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昇做了防化连的司务长。
他把秀娥的照片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照片上的秀娥穿着蓝布褂子，戴着红色的发卡，笑得眉眼弯弯。
每次处理完连队的后勤事务，他都会打开抽屉看一眼照片，然后在心里告诉自己：要好好干，不能辜负秀娥，不能辜负她用命护着的这份前程。
营区里的人都说，德昇当了司务长后，做事比以前更认真了。
战士们的被子薄了，他第一时间申请发放新棉被；训练场上的饮用水不够了，他顶着烈日开车去镇上拉；就连家属院的老人想喝鲜牛奶，他都记在本子上，每天让炊事班帮忙订。
时常有人看见德昇站在营区的河边，对着远方发呆。手里攥着一支红色的发卡，阳光照在他脸上，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河水的反光。
没有人知道，德昇的沉默寡言里，埋藏着一段怎样沉甸甸的心事。
乌兰浩特的风，一年年吹过营区的白杨树。大辽河的水，一年年向东流淌。
风从北方吹来，带着煤烟与尘土的味道，也带着一种说不清的躁动。
张义芝站在派出所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红头文件，指节发白。她刚被王所长叫去谈话，说是要她担任街道的“纪律组长”。
“四嫂子，四哥活着的时候就仗义，如今月英和小季都是革命小将，这是革命需要，也是组织上信任你。”王所长说话时，眼神里带着一丝不容拒绝的意味。
张义芝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她知道，这不是荣誉，而是一种安排，也是一种“照顾”。
丈夫只是托词，家里那两个分属对立面的小祖宗，才让人头疼。
她的两个孩子，刘月英和刘季，如今都成了“革命小将”。
月英是大闺女，二十出头，文笔犀利，是“大联畴”宣传组的骨干，写起大字报来一套一套的，连区里的头头都夸她“有理论水平”。
小儿子刘季，刚满十八，血气方刚，是“五一六”兵团的小头目，带着一群半大孩子，天天在街上刷标语、喊口号，气势汹汹。
他们都不常回家。
家，对他们来说，是旧世界的象征，是“黑五类”的温床。他们在外面闹革命，忙着“破四旧、立四新”，忙着“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但每年到了父亲的祭日，他们都会回来，哪怕只是站一站，点一根纸烟，插在父亲的坟前。
今年的祭日，天刚蒙蒙亮，张义芝就起了床。她煮了一锅玉米粥，蒸了几个红薯，摆在里屋的小炕桌上。
又准备好了馒头和烧纸，堆在炕梢。
她知道，月英和小季会回来。哪怕他们嘴里不说，心里还是记得的。
果然，天一亮，月英先回来了。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臂上戴着红袖章，头发剪得短短的，像男孩子。
她一进门，就闻到粥香，眼睛也瞥见了炕梢的祭品，皱了皱眉：“妈，你还搞这些封建迷信？”
张义芝没说话，只是把一碗粥推到她面前。
不一会儿，小季也回来了，带着一身寒气。他更高了，肩膀也宽了，脸上却还带着少年的稚气。
他看了月英一眼，没打招呼，自己盛了粥，蹲在门槛上吃。
屋里静得可怕。
“你们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张义芝往搪瓷碗里添了勺腌萝卜，“你们俩......”
