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的寒冬，凛冽异常。汴京的琼林苑早已失了春夏的旖旎，枯枝败叶在呼啸的北风中瑟瑟发抖，一如当下朝堂的人心。那股因新政而起的烈火，似乎真被这严冬与愈演愈烈的“朋党”风波给压了下去，只剩些许青烟，缭绕在猜忌与不安的冰层之下。
然而，冰层之下，暗流愈发汹涌。反对新政的势力，在以御史中丞王拱辰、权御史中丞鱼周询等人为首的组织下，已然形成一个虽无正式名目，却心照不宣的同盟。他们不再满足于零星的弹劾与朝堂争吵，开始谋划一场足以将革新派彻底击垮的总攻。而这场总攻的突破口，他们选择了性格最为刚烈、树敌亦最多的——欧阳修。
一
腊月望日的大朝会，气氛比殿外天气更冷。百官依序而立，屏息凝神，皆能感受到那山雨欲来的压抑。
果然，待寻常政务奏毕，鱼周询率先出班，手持象笏，声音不高，却字字如冰锥：“臣，权御史中丞鱼周询，劾奏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欧阳修，治家不严，品行有亏，有负圣恩，不堪重任！”
又是欧阳修！百官心中皆是一凛。仁宗坐在御座上，面色沉静，看不出喜怒，只淡淡道：“鱼卿又有何新证？”
鱼周询显然有备而来，他不直接回答，反而侧身让出一步，对身后一位年轻的御史使了个眼色。那御史乃是新晋的监察御史里行刘元瑜，素以敢言激进而闻名，此刻得此机会，立刻亢声出列：
“陛下！臣刘元瑜，愿为鱼中丞佐证！欧阳修之罪，非止于前番所言狎妓、讥谤！其大罪在于，私德败坏，人伦有失！”他声音尖利，响彻大殿，“欧阳修有妹，适张龟正。龟正早卒，遗有一女，由欧阳修抚养。然此獠竟觊觎甥女张氏姿色，行止不端，多有苟且！此事在西京时已有风闻，欧阳修却倚仗权势，强行压下。后张氏嫁与欧阳修族侄欧阳晟，然其陪嫁之资，多为欧阳修所侵占克扣，此乃贪财好色，寡廉鲜耻之实证！”
这指控远比之前的“淫词艳曲”和“朋党”之说更为恶毒，直指人伦大防。殿内顿时一片死寂，落针可闻。不少官员虽知此乃政敌构陷，但如此不堪的罪名被公然置于朝堂之上，仍觉心惊肉跳。
欧阳修站在班中，浑身颤抖，脸色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他猛地出列，因极度愤怒，声音都有些嘶哑变形：“陛下！刘元瑜血口喷人！臣妹确适张龟正，龟正卒后，甥女年幼无依，臣念及骨肉之情，接入家中抚养，视若己出，何来苟且之说？！至于嫁资，更是无稽之谈！臣虽清贫，亦知礼义廉耻，岂能做出此等猪狗不如之事？！此纯属小人构陷，欲置臣于死地！”
刘元瑜毫不示弱，冷笑一声，从袖中取出一卷文书：“陛下，此有当年审理张氏与其仆私通一案时，张氏在狱中的供状抄本！其中虽未明言，然语焉不详，多有隐晦之词，指向欧阳修！若非心中有鬼，何以供词如此闪烁？且开封府上下皆知，欧阳修对此甥女之事，异常关切，屡屡插手，岂非欲盖弥彰？！”
他将那抄本高高举起。那纸卷在殿中微弱的光线下，仿佛带着剧毒。
“一派胡言！”欧阳修气得几乎要冲过去，“那供状乃狱吏屈打成招，断章取义！当年此案已明，张氏与仆有私，已依律处置，与臣何干？！尔等以此陈年旧案，捕风捉影，罗织罪名，其心可诛！”
王拱辰此时方才缓缓出列，语气看似平和，实则句句诛心：“陛下，欧阳修是否清白，非凭其一面之词，亦非凭刘御史一面之词。然，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欧阳修平日言行不谨，狎妓酗酒，讥诮时政，此皆有其诗文为证。如今牵连出人伦风化大案，无论真假，已使其名望大损，清流蒙羞。若仍使其居于开封府要职，掌管京畿刑狱，何以服众？何以正士风？臣恳请陛下，暂罢欧阳修权知开封府一职，交有司彻查，以正视听！”
“臣附议！”
“臣亦附议！”
霎时间，竟有十数名御史、谏官乃至部分六部官员纷纷出列，齐声请求罢黜欧阳修。声音汇聚一堂，形成一股巨大的压力，直逼御座。
