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九月的汴京，金风送爽，本应是一年中最宜人的时节。
然而，一股诡异的暗流，却随着秋风吹遍了京城的茶坊酒肆、勾栏瓦舍，甚至悄然浸润着一些士大夫的私邸。
市井间开始流传一些有鼻子有眼的说法，其核心直指深居禁中的年轻官家赵顼：
“听说了吗？官家前些日子下的《罪己诏》，说是德行有亏，才引来了河北的大灾！可这反省才几天呐？
西北绥州那边，种将军修城修得热火朝天，钱粮像流水似的花出去，这哪是休养生息，分明是要跟西夏再开战端啊！”
“就是！西夏人这次来，听说姿态放得低，是想用什么东西换回绥州，息事宁人。可咱们官家倒好，硬是咬着不放！这不是穷兵黩武是什么？”
“唉，河北的百姓还没从地里刨出食来，尸骨未寒呐！官家不想着怎么好好赈济抚恤，却把力气都用在边关上招惹是非。
这……这怕是上天降下的警示还不够，官家还没真正醒悟啊！”
这些流言，如同毒蔓，巧妙地缠绕着两个看似矛盾的事实：
皇帝刚刚下诏罪己承认“德不修”，另一边却在边境“大动干戈”。它们将天灾与人事强行勾连，将赵顼塑造成一个“不恤民困、好大喜功、违背天意”的昏聩形象。
其恶毒之处在于，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利用并扭曲了真实发生的事件，极具蛊惑性。
很快，这些市井谤言，经过某些有心人的润色和引申，开始出现在一些文人的笔端和清议之中。
而此刻，在汴京一座清雅的宅院内，司马光正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品茗清谈。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时局。一位门生忧心忡忡地说：
“先生，近日市井多有无稽之谈，诽谤圣上。然……绥州之事，学生亦有所惑。
陛下既已下诏罪己，正应收敛锋芒，固本培元，修德以俟天时。如今在边境兴筑大城，耗费巨万，确易授人以柄，引人非议啊。
若因此再启边衅，岂非辜负了上天示警之意？”
另一位老成的官员接口道：“君实兄（司马光字），我亦闻西夏此番颇有‘诚意’，似有罢兵休战之意。
若我朝能顺势而下，暂缓绥州工役，换取边境数年安宁，使河北得以喘息，国库得以纾困，未尝不是一时权宜之策。
陛下年轻气盛，锐意进取固然可嘉，然‘国虽大，好战必亡’，古有明训啊。”
司马光静静地听着，手中捻动着佛珠，面色沉静如水。
他并未附和那些市井流言，但友人与门生的忧虑，却深深触动了他内心一贯坚持的理念。
良久，他缓缓开口，声音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市井之言，虽多荒诞，不足为信。然其言亦非全无因由。”
他顿了顿，继续道：
“《春秋》之大义，在于责君。陛下罪己，乃是人君遇灾知惧之正道，天下臣民皆应感佩。
然，罪己之后，更当修德践行，以实应天。如今河北疮痍未复，生民困苦，正该是轻徭薄赋、偃武修文之时。
若此时仍执着于边功，倾天下之财以筑一城，虽曰自卫，其举动之巨，难免引人侧目，恐非所以答天戒、安民心也。”
他并没有直接指责皇帝，而是从更高的“天道”和“治国之道”的层面进行阐述：
“为国者，当以仁信为本。西夏若果有和意，我朝亦当示以诚信，探其虚实，岂可一味恃强，徒然消耗国力，令内外之人心疑惧？
老夫非谓绥州当弃，然事有轻重缓急。当前之急，莫过于内修政事，抚恤灾瘵。边备固不可弛，然亦当量力而行，不可过度，以致本末倒置。”
司马光的这番话，很快就在其交友的圈子和仰慕他的太学生中流传开来。
他虽未明言支持流言，但其论述的核心——“罪己之后更应修德息兵”、“当前应以内政为先，边事需量力”——却在客观上为那些质疑赵顼边境政策的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理性”的外衣。
这使得原本可能被视为“诽谤”的市井之言，竟也带上了几分“忠言逆耳”的色彩。
福宁殿内，赵顼通过皇城司的密报，清晰地掌握着这一切。他看着李宪呈上的、记录着市井流言和司马光等人清谈内容的纸条，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用力将纸条揉成一团，紧紧攥在掌心，指节发白。
“好一个‘修德践行’！好一个‘量力而行’！”他几乎是咬着牙低声说道，“西夏、大辽，其心可诛！还有朝中这些……”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明白，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谣言，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舆论战和心理战。
敌人不仅在边境上虎视眈眈，更在试图从内部瓦解他的意志，离间他与臣民的关系，束缚住他试图变革和自强的手脚。
“想用流言和‘大义’来逼朕退缩？休想！”赵顼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与决绝，“绥州城，朕一定要筑成！想要战争的不是朕，而是那些始终亡我之心不死的豺狼！”
然而，他也深知，面对这无形的刀剑，单纯的愤怒和强硬并无太大用处。他需要更巧妙的手段来应对，既要稳住朝局民心，又不能坠入敌人设下的舆论陷阱。
秋意渐深，汴京的夜空繁星点点。但在这静谧之下，一场围绕帝国未来方向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悄然打响。
赵顼知道，他面临的挑战，远比他想象的更为复杂和凶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