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威尔逊站在他新的公寓书房的窗前。
玻璃上凝结着一层薄薄的水汽，下面是穿梭的马车，顶着高帽的绅士，裙裾曳地的夫人，以及那些奔跑叫卖的报童。
他们的喊声穿透双层玻璃，隐约可闻，
“号外！号外！小说家威尔逊新作《哥伦比亚阴谋》今日发售！”
“《先驱报》独家评论！J.J. 威尔逊——用冰冷文字解剖美国的大作家！”
威尔逊的嘴角勾起，忍不住有些得意。
他的公寓在这栋大楼的顶层，墙上挂着精美的风景油画，架子上还有他去东方珍宝行买的青花瓷，书架上塞满了精装书籍，其中一些他甚至从未翻阅过。
书桌上摊开着今天的几份报纸，头版的位置，无一例外都印刷着关于他新书的评论和报道。
“J.J. 威尔逊先生的笔，不带一丝华丽，摒弃了多愁善感的情绪。
他像一位医生，或是一位严谨的法官，将这个国家肉体上溃烂流脓的伤口，冷静地展示给世人看。
他的文字是克制的，是精准的，充满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纪实力量。
在读《哥伦比亚阴谋》时，你不会为主角的爱国情怀而热血沸腾，却会为国家利益这台庞大机器的冷酷无情而脊背发凉。
他不是在写小说，他是在记录一份我们所有人都不敢承认的，关于我们自己的征服的野心……”
评论家先生显然是高估了威尔逊。
他并非什么医生，法官。
真正的执刀人，在巴尔巴利海岸。
威尔逊的目光从报纸上移开，落在壁炉架上。
那里并排摆放着两本书，是他过去五年人生的基石。
一本的封面设计得极为压抑，一个悲伤的年轻人站在一座宏伟的市政厅前的剪影，书名是《市长之子》（the mayors Son）。
另一本的封面则更加黑暗，仅仅描绘了一艘在黑夜怒海中颠簸的轮船，几个瘦骨嶙峋的人影蜷缩在甲板的阴影里，书名是《黄土之下》（Under the Yellow Earth）。
正是这两本书，将他这个破产之后，曾在布鲁克林桥下瑟瑟发抖的流浪汉，重新变成了“文学大师”。
它们为他赢得了财富，声望，以及足以让他在深夜惊醒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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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旧金山，巴尔巴利海岸。
当J.J.威尔逊被几个华人请到那间“金山斗场”的老板办公室时，他身上所有的家当，只剩一支作为房费抵押的象牙蘸水笔和满身的疲惫。
他以为自己找到了救命稻草，一个可以让他东山再起的故事源泉。
他怎么也想不到，
那个把他从一个落魄记者拉扯起来的年轻人陈九，给他的不是故事，而是三份沉甸甸的，足以压垮任何一个普通人的“真相”。
第一份真相，是一个被装在麻袋里、浑身是伤的囚犯。一个名叫黄四的人口贩子。
陈九将威尔逊安置在南滩那家改造成私人卫队营地的厂房里。
威尔逊的工作，就是“采访”黄四。
那根本不是采访，那是一场精神上的酷刑，对威尔逊，也对黄四。
黄四被关在工厂深处。
每天，陈九的手下，那个名叫阿才的、眼神凶狠的年轻人，会把他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拖出来，扔在威尔逊面前的椅子上。
黄四的身上总是带着新的伤痕，但他的眼神，却是一种令人费解的、介于麻木和怨毒之间的状态。
“问吧，威尔逊先生，”阿才总是用他那蹩脚的英语冷冷地说道，“九爷说了，只要留他一口气，随便你怎么折磨他。”
威尔逊并非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他本质上只是一个记者。他试图用正常的采访方式开始。“黄先生，你能告诉我你是如何开始这门生意的吗？”
回应他的是一口带血的唾沫，和一连串他听不懂的粤语咒骂。
威尔逊的耐心很快被耗尽。
对成功的渴望，如同饥饿一般啃噬着他的理智，这是最好的催化剂。
他开始学习阿才的方式，用剥夺睡眠、用冰水、用语言上的羞辱来摧毁囚犯的意志。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竟有种病态的天赋。他用最恶毒的语言描绘黄四死后会下什么样的地狱，描绘他的家人会遭到怎样的报应。
终于，在一个星期后，那个凶悍的罪犯崩溃了。
他开始讲述，断断续续，颠三倒四。
他讲述自己如何从广州街头混社会，遭人欺辱，又是如何靠着出卖同乡，将他们骗上开往澳门的赌船，从而赚到第一桶金。
他讲述那些被称为“猪仔”的同胞，如何像牲口一样被塞进底舱，在数月的航行中，因为疾病、饥饿和绝望而死去大半。
他甚至用一种炫耀般的语气，描述他如何打通了古巴种植园主和秘鲁鸟粪矿主的关系，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明码标价，变成种植园里会被活活累死的消耗品。
威尔逊强迫自己不去感受那种生理上的恶心，而是像一个书记员一样，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
他追问船舱的尺寸，追问每天配给的食物和水的分量，追问如何处理那些死在路上的尸体，追问那些“猪仔”的卖价和利润。