“妈，我们知道。”月英打断她，从帆布包里掏出叠得整整齐齐的黑纱，“大联畴”的油印传单从夹层滑出，头版赫然印着“打倒二月逆流”的黑体字。
“当然记得。是父亲祭日。祭奠的祭，”小季纠正她，“他不是自然死的，他是被害死的。”
“被害？”月英冷笑一声，“小鬼子都走了多少年了，谁叫他非去给小鬼子挖菜窖，不挖菜窖哪能得一身病，落炕好几年。”
“你胡说！”小季猛地站起来，碗摔在地上，“他是被你们‘大联畴’逼死的！你们那套‘文攻武卫’，揭发历史问题，根本就是法西斯！”
“你们‘五一六’才是法西斯！”月英也站起来，声音尖利，“你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破坏革命秩序，是反革命暴徒！”
“你才是反革命！”
“你是！”
两人吵得面红耳赤，张义芝坐在一旁，像一尊石像。
她早就习惯了。自从丈夫死后，这两个孩子就像两条岔开的河，越流越远，越流越急。她劝过，哭过，甚至闹过，但没用。
他们眼里只有“路线”，没有“亲情”。
小季突然把筷子拍在桌上：“大姐，你那套保皇派理论该改改了！五一六兵团才是真正执行真正的革命路线！”
张义芝的勺子掉进粥盆，溅起的米汤在粗陶碗沿烫出几个白点。
她看着两个孩子涨红的脸，突然想起庆云去世前那个雨夜。如果他没走，会怎样呢？会支持闺女，还是支持儿子呢？
月英吵不过小季，摔门而去。
小季也气呼呼地喝粥，一碗粥没喝完，有人敲门。
前院的王胖子进来，怯怯地看着义芝叫了声，“四婶……”指了指小季。
小季一摔筷子，“有屁快放！”
王胖子趴在小季耳边嘀咕了几句，小季的脸色变了，站起身和他往外走，丢下了一句，“妈，你和我二姐去看我爸吧，我有事儿！”
话音未落，人已经消失在门口。
张义芝一个人坐在屋里，看着桌上的两碗没喝完的粥，眼泪终于落下来。
当天夜里，胡同里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接着，街道上也都响起了枪声。
义芝紧紧地搂着俊英，缩在炕柜里。
突然，有人轻轻的敲后窗。
“谁！”张义芝厉声喝问。
“四嫂子，‘大联畴’和‘五一六’打起来了，千万别出门，我去下一趟房了。”
是王所长压低的声音。
义芝“唉”了一声，心里七上八下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枪战持续到天亮，“大联畴”击退了“五一六”的数次进攻，占领了盘山城。
小季越想越气，决定报名参军。只有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城市，才能真正“干革命”。
清晨的广播声刺破薄雾，张义芝站在居委会门口，看着墙上新贴的“表忠心，跳忠字舞”的宣传标语。
好像就是一夜之间，街上开始跳“忠字舞”了。
这是一种新的革命仪式，男女老少都要参加，表达忠诚。
先是各个单位在自己的院子里跳，后来发展成满大街小巷都要跳。
人们好像一夜之间都忘记了怎么走路，不论做什么都跳着舞步。
工农兵商店作为垦区的重点单位，要选出一个“领舞人”，要求“政治清白、形象端正、舞姿优美”。
选来选去，选中了刘俊英。
刘俊英二十出头，长得漂亮，舞跳得好，是工农兵商店的劳动模范。但她一听要她领舞，立刻摇头：“我不干。”
“这是政治任务！”商店孟主任拍桌子吼她。
“我就是不干。”俊英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
孟主任气得浑身发抖，“别以为你干的好，我就不敢动你！你不跳就批斗你！”
主任说到做到，晚上关门后，批斗刘俊英。
整整一天一夜，她被关在商店后面的仓库里，喇叭里喊着她的名字，说她“对抗革命指示”，说她“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俊英咬紧牙关，吞着手，抱着双膝，坐在地上，头发乱七八糟，脸上全是灰。
但她没有屈服。
第二天，张义芝偷偷去看她，带了一饭盒热粥，劝她，“闺女，要不就低低头吧，你姐和你弟弟已经够让人操心的了……”
俊英靠在她怀里，脖子一梗，轻声说：“我就是不跳。那不是舞，是跪着走。”
张义芝点点头，眼泪掉在她头发上。
这几个孩子，各有各的主意，哪个也说不通，管不了。张义芝在心里，长叹了一口气。
暮色渐浓时，张义芝拖着疲惫的身体，摸黑回到家，月英正在煤油灯下抄写大字报，小季又没回家。
“妈，小季去武装部了。”月英头也不抬地说，“他说要报名参军，证明五一六才是真正的革命派。”
张义芝抓起外套就往外跑。
春夜的风带着盐碱地的苦涩，她一路小跑着，穿过挂满标语的街巷。看见武装部大院门口，聚集着几十个戴“五一六”袖章的年轻人，小季正在人群中慷慨陈词。
正值春招，刘季和一群小伙伴喊着口号，涌进武装部。要求参军，保卫祖国。
武装部的干事一看他的档案，眉头就皱了起来：“你是刘庆云的儿子？你爸是……”
“我爸是我爸，我是我！”小季拍着桌子喊。
“可你是独子，按政策不能参军。”
小季不甘心，带着“五一六”的十几个兄弟，在武装部“讨说法”。
他们举着标语，喊着口号，把大门堵得水泄不通。
武装部的干事认识张义芝，让派出所王所长去找她，张义芝没在家，去工农兵商店陪俊英了。
王所长嘱咐月英：“你弟弟闹得太凶了，让你妈去劝劝吧。”
张义芝站在人群外，看着儿子那张倔强的脸，心已经灰到了底。
“小同志，这是政策规定。”武装部干事的声音带着无奈，“独子参军需要家长签字，你母亲不同意......”
