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诸侯国必然会导致各国之间相互猜疑，这种猜疑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下层的百姓会因为诸侯国之间的争斗而遭受祸害，他们的生活将不得安宁；上层的君主也会因为这种猜疑而倍感困扰，无法安心的治理国家。这绝对不是一个能够安定上下、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好办法。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例子。有的亲弟弟竟然谋反，企图自立为东帝；而亲哥哥的儿子则向西进攻，发动叛乱。现在，吴王又被人告发有不轨行为。这些事件都表明，即使是天子正值壮年，行为端正，德泽深厚，也难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对于那些权力更大的诸侯来说，情况又会如何呢？然而，目前天下暂时还处于安定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那些大国的诸侯王年纪尚小，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来掌控局势。同时，汉朝任命的傅、相仍然掌握着重要的权力，能够对诸侯王进行一定的制约和管理。
但是，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几年之后，诸侯王们大多都会成年，那时他们血气方刚，内心充满了野心和欲望。而汉朝的傅、相可能会因为年老体弱或其他原因而称病被罢免，这就给了诸侯王们一个机会，他们会趁机在丞、尉以上的职位上安插自己的亲信，从而逐渐掌握更多的权力。这样一来，诸侯王们的行为就会和淮南王、济北王如出一辙，他们会肆意妄为，不顾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到那时，即使想要治理天下，恐怕就算是尧、舜这样的圣君也无能为力了。?
黄帝说：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如今若是顺应形势的发展，那么保全天下会非常的容易，如果不早做打算，等到骨肉相残时再动手，那不是和秦朝末年的情形一样了吗？那些异姓诸侯王凭借强大的力量造反，汉朝侥幸战胜了他们，却没有改变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看到这，同姓诸侯王就开始效仿他们的行为，现在已经有征兆了，以前的形势又会重演。祸患的变化实在难以预料，即使是贤明的君主也难以应对，那后世子孙又该怎么办呢？?
臣私下里认真的观察了前朝的事情，大多是强者先有谋逆之心。长沙王的封国只有二万五千户人口，他的功劳最小封地却最完整，与陛下的关系最为疏远却对陛下最忠诚，不是因为他的性格多么的与众不同，而是他能认清天下的形势变化。要是当初让樊哙、郦商、绛侯、灌婴他们占个几十座城当当王，那现在就算他们破落衰败了也没啥；要是让韩信、彭越这些人混个彻侯当当，就算他们能一直活到现在也没啥问题。不过呢，现在天下的大方向已经很明显了：想让诸侯王都忠心耿耿地归附，那还不如让他们都跟长沙王似的；想让臣子不被剁成肉酱，那还不如让他们都跟樊哙、郦商一样；想让天下太太平平的，那还不如多封些诸侯，把他们的力量都削弱了。力量小就好控制，封国小诸侯也就没那么多得歪心思了。让天下的局势变得就跟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似的，没有不听话的，诸侯王也不敢有二心，都老老实实地归顺天子，就跟车轮的辐条一样。分割土地，制定制度，让齐、赵、楚各分为若干国，让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依次继承祖先的封地，直到土地分完为止；如果封地多而子孙少，那就暂时空置，等到子孙出生后再封给他们；一寸土地，一个百姓，天子一点都不贪图，只是为了安定天下而已。这样一来，即使天子年幼，天下也能安定；即使立遗腹子为君，天下也不会发生混乱；当时大治，后世称颂。陛下还有什么顾虑而不早做打算呢？?
如今天下的形势就像得了重病，一条腿肿得像腰一样粗，一根手指肿得像大腿一样粗，平时无法屈伸，若是一两个手指抽搐，会让全身都感到不舒服。如果现在不进行治疗，时间一久必定会变成顽疾，到那时即使有扁鹊那样的神医，也无法救治了。现在这病可不仅仅是肿胀，还伴随着脚掌扭曲的痛苦。元王的儿子，是陛下的从弟；如今的诸侯王，是陛下从弟的儿子。惠王的儿子，是陛下的亲侄子，如今的诸侯王，是陛下侄子的儿子。如今陛下亲近的人没有封地来安定天下，疏远的人却掌握着大权威胁天子得地位，臣所以说这不仅仅是肿胀，还伴随着脚掌扭曲的痛苦，让人值得痛哭的，就是这种病啊。?
