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北京，紫禁城。正统十二年。
我们许久未见的朱祁镇在干嘛呢？
此时他早已不是那个需要太皇太后张氏和长兴公辅政的少年天子了。
随着年龄增长，他逐渐渴望摆脱文官集团的掣肘，大权独揽，乾纲独断。
他深切地感受到，以内阁和六科给事中为代表的文官体系，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制约着他的每一项决策。
尤其是军队方面，文官通过掌握粮饷审计、参与军事决策、审理军民纠纷等方式。
对武将集团形成了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这也间接限制了皇帝通过武将直接行使权力。
朱祁镇决心要打破这种平衡。
这一日，朝会上，朱祁镇抛出了一项酝酿已久的“新政”草案。
核心只有一条：今后地方上的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文官。
但凡涉及军队粮饷调配核查、军屯事务及军民纠纷审理时。
其过程必须接受当地镇守总兵官或指定高级武将的“协同监督”。
武将有权对文官的处置提出异议，并可直奏御前。
此言一出，朝堂哗然。
文官集团瞬间炸开了锅。内阁首辅带头出列，言辞激烈：
“陛下！此议万万不可！文武各有职分，方能使国政井然。”
“若使武将监督文官办案，则权责混淆，必生祸乱！且文官清流，岂容武夫掣肘？”
御史言官们纷纷跟上，引经据典，批评此举是开历史倒车，必将导致武将跋扈，地方失衡。
然而，并非所有重量级官员都立即表态。兵部右侍郎、帝师、托孤重臣于谦只是微蹙眉头，沉吟不语。
他身后的几位兵部、都察院的实权官员，也保持着沉默，目光在于谦、皇帝和内阁之间移动。
于谦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一部侍郎。作为先帝朱瞻基精心挑选的托孤重臣和朱祁镇的老师。
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务实、干练、强调效率和纪律的官员，形成了被称为“于党”的势力。
他们不同于传统清流文官的迂阔，在军政事务上拥有极大话语权。
于谦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解读的态度。
朱祁镇坐在龙椅上，看着底下分裂的场面，心中更加不悦。他知道于谦的份量，更希望于谦能站在自己这边。
争论持续数日，文官集团态度强硬，死活不肯通过这项决议。
于谦在此期间曾私下觐见，试图劝说皇帝采取更缓和、更制度化的方式加强军备管理。
而非如此简单粗暴地让武将监督文官，以免引发更大混乱，但被朱祁镇不耐烦地拒绝了。
朱祁镇的耐心耗尽了。他对身旁的王振使了个眼色。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京城着名的烟花柳巷之地…
几位白天在朝堂上跳得最凶、以道德文章自诩的御史和给事中，被东厂的番子“恰好”堵在了妓院里，“人赃并获”。
次日朝会，没等这几位官员出列谏言，王振的心腹、东厂提督太监就先一步出班，朗声奏报此事。
朝堂上一片死寂。那几位官员面如死灰，瘫软在地。
朱祁镇这才缓缓开口，声音冰冷：“诸位先生平日满口仁义道德，国之柱石。却原来私下竟是这般行径？”
“如此德行，如何能表率群臣？朕看，正是缺乏监督，才让你们如此肆无忌惮！”
“新政之议，不必再争了。着即通过，颁行天下！”
一场突如其来的道德丑闻，成了压垮文官集团反对意见的最后一根稻草。内阁成员脸色铁青，却无力反驳。
就在这时，于谦终于出列。他没有看那些瘫倒的同僚，而是面向朱祁镇，声音沉稳有力：
“陛下，整肃纲纪，臣无异议。然则，新政关乎国体，执行细则尤为关键。”
“若监督之权界不清，恐生新的弊端。”
“臣奏请，由兵部、五军都督府与相关各部共议细则，明确监督范围、程序及奏报渠道，务求权责对等，以免矫枉过正，反伤国本。”
于谦这番话，为后续操作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和缓冲，避免武将在缺乏制约下 为所欲为。
朱祁镇正沉浸在胜利的快感中，见于谦没有直接反对，反而像是要来“完善”细节，便爽快答应：
“准奏！由于卿会同相关衙门，详议细则奏来。”
消息传出，武将集团弹冠相庆，但也知道具体怎么“监督”，还得和于谦这个务实派大佬商量。
文官集团倍感屈辱，但对于谦在最后关头试图给新政套上“缰绳”的努力，心情复杂。
朝堂之上，君、文、武、于多方势力之间的对立与博弈愈发微妙尖锐。
朱祁镇用非常手段暂时达到了目的。他却不知道，这种依靠权术和压迫建立起来的平衡有多么脆弱。
他更不会想到，遥远的西方，他那位“已故”的姑太爷陈兴，正用另一种更冷酷、更彻底的方式，掌控着一个国家的命脉。
两大帝国，两位掌控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推行着自己的意志。