范仲淹、富弼等人面色铁青，他们深知这是对手精心策划的围剿。攻击欧阳修是假，瓦解革新派阵营、打击皇帝对新政的信心才是真。富弼欲出言辩驳，却被范仲淹以眼神微微制止。此时此刻，任何为欧阳修的激烈辩护，都可能被曲解为“朋党”相护，火上浇油。
仁宗皇帝看着台下跪倒一片的官员，又看了看孤立无援、因愤怒和屈辱而浑身发抖的欧阳修，心中五味杂陈。他对欧阳修的才华素来欣赏，但接连不断的弹劾，尤其是涉及人伦风化的指控，让他对这位才子的品行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作为皇帝，他必须维护朝廷的体面和士大夫的道德形象。
沉默了许久，仁宗终于开口，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和不容置疑的威严：“欧阳修。”
“臣在。”欧阳修跪倒在地，声音哽咽。
“此事纷扰多时，于朝局无益。朕念你素有才名，然众议汹汹，亦需避嫌。权知开封府一职，你暂且卸下，归家待参。此事，着由翰林学士、御史台、刑部共同勘验，务求水落石出。”
“陛下！”欧阳修猛地抬头，眼中尽是悲愤与不甘。
仁宗却已挥了挥手，不愿再多言：“退朝。”
二
欧阳修被罢免权知开封府的消息，如同寒冬里又一盆冰水，浇在了所有支持新政者的心头。尽管正式的调查尚未有结论，但这“待参”的处置，几乎等同于默认了欧阳修“有问题”。士林清议，最重名声，一旦沾上此等污点，即便日后查明清白，也已声名狼藉。
欧阳修回到家中，闭门不出，昔日高朋满座的府邸，如今门可罗雀。他坐在书房里，望着自己珍藏的那些典籍字画，只觉得无比讽刺。他一生以文章、气节自诩，如今却陷于这等肮脏不堪的污蔑之中。愤懑、屈辱、以及对世道不公的绝望，几乎将他吞噬。他提笔想写些什么辩白的奏疏，却终究掷笔于地，发出一声长叹。他知道，在对手精心编织的罗网面前，任何辩白都显得苍白无力。
与此同时，革新派内部的气氛也降到了冰点。范仲淹府邸内，几人再次聚首，却再无往日激昂慷慨的气氛。
“范公，他们这是要逐个击破啊！”富弼忧心如焚，“先是永叔，下一个会是谁？是我，还是韩稚圭（韩琦字）？他们用如此下作手段，简直…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韩琦此刻虽不在中枢，仍在西北边镇，但朝中风云亦时刻关切，书信中亦充满忧虑。
范仲淹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他默然良久，才缓缓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等推行新政，意在革除百年积弊，触动利益何止千万？彼等不敢直撄新政锋芒，便转而攻击我等之人品私德，此乃古来党争之故技，虽卑劣，却有效。”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富弼和一旁沉默的余靖、蔡襄等人：“如今之势，陛下心中已存疑虑，‘朋党’二字，如骨鲠在喉。永叔之事，更使其对我等之品行亦生动摇。新政…恐难以为继了。”
他的话语中，带着一种深沉的无力感。这种无力，并非来自对手的强大，而是来自理想在现实污浊中的窒息感。
“难道就如此坐以待毙？”余靖忍不住道，“我等便上疏自陈，剖明心迹，恳请陛下勿信谗言！”
范仲淹摇了摇头，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笑：“自陈？在陛下看来，或许正是结党营私、互相包庇的证明。如今…唯有静观其变，谨言慎行，或许能保全一二，以待将来。”
他所说的“将来”，连他自己都感到渺茫。改革的黄金窗口期，正在迅速关闭。
三
反对派并未因欧阳修的罢免而满足，他们的最终目标，始终是范仲淹和他的新政。在成功制造了欧阳修的丑闻，极大削弱了革新派的道德光环后，他们将攻击的矛头，更加集中地指向了新政本身，以及范仲淹的“专权”。
