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及第的讲述继续深入，开始剖析塑造张居正思想与行为模式的关键人物——他的老师，前任首辅徐阶。
“兄弟们，要说张居正后来为啥能成为那样一个既铁腕又务实的改革家，就不得不提他的老师，也是把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政治恩师——徐阶！”
天幕上出现了徐阶的画像，旁边列出其“事迹”：巴结严嵩、隐忍蓄力、最终扳倒严嵩。
“徐阶这个人，我们之前提过，是个复杂的矛盾体。他一方面有扳倒大奸臣严嵩的‘伟光正’事迹，被目为清流领袖；但另一方面，他为了上位，也曾曲意逢迎严嵩，甚至有过掐死孙女以求自保的极端行为。他是个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信奉‘为达目的，可讲手段’。”
“张居正作为徐阶最得意的门生，长期追随其左右，耳濡目染，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朱及第语气肯定地说，“从徐阶那里，张居正学到了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存法则：在权力斗争中，道德洁癖往往寸步难行，必要的妥协、隐忍、甚至是不那么光彩的手段，有时是达成更高目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徐阶用自己扳倒严嵩的全过程，给张居正上了一堂生动的现实政治课。”
而张居正，无疑是徐阶最出色的学生，他将这套‘实用主义’哲学运用得青出于蓝。”朱及第话锋一转，引入了一个更为劲爆的例证，“最典型的，就是他如何扳倒前任首辅高拱！”
天幕上出现了高拱与张居正对峙的画面。
“高拱，那是隆庆皇帝的老师，也是张居正曾经的政坛盟友，能力极强，性格刚愎。隆庆皇帝驾崩，万历小皇帝登基，高拱依然是首辅，权倾朝野。张居正若想推行自己的政治抱负，高拱就是他面前最大的绊脚石。”
“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绞杀开始了。”朱及第的声音带着一丝冷酷，“张居正敏锐地抓住了高拱在‘王大臣案’等事件中言行不当的把柄，更关键的是，他秘密联合了宫内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这位万历皇帝的大伴，深得两宫太后（隆庆皇后与万历生母）的信任。”
“冯保在宫内不断渲染高拱的‘跋扈’与‘不臣之心’，尤其是那句被有意扭曲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深深触动了太后们敏感的神经。而张居正则在外廷默契配合。最终，在万历皇帝登基后仅仅几天，高拱就在一次朝会中被突然宣布罢黜，勒令即日离京，几乎是被驱逐出了政治中心，其过程之迅速、手段之凌厉，令人瞠目。”
“这一役，完美展现了张居正从徐阶那里学到的精髓：看准时机，联合一切可联合的力量（哪怕是宦官），抓住对手的致命弱点，一击必杀，绝不拖泥带水。 他不在乎清流们是否会非议他与宦官‘勾结’，也不在乎此举是否显得对曾经的盟友过于冷酷。在他心中，清除阻碍自己前途的另一个权臣，掌握主导权，才是压倒一切的‘大局’。”
“通过弄倒高拱，张居正不仅登上了首辅宝座，更是向天下宣告了他的政治哲学：为了那个‘救世’的理想，他可以，也必将扫清一切障碍，无论采用何种手段。这份果决与狠辣，这份对权力规则的深刻理解和运用，正是徐阶‘实用主义’教导在他身上结出的、带着刺的果实。”
“登上了首辅之位的张居正，深知要想推行他那庞大的改革计划，仅仅依靠手中的相权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获得宫内最高权力的鼎力支持。” 朱及第的声音带着剖析历史真相的冷静，“于是，一个深刻影响万历初年朝局的‘铁三角’联盟形成了——这边是张居正，代表外廷；那边是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以及司礼监掌印太监、皇帝大伴冯保。”
天幕上出现了李太后、冯保与张居正三人隐约合作的示意画面。