他发现，自己正在写的，不是一个充满英雄气概的冒险故事，而是一本无比精细的、关于罪恶的账本。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威尔逊放弃了《邦联孤狼》那种夸张的煽情的笔法。
他选择了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一种极度冷静，克制，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感情的笔调。
他只是罗列事实，描绘细节，不加任何道德评判。
他详细地记录了黄四的“商业模式”，就像《华尔街日报》分析一家铁路公司的财报一样。
“…每售出一名健康的成年男性劳工，黄四的组织可以从古巴的甘蔗种植园主手中获得四十西班牙银元。除去付给地方蛇头的五银元，以及航运途中约两银元的成本，包括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不可避免的死亡损耗，单笔交易的净利润高达三十三银元。在1868年的高峰期，黄四控制的船队一年可以运送超过三千名猪仔，年利润接近十万银元，这笔钱足以在旧金山任何一个豪宅区购置房产……”
当威尔逊写下这些文字时，他的手是冰冷的。
黄四又被拉回了斗场当人肉沙包，他不过是在转述地狱的景象。
这本书被命名为《黄土之下》，波士顿一家以出版严肃读物闻名的出版社看中了。
1875年初，这本书悄无声息地上市了。
它的反响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普通民众对它毫无兴趣。故事里没有英雄，没有爱情，只有一个卑劣的异国罪犯和一群面目模糊的受害者。它在廉价小说市场上输得一败涂地。
然而，在另一个圈子里，它却掀起了轩然大波。
东海岸那些依然活跃的废奴主义者后裔、人道主义者、以及一些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将这本书奉为圭臬。
《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长篇评论，称赞这本书“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丑陋的奴隶贸易变种……威尔逊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放弃了廉价的道德谴责，而是用冰冷的事实，构建了一座无法辩驳的罪恶纪念碑。”
威尔逊开始收到来自哈佛和耶鲁大学教授的信件，他们邀请他去进行演讲。一些社会改良组织将他的书作为募捐晚宴上的宣传材料。
他第一次被冠以“有良知的作家”、“勇敢的揭秘者”这样的头衔。
威尔逊对此感到无比的讽刺。
勇敢？他的素材是一个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囚犯告诉他的。
良知？他写这本书的唯一目的，是为了钱和名声。
这本书的销量最终只有区区两万册，给他带来的版税甚至不够支付他在纽约一年的开销。
但他却获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资本”，那就是评论界的赞誉和一种虚假的道德光环。
陈九对此似乎很满意。
他告诉威尔逊：“名声有时比金钱更有用。你现在有资格去讲一个更大的故事了。”
那时的威尔逊还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他只是有些失落，也有些庆幸。失落的是没能一夜暴富，庆幸的是，这个故事的危险性似乎有限。
毕竟，被他冒犯的，只是一群远在天边的、上不了台面的罪犯。
他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一直这样，做一个“安全”的、受人尊敬的“纪实作家”。
直到他读完了陈九给他的第二份文件。
一个厚厚的、装满了关于圣佛朗西斯科前任市长威廉·阿尔沃德所有秘密的牛皮纸袋。
那一刻威尔逊才明白，他的弄臣生涯，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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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份关于阿尔沃德市长的文件，与其说是资料，不如说是一部已经写好了剧本大纲的城市编年史，只是里面充满了最肮脏的细节。
有市政工程合同的副本，上面清晰地标注着给各位议员的回扣。
有警局内部的秘密报告，记录了如何掩盖某些富商子弟的丑闻。
甚至还有妓女的证词，详细描述了她们曾在哪些达官贵人的床上，听到过哪些关于土地交易的秘密。
威尔逊花了整整三个月，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资料的最后，是关于市长的儿子，卡尔·阿尔沃德的记录。
一个年轻、英俊、前途无量的海岸警卫队军官，一个被精心包装出来的城市英雄，在一次镇压暴乱行动中“不幸”中枪身亡。
卡尔是如何肆无忌惮地打击沿海渔民，是如何羞辱他人为乐，又是如何在暴乱中被一个卑微的渔民所杀。