数日后的经筵之上，讲官照本宣科完毕后，仁宗照例询问政事。王拱辰再次抓住机会，出言道：“陛下，近日朝廷颁行新政诸条，诸如‘明黜陟’、‘抑侥幸’等，本意虽善，然施行之下，流弊丛生，臣恐非国家之福。”
仁宗如今对这些话题极为敏感，立刻问道：“有何流弊？”
王拱辰侃侃而谈：“‘明黜陟’之令下，各路监司、州县长官为求政绩，迎合上意，往往吹毛求疵，苛察下属。导致官员人人自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政务为之迟滞。更有甚者，借此机会挟私报复，排除异己，使得官场风气大坏，此其一也。”
“其二，‘抑侥幸’过于严苛，使得勋贵子弟、重臣之后，仕进无门，怨声载道。陛下，恩荫乃祖宗优待士大夫之成法，亦是维系人心之举措。今一刀切断，岂非让为国效力之臣寒心？长此以往，谁还愿为朝廷尽心竭力？”
“其三，‘择官长’之权尽归中书、枢密，范参政、富枢副等手握铨选大权，所提拔者，多为其门生故旧、同年好友。如近日擢升之胡瑗、孙复等人，皆与范仲淹交往密切。如此下去，朝廷重要职位，岂不尽成‘范党’私器？陛下之权柄，又置于何地？！”
他最后一句，声音陡然提高，直指核心——范仲淹专权，威胁皇权！
紧接着，其他官员也纷纷附和，不再纠缠于具体条款，而是集中火力攻击范仲淹等人借新政结党营私，架空皇帝，把持朝政。他们将范仲淹在西北与韩琦、庞籍的通信，与富弼、欧阳修等人的密切交往，甚至与一些地方官员对新政的支持，都串联起来，描绘成一幅庞大的“朋党网络图”，呈现在仁宗面前。
这些指控，半真半假，虚实相间，却极其致命。仁宗越听，脸色越是阴沉。他回想起范仲淹每次陛见时，虽然言辞恳切，但那份不容置疑的坚定，那份急于推行改革的迫切，此刻在王拱辰等人的解读下，都变成了“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的证据。
皇帝最不能容忍的，便是权臣。即便这个“权臣”的本心是为了江山社稷。
四
面对如此险恶的局势，革新派内部也出现了分化与自保的迹象。
一日，参知政事晏殊请范仲淹过府饮茶。晏殊既是范仲淹的旧友，也是他早年的举主，更是朝中德高望重的老臣。但在新政问题上，晏殊始终态度暧昧，倾向于保守。
茶香袅袅中，晏殊看着面容憔悴的范仲淹，叹了口气：“希文，如今之势，你待如何？”
范仲淹默然片刻，道：“尽人事，听天命。但求无愧于心。”
晏殊摇了摇头：“希文啊，你过于执拗了。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如今反对者众，陛下疑虑已深，新政举步维艰。何不见好就收，暂避锋芒？你若能主动上疏，请求罢免若干激进条款，或自请出外，以平息物议，或可保全自身，亦为将来留有余地。若一味强项，恐…祸不旋踵啊。”
范仲淹抬起头，看着晏殊，眼中是难以融化的坚持：“同叔公（晏殊字）好意，仲淹心领。然新政关乎国运，非为一己之私利。若因惧祸而中途废止，则前功尽弃，国家沉疴依旧，他日边患再起，或内乱滋生，我等皆成千古罪人！仲淹个人安危不足惜，然国事岂可儿戏？”
晏殊见他如此，知难以劝动，只得再次长叹：“希文，你可知，刚极易折啊…”
类似的劝说，也发生在其他一些原本倾向于改革，但此刻见风使舵的官员身上。他们开始与范仲淹等人保持距离，甚至在公开场合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以示自己并非“范党”。革新派的阵营，正在从内部开始瓦解。
五
庆历五年的春天，在压抑与观望中到来。汴京的琼林苑再次泛绿，但政治气候却依旧严寒。
关于欧阳修的调查，在反对派的操控下，迟迟没有明确结论，既不认定其有罪，也不宣布其无罪，就这般悬着，成为时刻悬挂在革新派头顶的一把利剑。而朝堂上对范仲淹的攻击，则愈发露骨和不留情面。