现在天下的形势就像倒悬一样危急。话说天子是天下之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天子在上。蛮夷是天下之足，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蛮夷在下。如今匈奴傲慢无礼，数次侵掠我朝边境，对我朝是极其的不尊敬；而汉朝每年送金银和丝绸供他们使用。足反而在上，首反而在下，事情已经危急到了这种地步，却无人能够解决，难道我大汉王朝已经没有人才了吗？让人值得流泪的，就是这种情况。如今陛下不去猎杀勇猛的敌人而去猎杀野猪，不去打击反叛的人而去捕捉兔子，沉迷于小小的娱乐而不考虑大大的祸患，陛下的恩德福泽可以远远的传播却仅限于方圆数百里之外，朝廷的严威法令无法伸张，让人值得流泪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如今百姓的墙壁上可以装饰皇帝的服饰，贫贱之人可以穿戴皇后的装饰；而皇帝自己则穿着粗布衣服，有钱的百姓家里墙屋却披着锦绣；天后的衣领用花边装饰，百姓的妾室也用花边装饰鞋子，这就是臣所说的颠倒。一百个人劳作也无法让一个人穿上好衣服，要想让天下没有寒冷，这怎么可能呢；一个人耕种，十个人聚在一起吃，要想让天下没有饥饿之事发生，这也不可能啊；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百姓又怎能不做奸邪之事呢？让人值得长叹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贾谊又给文帝上书说：秦国的商鞅抛弃了礼义和仁爱，一心只为了追求功利；新法推行了两年，秦国的风俗却日益败坏。因此，秦人家庭富裕的时候，儿子成年后就分家；家庭贫困的时候，儿子成年后就入赘。儿子借用父亲的农具，脸上还带着得意的神色；母亲拿了簸箕和扫帚，立刻就会遭到父亲的责骂。媳妇抱着孩子喂奶，与公公同坐；婆媳之间不和，就会互相讥讽。秦人对待子女的慈爱和对利益的贪婪，与禽兽几乎没区别。如今秦朝的遗风遗俗仍未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抛弃礼义、丧失廉耻的现象却日益严重，可以说是每个月都在发生变化，每年的情况都有不同。人们为了追逐利益而不顾道德廉耻，甚至有人为了利益而杀害父兄，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而大臣们却只关心文书是否按时上报、会议是否如期举行，认为这些才是大事，至于风俗的败坏、社会的动荡，他们却视而不见，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改变社会的风气，让天下人都回归正道，这绝不是那些庸俗的官吏能够做到的。庸俗的官吏只会处理文书、管理财物，而不懂得治理国家的大道理。陛下如果不担忧这些事，将是十分危险的，我私下为陛下感到十分的惋惜！不如现在就制定制度吧，让君臣、父子、六亲之间的关系各得其所。制度一旦确立，天下就会世代安宁，人民也就有了遵循的准则；如果不订立制度，那就像渡江时没有船桨一样，遇到了风浪，船必定会被吹翻。这是令人感到十分忧虑的事情呐。?