“我妈就在这儿！”小季突然转身，目光落在气喘吁吁的张义芝身上，“妈，你说句话！”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张义芝看着儿子布满血丝的眼睛，想起庆云临终前的嘱托。
她走过去，轻轻说了一句：“既然他想去，就让他去吧。”
王所长愣住了，“四嫂子，四哥就留下这一根苗啊。”
义芝沉吟了半晌，叹了口气，又说了一遍，“他想去就去吧。”
武装部的干事无奈的摇了摇头，“好吧，特批。”
小季并没有和张义芝回家，而是和他的兄弟们庆祝胜利去了。
张义芝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走，这一天忙忙叨叨的。她又想小军了，忽然想起来，下乡在大荒沟的小军，好久没来信，不知道咋样了。
小季参军那天，穿着崭新的军装，站在月台上，朝母亲敬了一个军礼。
张义芝没哭，只是点了点头。
旁边的俊英哭成泪人。
俊英是劳动模范，工作和家庭挑不出毛病。主任拿她没办法，关了一天一夜没有任何进展，只得让她恢复自由，恢复工作。
火车开动了，小季的脸在车窗后一闪而过，像一颗流星。
月英没有来送他。
她正在区里开会，讨论“清理阶级队伍”的下一步工作。她最近被提拔了，成了“宣传组副组长”。她的文章被印成小册子，发遍全区。
但她不知道，她的弟弟，正带着一腔热血，奔赴边疆。
她也不知道，她的母亲，正一个人坐在屋里，对着丈夫的遗像，轻声说：“庆云，孩子们都走了，走得远远的，像风筝一样，断了线。”
窗外的忠字舞还在跳，鼓点震天，红旗翻飞。
张义芝坐在屋里，手里缝着一件旧衣服，那是小季留下的。她一针一线地缝着，仿佛要把所有的牵挂、所有的痛，都缝进那布里。
她知道，这个时代，就像这忠字舞，跳得越高，越看不清脚下的路。
但她还在缝，还在等。
等风停，等孩子们回来，等一个说不清的未来。
小季是入伍后的第三个月，来了第一封信的，信纸薄得能透出指印，随信还寄来了两块钱，是他的津贴。
“妈，我分到了铁道兵种，在赤峰修铁路，手上全是口子。风太大了，吹的人心里发慌。我快被吹成人干了。
班长说，我像是不要命的，其实我夜里想家，想您蒸的杂合面馒头，也想爸。
二姐和德昇哥什么时候结婚？日子定了告诉我一声。
小军在大荒沟还好吗？”
信写到这里戛然而止，只字未提大姐月英。
“这孩子真犟，”俊英读完了，把信递给母亲，心头沉甸甸的。
张义芝把信按在胸口，让俊英替她写回信：“家里都好，你二姐和德昇的婚事还没定日子。你的津贴不用寄回来。妈不识字，但你的字像你的人，站得直，妈看得懂。”
第二封信是在一年后，信封里夹着一片枯黄的胡杨叶。
“连队调去沙漠边上修铁路，我们住地窝子，夜里风像刀子。我入了团，还当了副班长。第一次实弹我打了三发全中，班长夸我了。妈，您别生气，我觉得我走出来是对的，在盘山那个小县城也不会有大出息。”
这封信让张义芝哭出了声，她把胡杨叶夹进小军那本被撕掉封皮的《新华字典》里，珍藏起来。
第三封信隔得久，整整十四个月。信封磨得起了毛，落款却换了部队代号。信里字迹潦草，还有被汗水晕开的蓝黑墨水。
“妈，我们要上高原驻训，可能很久不能写信。别惦记，我学会了开牵引车，也学会了在雪地里睡帐篷。大姐如果还在搞运动，您劝她一句：枪子儿不认笔杆子。等下次休假，我想吃您腌的酸白菜，想听您骂我一声‘小兔崽子’。”
这封信之后，邮路像被刀切断，再没音讯。
张义芝把三封信按时间顺序叠好，用一块褪了色的红绸包起，塞进炕柜的夹缝里。
小季再也没来过“第四封信”，但每年腊月二十三，张义芝都在灶王爷像前多摆一双筷子，仿佛那封信正从风雪高原往家赶，只是路太远，邮差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