终于，一份来自西北的密报，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边将（极可能是受反对派指使）密奏，称范仲淹在陕西宣抚使任上时，曾擅自与西夏元昊有书信往来，虽内容多为斥责告诫，然“擅通敌国酋首”，终究是逾越之举。同时，再次重提范仲淹与韩琦等边帅“往来密切，书信不绝”，暗示其结交边将，图谋不轨。
这封密报，彻底触及了仁宗皇帝的底线。“擅通敌国”与“结交边将”，无论哪一条，都足以让一个大臣万劫不复。
仁宗独自在福宁殿内，将那封密报看了又看，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他想起范仲淹的刚直，想起他筑城的功绩，想起他上《十事疏》时的忧国忧民，心中并非没有挣扎。但帝王的猜疑，以及对“朋党”、“专权”的恐惧，最终压倒了一切。
他不能容忍一个可能威胁到皇权，甚至可能里通外国的权臣，无论其初衷为何。
数日后，仁宗皇帝颁布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诏书。诏书中，并未直接指责范仲淹，而是以“东南民力困竭，灾异屡现，须得重臣镇抚”为由，罢免范仲淹参知政事之职，以资政殿学士衔，出为陕西四路宣抚使，即刻离京赴任。
与此同时，富弼也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为京东西路宣抚使。
明升实降，调虎离山。
这道诏书，如同一纸判决，宣告了庆历新政核心领导层的垮台，也宣告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在推行仅一年有余后，事实上夭折了。
六
诏书下达之日，范仲淹正在政事堂整理文书。接到内侍传来的旨意，他并无太多意外之色，只是平静地叩首领旨。他缓缓站起身，环视这间他曾经呕心沥血、试图革除积弊的权力中枢，目光中充满了无尽的留恋与更深的遗憾。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也没有去见任何同僚，只是默默地收拾好自己的私人物品——几方砚台，几管旧笔，还有那本他时常翻阅、批注满满的《礼记》。然后，他便在那众多或同情、或嘲讽、或冷漠的目光注视下，步履沉稳地走出了政事堂，走出了皇城。
汴京的街道依旧熙攘，叫卖声、车马声不绝于耳。范仲淹坐在离京的马车里，掀开车帘，最后望了一眼那巍峨的宫墙。他没有愤怒，没有抱怨，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与悲凉。
他想起了在西北时，与韩琦、富弼等人纵论天下，意气风发的日子；想起了向仁宗皇帝条陈十事时，那份以为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的豪情；想起了与欧阳修、余靖等人彻夜商讨新政细则时的热烈……
俱往矣。
马车辘辘，驶出汴京东门，踏上通往西北的官道。春风拂过原野，带来泥土和青草的气息，但范仲淹的心中，却只有秋风萧瑟。
他知道，他个人的政治生命或许就此告一段落，但他所倡导的“先忧后乐”的精神，他所点燃的改革星火，却不会就此熄灭。只是，这条复兴之路，注定要比他想象的，更加漫长，更加坎坷。
而在汴京城内，随着范仲淹、富弼的离去，欧阳修被黜，韩琦在边镇亦受牵连，革新派势力土崩瓦解。那些被触动的既得利益者们，弹冠相庆，开始迫不及待地反攻倒算，一条条新政法令被废止，一个个被范仲淹等人提拔的官员被贬斥……
庆历新政，这场由一代士大夫精英发起的，试图拯救帝国于危难的悲壮努力，最终在残酷的党争与皇权的猜忌下，黯然收场。只留下一声历史的悠长叹息，回荡在士大夫的黄金时代上空。
（第三卷 第十四章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