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安置点设在镇小学的旧教室里，黑板上还留着没擦干净的粉笔字：“春天来了”。张叔正蹲在墙角生火，铁桶改成的炉子“咕嘟”煮着姜汤，水汽混着姜香漫开来，驱散了清晨的凉意。
王教授坐在靠窗的课桌上，怀里抱着念念，手指轻轻点着孩子的脚心，逗得小家伙咯咯直笑。“你看这孩子的眼睛，”他转头冲我笑，皱纹里盛着光，“多亮，跟安丫头小时候一个样。安丫头总说，眼睛亮的人，心里装着太阳。”
李醒扛着箱矿泉水进来，箱子在地上磕出闷响。“后勤送的物资，”他抹了把汗，t恤后背湿了一大片，“安队说专项组下午就到，让咱们先在这儿歇着，有啥需要尽管开口。”他瞥见王教授怀里的念念，突然挠挠头，“对了，我找到这个。”
他从口袋里掏出个布偶，是用蓝白条纹病号服缝的小熊，耳朵缺了一只，眼睛是用黑纽扣缝的，歪歪扭扭却透着股认真。“在安姐住过的棚子里捡的，”李醒把布偶塞进念念怀里，“估计是她给孩子缝的，针脚还挺密。”
念念一把抱住布偶，小脸蛋贴在上面蹭了蹭，奶嘴从嘴里掉出来，“咿呀”叫了两声，像是在跟小熊打招呼。王教授看着这一幕，突然叹了口气：“安丫头刚怀孕那阵，天天躲在锅炉房后面织小毛衣，说不管是男孩女孩，都要穿得暖暖的。有次被陈医生撞见，毛衣被撕了不说，还罚她饿了两天……”
“那老东西早被我们捆起来了！”张叔端着姜汤过来，粗瓷碗在桌上磕出轻响，“刚才从主楼押出来的时候，他还嘴硬，说我们是‘一群疯子在毁他的研究’，呸！他那叫研究吗？是草菅人命！”
窗外传来汽车刹车的声音，安警官带着两个穿西装的人走进来，其中一个手里拿着录音笔。“这位是总局来的刘组长，”安警官介绍道，“想跟大家了解些情况，越详细越好。”
刘组长刚要开口，王教授突然站起身，怀里的念念被惊动了，瘪着嘴要哭。“先等会儿，”王教授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纸页泛黄发脆，“这是我偷偷记的，从第一批孩子被送进来那天开始，谁的父母来闹过，谁被转去了‘特殊病区’，都在这儿了。”他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上面的字迹，“你看这个，3号床的小宇，才六岁，就因为不肯喝药，被陈医生关进了小黑屋，关了整整七天……”
说到这儿，老人的声音哽咽了，手里的本子抖得厉害。念念似懂非懂地伸出小手，拍了拍王教授的胳膊，像是在安慰。刘组长沉默地接过本子，指尖划过纸页上的字迹，突然合上本子，对着我们鞠了一躬：“辛苦了。请放心，所有涉案人员，一个都跑不了。”
李醒突然拽了拽我的衣角，往窗外努嘴。操场边上，几个孩子正围着那棵老槐树转圈，为首的正是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她举着铁皮饼干盒，像是在给其他孩子念信。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落在他们身上，投下跳动的光斑，像撒了把碎金子。
“你看，”李醒的声音很轻，“安姐说的种子，真的发芽了。”
我望着那些奔跑的身影，突然想起安姐信里的最后一句话：“等你们看到孩子们在阳光下跑，就知道我们没白熬。”此刻风穿过教室的窗棂，吹动了王教授鬓角的白发，吹动了念念怀里的小熊布偶，也吹动了操场上孩子们的笑声，清脆得像风铃。
刘组长的询问还在继续，王教授的声音、张叔的声音、李醒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拼凑出那些被掩埋的日夜。我抱着刚睡着的念念，看着他攥着小熊布偶的小手，突然觉得心里很踏实——就像走了很远的夜路，终于踩到了清晨的土地，脚下是暖的，眼前是亮的，连风里都带着甜味。
操场的老槐树上，不知何时多了个鸟窝，两只麻雀飞进飞出，叽叽喳喳的，像是在忙着筑巢。阳光越升越高，把教室的地板晒得发烫，我知道，这个春天，真的来了。
午后的阳光透过教室的玻璃窗，在水泥地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念念躺在临时拼凑的小床上，怀里还抱着那只缺耳朵的布偶熊，小胸脯随着呼吸轻轻起伏。王教授坐在床边，借着光翻看那本泛黄的记录本，时不时用铅笔在旁边做标注，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像春蚕在啃食桑叶。
“你看这里，”他突然指着其中一页，“当时有对夫妻来闹事，说孩子进院前明明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精神失常’了。陈医生让保安把人打出去，还伪造了份‘家族精神病史’的证明，贴在孩子的档案里。”老人的指腹在“伪造”两个字上反复摩挲，纸页被蹭得起了毛边，“那对夫妻后来天天守在疗养院门口，直到冬天大雪封路，才再也没来过……”
窗外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正领着几个孩子跳皮筋，皮筋是用撕碎的病号服布条编的，在阳光下闪着淡淡的白。李醒蹲在不远处修自行车，车链“哗啦”掉了下来，他手忙脚乱地往回装，引得孩子们一阵哄笑。张叔端着个搪瓷盆走过去，盆里是刚蒸好的玉米面窝头，热气腾腾的，香味顺着风飘进教室。
“安队让人送的新面粉，”张叔把窝头分给孩子们，粗粝的手掌在衣角上蹭了蹭，“说让咱们尝尝正经粮食的味。”有个扎冲天辫的小男孩举着窝头跑进来，凑到念念的小床边，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又踮起脚把窝头放在床头柜上，奶声奶气地说：“给小弟弟留的，等他醒了吃。”