他又是如何冒领功劳，在父亲和其他利益集团心照不宣的默许下，他站上了领奖台，成为了城市英雄。
一个伟大的、光鲜的、受人爱戴的父亲，背后却是一个贪婪、冷酷的魔鬼。
如何在码头扩建案上侵吞财政款项，如何收取回扣，如何利用政策打击政敌。
一个表面上维护正义、揭露真相的英雄儿子，最终却被自己治下保护的渔民所“谋杀”。
威尔逊决定将这本书命名为《市长之子》。
他的写作风格，依然保持着那种被评论家们称赞的“克制”与“冷静”。他从不用“贪婪的”、“邪恶的”这类形容词。他只是平静地叙述：
“…九月三日，阿尔沃德市长签署了第七号码头的扩建法案，该工程的中标方是西部联合建设公司。随后，市长夫人的个人银行账户上，收到了一笔来自德国公司的五万美元汇款。
“卡尔·阿尔沃德上尉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多次提到，他对第七号码头附近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感到极度的忧虑与困惑，也因此他采取了一些更激烈的手段……”
所有的判断权，都交给了读者。
1876年秋天，《市长之子》在全国同步发售。
这一次，读者的反应爆炸了。
在东海岸，这本书最初只是被当作一本情节曲折的政治惊悚小说。
但在西海岸，在旧金山时，整座城市都被点燃了。
人们疯了。
他们拿着书，走上街头，对着市政厅、对着那些报纸上常见的富商豪宅指指点点。
书中的每一个虚构的角色，都被进行了地毯式的“索隐”和“解密”。
“西部联合建设公司”就是负责码头扩建，采购机械的公司！那个叫雷诺兹的议员，就是议长布莱恩特！那个被灭口的妓女，就是之前在大桥上失足坠海的那个舞女！
这本书成了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城市光鲜外表下所有的烂疮和脓包。
它也成了一把钥匙，为普通民众打开了一扇窥探上流社会真实运作方式的窗口。
他们震惊地发现，那些平日里在教堂做礼拜、在慈善晚宴上发表演讲的“城市栋梁”，私下里竟是如此的不堪。
加州的报纸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纪事报》这样深受政党影响的大报，连续数周用整个版面来“解读”威尔逊的小说，一一反驳其中的某些事件。
而那些被铁路大亨和银行家控制的报纸，则对威尔逊发起了最恶毒的攻击。他们称他为“东海岸来的骗子”、“靠谎言和诽谤牟利的文学投机贩”，他们甚至雇佣私家侦探，试图挖出他的黑料，但除了他曾经给小报写稿的经历外，一无所获。
这种攻击，反而为他做了最好的宣传。
威尔逊的读者，那些在经济危机中失去工作、对现实充满愤怒的普通人，将他视作代言人。成千上万封读者来信涌向出版社。一个失业的铁路工人写道：“威尔逊先生，谢谢您。您写出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声。我们早就知道那些大亨和政客是一伙的，抢走了属于我们的活路。但我们没有证据，也没有人听我们说话。是您，给了我们声音。”
一个孩子的母亲写道：“我无法想象一个市长和市长儿子会如此。我为那个犯谋杀罪的渔民流泪，也为这个城市的堕落而感到悲哀。愿上帝保佑您，让您能继续为我们书写真相。”
这本书，成了席卷全国的大罢工的导火索。
被奉为底层劳工的精神象征，即便是那些不识字的人也都完整地听完过整个故事。
每一间廉价酒馆，都必定有人大声朗读这间小说。
他们对报纸上一些文学评论嗤之以鼻，有很多小说家发表评论，说威尔逊的小说和文字没有任何文学性可言，纯粹是太过写实，太有代入感。
并且说威尔逊的小说，有十分明显的“煽动性”。
威尔逊看着这些信，心中五味杂陈。
他只是一个复述者，一个被线牵着的木偶。真正的英雄，或者说，真正的魔鬼，是那个给他所有资料的陈九。他才是那个导演了整场大戏的人。
随之而来的，是名利和危险。
《市长之子》的销量突破了五十万册。威尔逊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版税像潮水般涌入他的银行账户。他重新过上了那种他曾以为永远失去的奢侈生活。
但危险也如影随形。
匿名的威胁信开始出现，有的信封里装着一颗子弹，有的画着一个被吊死的火柴人。他在餐厅吃饭时，会有一个衣着体面的陌生人“不经意”地撞到他，在他耳边低语：“有些人，不喜欢被人写进故事里。”
他还经历了两次暗杀，被陈九派出的人打退。
他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做噩梦。
他知道自己并非什么文学天才，只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骗子，一个精准地抓住了时代情绪、并将其无限放大的煽动者。
他所有的“才华”，都建立在陈九提供的那一堆堆真实得令人发指的文件之上。
他爱上了这种成功带来的眩晕感，却也憎恨这种被操控的无力感。
写完《市长之子》后，威尔逊曾有过一丝幻想，或许可以就此收手。他已经有了足够的钱，下半辈子可以衣食无忧。他可以试着去写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无关政治、无关阴谋的东西。
