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目光扫过众人，缓缓开口：“诸卿以为，王介甫此策如何？”
短暂的死寂后，枢密使文彦博率先开口，他捻着菩提子，眉头紧锁，语气沉重：“陛下，介甫之志可嘉，然此策……未免失之峻急！‘五十以上及羸弱者皆汰’？
此言轻巧，然则执行起来，必生大乱！军中老卒，虽气力稍衰，然经验丰富，亦多有功勋在身。若一概裁汰，岂不令数十万行伍寒心？若激起营啸，又当如何处置？此其一。”
他顿了顿，声音愈发严肃：“其二，‘并营缩编’，裁撤番号。诸军番号皆有传承，关乎将士荣誉与归属。骤然裁并，军心浮动，指挥体系亦需重塑，此非一朝一夕之功。
万一辽夏趁我整军之机南下，新编制未成，旧体系已乱，何以御敌？此策……赌性太大！”
曾公亮接着话头，从财政角度提出质疑：“陛下，文枢密所言极是。介甫言‘省下饷银，悉数投回精兵’。然汰兵过程中，遣散老弱需发‘退奉银’，转厢军亦需安顿，此乃先期投入。
省下的钱何时能显现？期间若遇战事或天灾，国库空虚，又当如何？再者，将所有结余投入军中，其他部衙开支若不足，又生新的矛盾。此策于账目上看似完美，然不合实际流转之情。”
武将代表曹侑终于忍不住，出列抱拳，声音带着压抑的激动：“陛下！末将斗胆！王知府久在地方，或不知军中实情！
‘兵不识将，将不知兵’乃祖制，是为防唐末藩镇之祸！ 今欲‘置将统兵’，固然能提升战力，然则长此以往，将领专兵，尾大不掉，朝廷如何制之？此乃动摇国本之议！末将万万不敢苟同！”
老臣韩琦此刻已从请罪的惶恐中恢复，他沉吟片刻，缓缓道：“陛下，介甫之策，确如利刃，可割腐肉。然，操刀之手若稍有不稳，则伤及筋骨。
老臣非是反对裁军，而是主张缓图之，渐次行之。可先于京畿及安稳内地试点，待摸索出一套稳妥章程，再推及四方，尤其是边军。如此，方不至酿成大祸。”
就连与王安石交好的吕惠卿和章惇，此刻也面露难色。吕惠卿低声道：“王安石此策，锋芒过露，恐……恐树敌太多。”章惇则皱眉：“裁汰标准若严格执行，牵连甚广，需有万全之善后预案，否则必生民怨。”
欧阳修长叹一声：“介甫啊介甫，总是如此……一往无前。然治国非凿石，岂能只用猛力？”
赵顼静静地听着每一位大臣的反对、质疑和忧虑，他脸上没有任何不悦，反而眼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王安石的方案就像一块巨石投入死水，瞬间激起了所有潜藏的阻力与矛盾，让问题彻底暴露出来。
他等众人声音稍歇，才拿起那封奏疏，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
“诸卿所虑，皆有道理。缓图、稳行、防患，皆是老成谋国之言。”
赵顼声音陡然提升：\"然则！天下弊病已深，沉疴需用猛药！若事事皆求万全，步步皆恐险阻，则百年积弊，何时可除？！难道要等到国库彻底空空，敌军叩开汴梁城门之时，再行变革吗？！\"
他目光如电，扫过韩琦、文彦博：\"韩相公，文相公，昔日庆历增兵，是为御外侮；今日之裁军，亦是为强国本！目的如一，只是时势异耳！\"
他看向曹侑等武将：\"曹将军所虑藩镇之祸，朕岂不知？然'将兵分离'之制，换来的却是战力孱弱，岁币求安！此等国本，朕宁愿不要！朕要的，是一支能战能胜，能令四方臣服的强军！至于如何防范将领坐大，那是制度设计之事，岂能因噎废食？！\"
“诸卿所言，皆切中要害，句句在理！文相公忧执行生乱，曾相公虑合并生变，曹将军惧藩镇重现，韩相公恐国库空虚——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难处，绝非虚言！”
他话锋一转，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变得更加迫人：“但，难处摆在这里，问题也摆在这里。朕今日问策，不是问‘能不能做’，而是问‘怎么做’！”
“文相公说标准模糊，易生不公。那便议出一个清晰、可操作、能监督的汰选标准来！是考核体力？是校验武艺？还是功勋与年龄结合？朕要细则！”
“曾相公说合并会乱。那便议出一个循序渐进的并营章程和军官妥善分流的方案来！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边合并边整训，朕要步骤！”
“曹将军惧藩镇。好！那便议出一个既能‘专兵专训’、又能‘防将坐大’的新军制衡机制来！是加强监军？是频繁轮调？是控制粮饷？朕要办法！”
“韩相公说钱粮周转不开。那便由三司算清楚，遣散费需多少，何时支出；军饷省出多少，何时入库。做一个详尽的收支时序账，若确有青黄不接之时，内藏库可暂借支，但原则必须是：省下的钱，主要用来养精兵！”
他站起身，手指再次划过那面巨大的屏风：“问题就在眼前，抱怨与否定，于事无补。王介甫提出了一个方向，或许激进，或许稚嫩，但他在想办法解决！诸卿皆为国朝干城，经验远胜于他，难道就拿不出一个更稳妥、更周详的《汰兵置将细则》吗？”
“朕给你们一个月。以王介甫此疏为引，以诸卿今日之忧为戒，韩相公、文相公牵头，枢密院、三司、中书共议，给朕拿出一个能执行、能见效、能防患的章程来！”
赵顼的话，将王安石的激进方案变成了抛砖引玉的“引子”，将所有反对意见转化为完善方案必须考虑的“约束条件”。他将自己置于裁判和最终决策者的位置，同时把解决问题的压力和责任，明确地压到了每一位提出反对意见的大臣身上。
殿内群臣面面相觑，再也无人能简单地说“不可行”。皇帝把路指得明明白白：我知道难，但你必须告诉我怎么解决这个难。一场围绕如何具体执行裁军策略的、更深层次的务实辩论，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