王教授被逗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这孩子叫小石头，当年被送来的时候才三岁，吓得整夜哭，安丫头把自己的口粮省给他，说‘小石头得吃饱了才有力气长大’。”他翻到记录本的最后一页，上面贴着张褪色的照片，十几个孩子挤在锅炉房的角落里，安姐抱着个婴儿，旁边站着个怯生生的小男孩，正是小时候的小石头。
刘组长的询问已经结束，他拿着录音笔和记录本往外走，经过床边时放轻了脚步。“王教授，”他轻声说，“我们会根据记录本上的信息，逐一联系受害者家属。您放心，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绝不会让这些事石沉大海。”
王教授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个用红绳系着的小布包，打开一看，是颗牙齿，小小的，已经泛黄。“这是安丫头换的第一颗乳牙，她妈当年特意收着，说等她长大了给她看。后来她妈病逝，就把这个交给我了。”老人把牙小心翼翼地放进念念的襁褓里，“现在该传给孩子了，让他知道，他妈妈是个多好的人。”
念念不知何时醒了，睁着乌溜溜的眼睛看我们，小手突然抓住王教授的手指，咯咯地笑起来。阳光落在他脸上，绒毛都看得清清楚楚，像撒了层金粉。李醒刚好走进来，手里拿着个风车，是用硬纸板和芦苇杆做的，五颜六色的，风一吹就“呼啦啦”转。
“给念念做的，”他把风车放在床头，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刚才看见孩子们玩，突然想起安姐以前总说，等出去了，要给孩子买个最大的风车。”
风车转得欢快，影子投在墙上，像朵不停开合的花。我望着念念抓着风车叶片的小手，突然觉得那些沉重的过往，那些刻在记录本上的苦难，都在这旋转的风车里，渐渐变得轻盈。就像安姐说的，再深的黑夜，也挡不住黎明的光；再重的枷锁，也锁不住想开花的渴望。
窗外的老槐树上，麻雀又飞回来了，叽叽喳喳地落在枝头，像是在为旋转的风车伴奏。小石头和伙伴们还在跳皮筋，歌谣声顺着风飘进来：“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王教授跟着轻轻哼唱，手指在念念的手心里打着节拍，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像幅温暖的画。
我知道，这场跨越了许多年的噩梦，终于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露出了温柔的尾巴。那些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那些伤痛的，会被时光慢慢抚平。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带着这些光，带着这些爱，继续往前走，走到真正的春天里去。
就像床头的风车，只要风不停，就永远转着，永远向着光的方向。
三个月后，疗养院的废墟上立起了块纪念碑，黑色的花岗岩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从“0号”到最后一个被解救的孩子，每个名字旁边都嵌着颗小小的向日葵籽。安警官亲手揭的幕，那天风很大，吹得他鬓角的白发直打颤，手里攥着的银锁在阳光下闪着光。
王教授带着念念坐在第一排，孩子已经会爬了，穿着安姐当年没织完的小毛衣，咿咿呀呀地抓着纪念碑底座的花纹。张叔蹲在旁边，往每个名字前的小花盆里撒了把向日葵种子，“这是安丫头托人从外地寄来的品种，说能开成金色的海洋。”
李醒站在稍远的地方，正在给孩子们讲安姐的故事，手里拿着那本泛黄的记录本，阳光透过他年轻的侧脸，把睫毛的影子投在纸页上。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举着铁皮饼干盒，把安姐的信分给每个来悼念的人，“安姐说，看完信要记得笑，因为我们终于自由了。”
我摸着纪念碑上“7号”的刻痕，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却不觉得冷。身后传来脚步声，安警官走过来，递给我一个信封，“这是专项组整理的最后一批材料，所有涉案人员都判了刑，那些被找到的家属，也都拿到了迟来的道歉。”
信封里掉出张照片，是安姐抱着婴儿站在芦苇荡边，阳光落在她笑脸上，像镀了层金边。照片背面有行字，是安姐的笔迹：“愿每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奔跑，不用记得编号，只用记得自己的名字。”
风突然大了，吹得向日葵种子在花盆里轻轻颤动，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破土而出。念念突然咯咯笑起来，小手指向天空，那里有无数只风筝在飞，有李醒做的风车风筝，有小石头画的小熊风筝，还有只最大的向日葵风筝，线握在王教授手里，飞得最高，像在触碰云端的光。
纪念碑前的人群渐渐散去，留下我们几个坐在草地上，看着夕阳把天空染成金红。李醒突然开口：“等明年向日葵开了，我们就把念念的名字刻上去，不写编号，就写‘念念，安欣的孩子’。”
王教授点点头，把念念举过头顶，孩子的笑声像风铃一样脆：“还要告诉孩子，他妈妈不是编号，是安欣，是永远向着光的人。”
我望着远处的芦苇荡，那里的水已经变清，倒映着漫天晚霞，像块巨大的调色盘。突然明白，所谓结束，不是遗忘，是把那些沉重的名字轻轻放下，带着他们的期盼，好好地活下去——活成他们没机会活成的样子，活在他们用生命换来的阳光下。
风穿过芦苇荡，传来“沙沙”的响，像安姐在说“再见”。我们挥了挥手，不是告别过去，是向着未来。
明年春天，这里会开满向日葵吧。金色的花海会漫过纪念碑，漫过废墟，漫过所有伤痛的痕迹，只留下光，留下笑，留下每个被记住的名字，在风里轻轻摇曳，永远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