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七月二十，午后。福宁殿西侧的御书房内，门窗紧闭，隔绝了外面的蝉鸣与暑气。
冰鉴里散发出的丝丝凉意，却驱不散弥漫在空气中的凝重。
皇帝赵顼端坐在宽大的紫檀木御案之后，案头除了一方砚台、一架笔山，出奇地整洁。然而，在御案下方，紧挨着桌脚的地面上，却刻意地、几乎有些杂乱地堆放着好几摞半人高的奏章。
这些奏章或展开、或合拢，封皮上赫然标注着“河北急报”、“陕西边防”、“漕运事宜”、“三司度支”等字样，如同山岳般沉甸甸地压在那里，无声地诉说着帝国的千钧重担。
赵顼没有像往常一样伏案疾书，他只是静静地坐着，目光落在那些奏章上，手指无意识地轻叩着光滑的桌面，发出细微的“笃笃”声，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又像是在进行某种艰难的权衡。
片刻后，书房门被轻轻推开，内侍省都知李宪躬身引着一位面容清癯、目光炯炯的老臣走了进来，正是判审刑院、资政殿学士司马光。
“臣司马光，叩见陛下。”司马光一丝不苟地行臣子之礼。
“司马卿家平身，赐座。”赵顼的声音平和，听不出喜怒。他指了指早已备好的绣墩。
“谢陛下。”司马光端正坐下，目光敏锐，自然也注意到了御案下那堆显眼的奏章。他是何等人物，立刻意识到，这次召见，绝非只为讨论一桩刑案那么简单。
赵顼没有寒暄，直接切入主题，语气甚至带着几分刻意的轻描淡写：
“司马卿家，近日朝野上下，为了一桩登州民妇阿云的案子，议论纷纷，甚至太学之中，也为此争辩不休。
卿家主审此案，力主严惩，维护纲常，朕知你用心良苦，是为了正风俗、明人伦。”
司马光微微欠身，神色肃然：
“陛下明鉴。臣确以为，阿云谋杀亲夫，虽未致死，然其心可诛，其行可骇。
夫为妻纲，乃人伦大防。 若因此妇人之遭遇可悯，便宽宥其谋杀之罪，则天下妇人效仿，夫纲不振，礼法何在？臣非为苛酷，实为防微杜渐，维护朝廷教化之根本。”
赵顼静静听着，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待司马光说完，他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息声在寂静的书房里显得格外清晰。
他没有直接反驳司马光，而是将目光缓缓移向桌脚那堆奏章，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司马光言说：
“纲常礼法，自然是社稷基石，不可或缺。 朕深知卿家之忠忱。只是……”
他话锋微转，语气变得沉重起来，“卿家可知，就在我们谈论这登州一女子命运之时，河北东西路，仍有数十万灾民，在旱魃蝗虫肆虐之下，仰赖官仓每日两碗麸粥苟延残喘？”
他的手指，轻轻点向其中一份摊开的“河北急报”。
司马光神色一凛，没有接话。
赵顼继续道，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卿家又可曾想过，西北绥州城下，将士们正在酷日下挥汗如雨，加固城防，以防西夏铁骑趁我天灾入寇？
朝廷为筹措这笔筑城款项，三司官员已是绞尽脑汁，韩相公、曾相公连日不休，商讨如何节流开源。”
他的目光扫过“陕西边防”和“三司度支”的奏章。
“还有这漕运，”赵顼指了指另一摞，“吕惠卿、曾布在埇桥日夜督工，疏通河道，确保东南粮秣能北运，其间艰难，朕在宫中亦能想见。
更有东南冯京、苏颂，为筹措钱粮，亦是心力交瘁。”
他一口气说完，书房内陷入了更深的沉默。那些堆积如山的奏章，此刻仿佛化作了河北龟裂的土地、西北肃杀的边关、运河上忙碌的舟船，沉甸甸地压在两人心头。
良久，赵顼才重新看向司马光，眼神复杂，充满了疲惫，也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决断：
“司马卿家，朕召你来，并非要与你辩论阿云案的是非曲直。朕相信你的判词于法有据，于礼无亏。
但朕想问卿家一句：为一桩已然事实清晰、仅存量刑争议的案子，让整个士林分裂，让台谏争执，让太学沸腾，消耗如此巨大的朝野精力，是否值得？”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深沉：
“朕的精力，诸公的精力，乃至天下士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如今国家内忧外患，亟待我等君臣同心，共度时艰。
若因一桩个案，酿成新一轮的‘濮议’之风，朝堂纷争再起，党同伐异，则救灾之策谁人执行？边防之务谁人用心？富国强兵之大业，又从何谈起？”
这番话，赵顾说得极其克制，没有一句指责司马光，却字字如锤，敲在司马光坚守的“道”与现实的“势”之间。
他没有用皇权去压服，而是在陈述一个更加残酷的现实——国家已经承受不起另一场内耗了。
司马光的面色变得极其凝重，他紧抿着嘴唇，花白的胡须微微颤抖。他自然听懂了皇帝的弦外之音，也看清了桌脚下那堆奏章所代表的巨大压力。
他坚持的“礼法”，在皇帝眼中，似乎正在变成一种不合时宜的“纷争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