夏、商、周三代的君主都延续了数十代，而秦朝只传了两代就灭亡了。人性都相差不大，那为什么这三代的君主能够长久统治，而秦朝却如此短命呢？原因那是显而易见的呀。古代的君王，太子一出生，国家就按照礼制来培养他，那时官员们都穿戴整齐，并亲自带他到南郊祭祀上天，官员经过宫门时要下车、经过宗庙时要小步快走。所以太子从婴儿时期就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等到他稍微懂事的时候，三公、三少就用孝、仁、礼、义来教导他，驱逐他身边那些邪恶的人，不让他看到不好的事情。经过这样的教育，太子身边就都是一些品行端正、博学多才的人。因此，太子从小就看到正事、听到正言、行的也是正道，而周围也都是正直的人。与正直的人相处，自然就会变得正直起来，就像生长在齐国的人会说齐语一样；与不正直的人相处，自然就会变得不正直，就像生长在楚国的人会说楚语一样。孔子说从小养成的习惯就像天性一样，习惯成自然。而随着智慧的成长，太子会自然而然地遵循天地正道；而随着心灵的成熟，他会自然而然地合乎道德。这三代之所以能够长久的统治天下，是因为他们辅佐太子的方法得当。而秦朝则不然，让赵高教导胡亥，教给他的都是严刑峻法，所学的内容无非是砍头、割鼻、灭三族等等。胡亥刚即位就开始射杀百姓，忠言劝谏的人却被指责为诽谤皇帝，深谋远虑的人却被指责为妖言惑众，胡亥杀人如割草一样简单。这难道只是胡亥天性邪恶吗？这是因为他所受的教育不合正道。俗话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秦朝的灭亡是有迹可循的；如果不加以避免，后车也会重蹈覆辙。天下的命运，取决于太子，太子的善良与否，就在于及早教导和选择合适的人辅佐他。趁着太子的心灵还没有被世俗的污浊所污染的时候去教导他，那么对他的教化就会比较容易取得成功；教导他道德、智慧、礼义等方面的原则，这是教育的根本所在；而至于习惯的养成，则取决于他身边的人。就像胡人和越人，他们在出生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是一样的，内心的欲望也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等到他们长大之后，风俗习惯却大不相同，即使经过多次的翻译也难以相互沟通，甚至有的人到死都不愿意相互往来，这就是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教化不同所导致的结果。所以我才说，为太子选择合适的人来辅佐他，并且尽早地对他进行教育，这是最为紧迫的事情。如果对太子的教育得当，那么他身边的人也都会是正直的；而太子本人正直了，整个天下也就会安定下来。正如《尚书》中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如果有高尚的品德，那么万民都会依赖他。这确实是当前最为重要的事情啊！?
有些人能通过一片树叶就能知道秋天的到来，而有些人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却无法预见未来。礼的作用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加以防范，而法的作用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加以惩罚。因此，法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的作用却难以察觉。奖赏和刑罚，就如同先王手中的两把利剑，用来鼓励人们行善，惩治人们作恶。先王坚定地执行这些政策，就像金石一样不可动摇；推行这些法令，就像四季更替一样准确无误；依据这些原则处理事情，公正无私，如同天地一般。这样的政策和法令，难道先王会不加以运用吗？然而，礼的作用不仅仅在于事后的奖惩，更在于在恶行还未萌发之时就将其杜绝，并且在细微之处对百姓进行教化，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养成向善的习惯，远离罪恶的深渊。正如孔子所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但我更希望的是没有案件发生！这才是治理国家的至高境界。
对于君主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审慎地选择取舍。取舍的标准一旦确定，国家的安危就会随之显现出来。秦始皇希望尊崇宗庙、安定子孙，这与商汤、周武王的愿望并没什么区别。然而，商汤、周武王施行德政，让国家延续了六七百年而不衰落；而秦始皇治理天下仅仅十几年就让国家衰败了。这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商汤、周武王在取舍上非常的慎重，而秦始皇在取舍上很随意罢了。天下就像一件大的器物，把它放在安稳的地方它就安稳，而把它放在危险的地方它就变得危险。天下的情况与器物没有区别，关键就在于君主如何放置它。商汤、周武王将天下置于仁、义、礼、乐之中，国家延续了数十代，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秦始皇将天下置于严酷的法令、冰冷的刑罚之中，祸患几乎殃及自身，子孙后代也被敌人诛杀，这也是天下人都看见的。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验证效果吗？有人说：听人说话时，必须用事实来验证说的话是否可行，这样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了。现在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陛下为什么不引用商、周、秦的历史来验证呢！陛下的尊贵就像一座高堂一样，群臣就像台阶一样，百姓就像地面一样。台阶有九级，离地面远，那么高堂就显得高；台阶若是没有级别，那就离地面近，高堂就显得低。高的难以攀登，低的容易被侵犯，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呀。所以古代的圣王制定了等级制度，在内有公、卿、大夫、士，在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直到庶人，等级划分的非常明确，而天子居于最高位，因此他的尊贵是一般人不可触摸的。?