“李太后当时年轻守寡，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年幼的万历皇帝身上，她最关心的就是儿子的教育和皇位的稳固。张居正精准地把握了这一点。他不仅亲自为小皇帝精心挑选讲师、制定严格的日讲和经筵日程，还时常以‘臣正’的姿态，向李太后汇报皇帝的学业进展和品行表现，言语间既显忠诚，又暗含对太后教导有方的恭维。他甚至会巧妙地利用一些‘祥瑞’或者宫中的小事，来证明太后的贤德感动上天，从而稳固了李太后对他的信任和依赖。这种近乎‘奉承’的手段，让他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了太后心中不可或缺的‘托孤重臣’。”
“至于大太监冯保，”朱及第继续道，“张居正与他的合作关系更是将‘实用主义’发挥到极致。冯保掌管司礼监，负责批红，是内廷通向皇帝的咽喉。张居正不仅没有像传统清流那样排斥宦官，反而与冯保建立了紧密的政治同盟。他默认甚至支持冯保在宫内的权势，在外廷事务上给予冯保方便；而冯保则在宫内为他传递消息，影响太后，并在关键的奏疏批红上予以配合。两人一内一外，互为表里，牢牢掌控了万历初年的朝政大权。”
“通过这种与后宫、宦官深度绑定的方式，张居正成功地排除了几乎所有反对声音，为他接下来雷厉风行的改革铺平了道路。这也再次证明，他所践行的那套从徐阶处学来的哲学：为了实现终极目标，可以灵活运用一切可利用的力量和手段，哪怕是那些被传统士大夫所不齿的途径。”
“但是！”朱及第话锋一转，“张居正并没有完全变成第二个徐阶。徐阶在斗倒严嵩、登上首辅之位后，更多是忙于巩固权力，安抚各方，虽然也做了一些好事，但缺乏大刀阔斧的改革魄力。而张居正不同，他继承了徐阶的‘手段’，却怀抱着比徐阶更宏大、更坚定的‘救世理想’。”
天幕上出现了明中叶土地兼并、流民遍地、财政困窘、边防松弛的悲惨景象。
“张居正亲眼目睹了大明王朝积弊丛生、内忧外患的危局。他深信这个国家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他的理想，是‘富国强兵’，是扭转大明的颓势，延续国祚。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他可以像徐阶教导的那样，不择手段。”
“比如，他为了推行改革，会毫不留情地打击政敌，运用权术巩固自己的权力，甚至与宦官冯保结盟，以内阁首辅之尊，与司礼监掌印太监深度合作，这在强调‘清流不与阉宦为伍’的传统士大夫看来，是难以接受的妥协和污点。”
“又比如，他推行‘考成法’，用极其严苛的考核标准来督促官员，雷厉风行，不讲情面，得罪了无数官僚；推行‘一条鞭法’，统一赋役，触及了无数豪强地主的利益，手段强硬，被称为‘操切’。”
朱及第总结道：“所以，我们看张居正，绝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儒家伦理‘忠奸’、‘贤愚’来框定他。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面体。”
“他身上有霍光的影子——独揽大权，威福自专，甚至某种程度上架空了年幼的万历皇帝；他也有诸葛亮的影子——鞠躬尽瘁，事必躬亲，一心只为挽救危局中的王朝；而‘张居正死，大明亡’的判语，更是将他个人的存亡与国家的命运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信奉的是经世致用的实学，追求的是富国强兵的事功。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灵活运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哪怕这些手段在道德上存在争议。他是一个超越了简单儒家道德评价体系的‘救时宰相’。”
“理解了这一点，”朱及第看向镜头，目光深邃，“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后世对他的评价会如此两极分化，爱之者称其为‘中兴砥柱’，恨之者骂其为‘权奸误国’。因为他的存在和行为方式，本身就对传统儒家士大夫的价值观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
天幕下，朱元璋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徐达、李善长等勋贵，乃至朱标、朱棣，都面露思索。张居正这样一个臣子的出现，完全颠覆了他们对于“忠臣”、“能臣”的固有认知。一个为了崇高目标而敢于不择手段、集巨大权柄与救世理想于一身的复杂人物，其对于王朝而言，究竟是福是祸？朱元璋发现，自己似乎需要重新审视“为臣之道”，以及皇权该如何与这样一位能力与争议都达到极致的臣子共处。这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