衣无缝。”
看到这里，胤禛忍不住嘴角微扬。他之前总觉得自己这步棋走得太急，惹了麻烦，可经邬思道这么一分析，竟成了“显立场、明分寸”的妙举。邬思道最懂康熙的心思，也最懂如何从“险境”里找出“转机”，这番话精准地戳中了要害——康熙最忌讳皇子“做暗事不留痕”，年羹尧留下踪迹，反而成了“没做亏心事”的证明。
信的中间部分，邬思道重点讲了如何应对“年羹尧现身江夏镇”的问题：“年羹尧在江夏镇附近被见，并非坏事。皇上眼线遍布天下，年羹尧作为您的亲信，在直隶境内活动本就合理。您只需立刻上一道奏折，言明‘近日查得直隶灾民缺盐，疑有私盐贩子趁灾牟利，遂遣年羹尧赴周边查探，不料竟听闻任伯安私运私盐被焚之事’——将年羹尧的行动与‘赈灾查私盐’绑定，既合情合理，又能凸显您‘心系赈灾、严查贪腐’的用心，如此一来，‘年羹尧现身’便成了‘公务所需’，毫无破绽可言。”
胤禛拍了下案头，心里彻底有了底。之前他还在纠结如何解释年羹尧的行踪，没想到邬思道一句话就解了困——把“暗查任伯安”转为“明查私盐”，既贴合赈灾的大背景，又能将年羹尧摘出“杀人嫌疑”，简直是一举两得。
最后，邬思道分析了任伯安之死的背后隐情：“任伯安突然被害，绝非偶然。他手里握着太多人的把柄——私盐账册不仅牵扯九爷，或许还牵扯其他势力。此番有人放火杀他，要么是为了灭口，怕他招出更多人；要么是为了嫁祸，想借他的死搅乱朝局。无论哪种，四爷您都不必深究，只需静观其变。眼下最要紧的是办好赈灾，只要赈灾有功，皇上便不会因旁事苛责您；而那些想借任伯安之死做文章的人，见您不动声色，反倒会自乱阵脚。”
胤禛读完最后一句，缓缓放下信纸，靠在椅背上，闭上眼沉思片刻。再睁开眼时，眼底的焦虑已全然褪去，只剩下沉稳。他终于明白，邬思道的核心思路是“不纠结于局部，只聚焦于全局”——任伯安的死、年羹尧的嫌疑，都是“局部小事”，而“赈灾有功、不涉党争”才是“全局关键”。只要抓住这个关键，所有的困局都会迎刃而解。
书房里，阳光透过窗棂照在信纸上，邬思道的字迹在光线下显得格外清晰。胤禛看着那些字，心里充满了感激——若不是邬思道，他此刻怕是还在为江夏镇的事焦头烂额，甚至可能做出错判。有邬思道这样的谋士在身边，他就像有了定海神针，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都能稳住阵脚，找到破局之路。
他拿起笔，蘸了墨，在宣纸上落下第一个字。笔尖划过宣纸的声音，与窗外的蝉鸣交织在一起，竟透着一股难得的平静。胤禛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他要做的就是沉下心来办赈灾、等赫寿查案，至于那些背后的算计和争斗，只需静观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