俗话说的好：想打老鼠又怕打坏器物。这是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尚且不敢打，怕打坏了器物，何况是靠近君主的高贵臣子呢！用廉耻和礼节来治理君子，所以有赐死而不加以侮辱的做法。因此，黥、劓等刑罚不给大夫用，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按照古代的礼制规定，人们是绝对不敢随意议论君主的马匹的，因为这被视为对君主的不敬。如果有人不小心踢到了马的饲料，那更是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是为了从源头上预防任何可能对君主不敬的行为。如今，王、侯、三公这些身份高贵的人，他们都是天子以礼相待的重要人物。在古代，天子会尊称他们为伯父、伯舅，表示对他们的敬重和亲近。然而，现在的情况却让人感到十分诧异，这些贵人竟然与普通百姓一样，要遭受黥、劓、髡、刖、笞、傌、弃市等各种残酷的刑罚。这样一来，高堂之上岂不是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和威严？被侮辱的人又怎能不感到极度的逼迫和屈辱呢？当一个社会的廉耻观念荡然无存时，大臣们即便手握重权、身居高位，恐怕也难以避免怀着奴仆般的无耻之心吧。就像望夷宫事件中所发生的那样，秦二世最终被处以重罚，这正是“投鼠不忌器”这种恶习所导致的恶果啊！我听说鞋子再新也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再破也不能用来垫鞋。曾经身处高位、受到天子礼遇的人，官吏和百姓都曾对他俯首敬畏；如今他们犯了过错，皇帝可以废黜他们，可以罢免他们，可以赐死他们，也可以灭族；但如果将他们捆绑起来，交给司寇，让司寇的小吏随意的辱骂、鞭打他们，这恐怕不是应该让百姓看到的合适做法。卑贱的人一旦知道尊贵的人也会受到这样的对待，他们就会认为自己也能够这样做，这不是尊尊、贵贵的教化。古代的大臣因为自身不廉洁而被罢免了官职，并不会直接说他不廉洁，而是说‘簠簋不饰’；因为淫乱、男女无别而被罢免官职，也不会直接说他淫乱，而是说‘帷薄不修’；因为软弱无能而被罢免了官职，不会直接说他软弱无能，而是说‘下官不职’。所以，即使大臣确实有罪，也不会直接斥责他们，而是委婉地为他们进行掩饰。因此，那些犯了大错的人，听到谴责就会自发的戴上白冠、系上牦牛尾，然后捧着水盆、带着剑，到请罪室去请罪，君主也不会派人捆绑他们；那些犯了中等罪的人，听到君主的命令就会自尽，君主也不会派人扭断他们的脖子；那些犯了大罪的人，听到君主的命令就会向北拜上两拜，然后跪地自裁，君主也不会派人按着他们行刑。这时君主会说：你作为大夫有过错，我对你已经以礼相待了。君主对臣子以礼相待，所以群臣都很自爱；以廉耻约束自己，所以人们十分的重视节操。君主用廉耻、礼义对待臣子，臣子如果不以节操回报君主，那臣子就不是人了。所以君主对臣子的教化非常成功、国家的风俗习惯也非常的稳定，这时臣子们就会顾全自己的德行而忘记私利，坚守节操而遵循道义，君主也可以托付大权给臣子，也可以放心的寄养孤儿，这是推行廉耻、礼义的结果，对君主来说又有什么损失呢？如果不这样做，反而长期推行严刑峻法，对治理国家会起到反作用，所以说这是令人感到十分忧虑的事情。
贾谊因为绛侯周勃曾被逮捕入狱，最终无罪释放，所以用这些话来讥讽汉文帝。文帝深以为然，从此对待臣下有节制，此后大臣有罪，都自杀而不受刑。?