但陈九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他拿来了第三份，也是迄今为止最危险的一份文件。
关于一个名叫汉森的美国间谍，如何在加州共济会的策划下，甚至在总统府高层的支持下，潜入英属哥伦比亚，试图策划一场合并运动，最终让美国将其吞并的完整记录。
这不再是城市内部的腐败，这是国家层面的阴谋，是国际间谍活动。
如果说《市长之子》是往旧金山的池塘里扔了一块巨石，那么写这个故事，就是往美国和不列颠帝国之间那片看似平静的海域，掀起海啸。
他犹豫了。
他回电报拒绝了他，说这个题材太危险，自己处理不了。
陈九的回电只有一句话：“你已经没有选择。看看你收到的威胁信，那些被你毁掉的人，你觉得他们会放过一个瘦弱的作家吗？没有我提供的住所和保护，你明天就会死。”
他开始动笔写《哥伦比亚阴谋》。
这是在为民除害，还是在叛国？
他揭露的虽然是政府的阴暗面，但这个故事一旦发表，势必会损害美国的国际声誉，甚至可能引发外交冲突。
他的读者会怎么想？那些曾将他视为民众英雄的读者，当他们发现他开始“攻击”自己国家的“爱国行为”时，还会支持他吗？
为了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威尔逊将自己完全代入了一个记录者的角色。他不去想后果，只专注于事实本身。他把自己想象成一部机器，将陈九输入给他的信息，精准地转化成冷静的、不带感情的文字。
汉森，在他的笔下，不是一个传统的英雄或恶棍。他是一个工具，一个被“昭昭天命”这个宏大概念所驱动的、失去了个人情感的国家机器零件。
威尔逊详细地描绘他如何收买英国官员，如何伪造身份，如何蛊惑印第安人和当地华人，如何走私军火，如何策划袭击活动。
现在，这本书终于问世了。
它即将在陈九的授意下，在美国和英国之间搅动风云。
威尔逊已经写了好几本小说，他早已经意识到，有些事，一旦大规模传播，就会无限被放大，引起即便是当事人也意想不到的舆论。
《黄土之下》给美国白人介绍苦力贸易，华工的故事，《市长儿子》挑动资本家、政客和底层民众对立，引发罢工。
这次chen又想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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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方，
重建时期的理想主义在血腥暴力中土崩瓦解。
随着联邦军队撤离南方各州，原本在共和党支持下建立的黑人自治组织成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眼中钉。
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科尔法克斯，1873年的大屠杀阴影未散，而到1878年，私刑已成为白人暴徒“维持秩序”的日常手段。
黑人选举权名存实亡，陪审团中鲜有黑人身影，甚至敢于为黑人辩护的白人法官也会收到绞刑威胁。
在田纳西州孟菲斯，曾担任地方税务官的黑人议员以利亚·约翰逊在1878年11月遭蒙面枪手射杀于自宅门前，凶手留下的纸条上写着“黑鬼不该碰选票”。
同月，南卡罗来纳州一名支持黑人教育的白人教师萨拉·惠特曼被吊死在教室黑板上，尸体旁涂鸦着“叛徒”。
这些格雷夫斯都心知肚明，否则他不会像一个丧家之犬一样躲在这片土坡下面。
作为南方最大的黑人自治组织和南方共和党之间的联络人，作为一个白人，他现在是几个州白人组织的头号通缉犯。
有一整支骑兵队伍在他屁股后面追杀。
“真特么该死，一群野狗。”
格雷夫斯喘了口气，又踉踉跄跄地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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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与重建时期立法工作的一个牧师哈提出了“向堪萨斯迁徙”的计划。
他在密西西比河畔的隐秘聚会中宣讲：“如果政府无法保护我们，我们必须走向自由之地！”
这一号召迅速在黑人社区传播，但迁徙之路充满危险：白人种植园主为防止劳动力流失，派武装队封锁道路，宣称“黑鬼的脚属于棉花田”。
卡西米尔拍板，带着三百名卫队为迁徙之路作护卫武装。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的矛盾态度加剧了混乱。
总统虽公开谴责南方暴行并起诉用暴力阻止黑人选举的凶徒，但在民主党占据上风，控制国会后，不断试图撤销联邦监督选举的法案。
“国家和政府已经帮不了我们了。”
卡西米尔高喊，更多黑人加入迁徙队伍。
到1878年末，前前后后约2000多名黑人组成了“自由列车”，进行北迁路线，计划沿密西西比河北上至堪萨斯州。
那里曾是废奴主义据点，且《宅地法》允许垦荒者获得土地。
卡西米尔的黑人自治城镇和格雷夫斯的参政计划在这一年，全部宣告破产。
卡西米尔在日记中写道：“或许堪萨斯不是终点，但我们必须让下一代知道，有人曾试图走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