而大明帝国的命运，却已在这君臣离心、各派系相互猜忌制衡的暗流中，悄然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朱祁镇以为凭借雷霆手段和东厂的缜密罗织，杀一儆百，便能将新政顺利推行下去。
然而，他低估了文官集团百年来的底蕴和韧性，也高估了皇权在具体执行层面的穿透力。
新政的条文发往各地后，除了少数与厂卫关系密切或急于讨好皇帝的武将辖区外。
在大多数地方，尤其是江南、湖广等文官势力根深蒂固的地区，遭遇了无声而坚决的软抵抗。
地方布政使、按察使接到文书后，往往回复“兹事体大，需详加核议”；
“本地情形特殊，需因地制宜制定细则”，将问题拖入无休止的文牍往来中。
当武将依据新政要求前来“协同监督”军粮审计或军民诉讼时，文官衙门会以“账目尚未整理完毕”、“案卷调阅需时”等理由搪塞。
或者安排在最微不足道的环节让武将参与，核心决策依然关起门来自己定。
文官集团严格抠字眼，将“监督权”解释为“知情权”而非“否决权”。
武将提出的异议被记录在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切照旧。
在朝中担任要职、与地方利益攸关的清流言官和部分内阁属官。
通过私人信函、门生故旧网络，向地方大员传递着“稍安勿躁”、“虚与委蛇”、“法不责众”的暗示。
甚至提供如何钻规则空子的“指点”。这种无形的支持，让地方官员更有底气。
这一切，自然通过东厂和锦衣卫的密探网络，以及陈兴当年上交的眼线。化作一份份密报，堆在了朱祁镇的御案上。
密报里详细记录了某布政使如何拖延会议，某按察使如何将武将晾在偏厅半日。
某京官给老家族兄的信中说了哪些“不当言论”……这些细节让年轻气盛的皇帝感到自己的权威被戏耍和蔑视。
于谦并非对此一无所知。他的信息渠道同样灵通。
他曾试图在规则内弥合分歧，一方面严厉要求兵部系统配合摸清地方军务实情；
另一方面也私下劝诫一些地方大员勿要过度消极抵抗，以免激化矛盾。
他甚至试图再次面圣，建议皇帝派出由文武重臣组成的联合巡查组，实地解决推行中的问题，而非一味强压。
但朱祁镇正处于愤怒中，认为于谦这是在替文官说话，再次拒绝了他的建议。
皇帝的耐心耗尽，杀意已决。
东厂和锦衣卫迅速“完善”了那几位跳得最欢的地方大员和幕后纵容京官的“罪证”。
或许是几笔经不起严格推敲的陈年旧账，或许是几句被断章取义、曲解其意的私人谈话。
再加上“抗旨不尊”的现成罪名，便铸成了“铁案”。
朱祁镇根本不给这些官员辩解和走正常司法程序的机会，直接下中旨，将这几名官员定为死罪，押赴西市，斩立决！
血淋淋的人头落地，整个大明官场为之震怖！
于谦得知消息时，正在兵部值房。他手中的笔跌落在案牍上，溅起一片墨渍。
他闭上眼，长长叹了口气，脸上掠过一丝痛心与无力。
他知道，最坏的情况发生了。皇帝用最粗暴的方式，撕破了君臣之间最后一丝温情脉脉的面纱。
自太宗皇帝以后，除了谋反大逆，皇帝极少对高级文官动用死刑。
朱祁镇此举，打破了延续二十多年的潜规则和政治默契。
文官们的恐惧迅速转化为了集体的愤怒和巨大的屈辱感。这不是对待士大夫的方式！这是暴君所为！
次日清晨，奉天门早朝。
朱祁镇本以为经过这次严厉的惩戒，底下应该是一片鸦雀无声、战战兢兢。然而，他错了。
钟鼓声余音未歇，以内阁剩余成员为首，六部九卿、科道言官上百名文官，齐刷刷地出班，然后——扑通一声，全体跪倒在地！
黑压压的一片绯袍玉带，跪满了丹陛之下的广场。为首的阁老须发皆白，涕泪交加，以头叩地，声音悲怆而决绝：
“陛下！擅杀大臣，国朝未有之惨事也！自太宗仁皇帝以来，何曾有过无罪而诛士大夫之君？”
“陛下今日此举，寒天下士子之心，毁祖宗百年之成法！”
“臣等泣血恳请陛下，下罪己之诏，收回成命，抚恤忠良之后！”
“否则……否则臣等便跪死在这殿前，无颜再见天下读书人！”
“请陛下下罪己诏！”
“请陛下收回成命！”
百官齐声高呼，声震殿宇。这是一种沉默的逼宫，一种以集体意志对抗皇权的极端行为。
朱祁镇惊呆了。他看着脚下这些平日对自己毕恭毕敬的臣子，此刻竟敢如此集体胁迫自己！
他的脸色由青转白，猛地站起身，指着殿外的群臣，气得手指都在发抖：
“反了！都反了！你们这是要逼宫吗？！你们跪着？好！那就跪着！朕看你们能跪到几时！”
说完，朱祁镇一甩龙袖，在宦官惊恐的目光中，竟直接转身，怒气冲冲地要退朝了！
欲将上百名跪在地上的朝廷重臣，直接晾在冰冷的宫殿广场上。
此行为代表着皇帝与整个文官集团的决裂，在这一刻，公开化、白热化。
阳光逐渐升高，照射着广场上跪得笔直却又无比悲凉的身影。
一些年老体弱的官员已经摇摇欲坠，但无人起身。这是一种绝望的抗争。
于谦站在跪倒的同僚们身后，身形挺拔。
没有跟着跪下，他的眉头紧锁，目光扫过跪地的百官，又望向御座方向，眼神无比凝重。
他心知肚明，皇帝这一步，看似威严，实则彻底输了人心，将无数中间派甚至温和派都推向了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