时间唰的一下就到了公元前173年的冬天。本年十月，文帝下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二千石官员不得擅自征捕。???
这时民间有歌颂淮南王的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到这歌谣后，心里感到十分的不安呀。?
公元前172年夏天，文帝下令封淮南厉王的儿子刘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道文帝这是有意要恢复淮南王的封号，就给文帝说，淮南王实行大逆不道之事，天下人都知道他的罪行！而陛下宽宏大量把他赦免了并让他迁居，在迁居的路上他因病而死，天下人都认为他的死是应该的！如今陛下尊宠罪人的儿子，只会让天下人非议您。这些人年轻力壮，怎能忘记他们的父亲呢？白公胜为父报仇，报复的是祖父和叔父。白公作乱，并不是为了夺取国家，而是为了发泄内心的愤怒，亲手刺杀了仇人，最终与自己的仇人同归于尽。淮南地方虽小，但英布曾凭借它起兵作乱，汉朝能够存续至今，只是侥幸罢了。让仇人拥有足以危害汉朝的资源，这是对国家政策的不利。给他们民众，让他们积累财富，这无异于给伍子胥、白公胜提供复仇的机会，或者让专诸、荆轲这样的刺客出现，这是借贼兵、为虎添翼的行为。希望陛下三思呀！但是文帝没有听从贾谊的建议。?
公元前170年的冬天，寒风凛冽，雪花纷飞。文帝决定前往甘泉宫巡幸，以视察那里的情况。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将军薄昭竟然杀死了汉朝的使者！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国家法律和外交礼仪，在国内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文帝得知此事后，心中也十分矛盾。他与薄昭有着亲属关系，薄昭是他的舅舅，而且薄昭一向被称为长者，为人正直。文帝实在不忍心将他处死，但法律的尊严又不能被践踏。文帝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派遣公卿大臣去陪伴薄昭喝酒，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薄昭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主动自杀。然而，薄昭却坚决不肯听从，他认为自己并没有错，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
文帝见薄昭不肯就范，于是又想出了另一个办法。他命令群臣们都穿上丧服，去薄昭的府邸哭丧，以此来表达对他的不满和谴责。这种举动无疑是给薄昭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最终，薄昭在这种压力下，无法承受，选择了自杀。
对于这件事情，司马光进行了评论。他引用了李德裕的观点，认为汉文帝杀薄昭，从法律上讲是明确的，但从道义上讲却不太妥当。秦康公送晋文公回国时，曾感慨“如存”，意思是说如果晋文公还活着就好了。何况薄太后还在世，她唯一的弟弟薄昭被杀，文帝动手那是毫不迟疑，这显然不是安慰母亲的做法。司马光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法律是天下的公器，只有善于执法的人，才能做到亲疏如一，无所不行。这样一来，人们就不敢因为自己有所倚仗而犯法了。薄昭虽然一向被称为长者，但文帝没有为他安排贤明的师傅，反而让他掌管兵权，这无疑是给他提供了一种倚仗。他骄纵犯上，以至于杀害汉朝使者，这难道不是因为有所倚仗吗？如果又因此赦免他，那与成帝、哀帝时代有什么区别呢！魏文帝曾称赞汉文帝的美德，但不认可他杀薄昭，说到：舅父家里呀，那得用恩情去滋养，可不能给权力，不然犯了法，还得处罚。这是在说文帝一开始没防着薄昭，说得也太对了！那要想让母亲开心，是不是一开始就得小心谨慎点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