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九年初，苏门答腊的雨季仿佛没有尽头。
雨水无休止地倾泻下来，将整个德利种植园泡成了一片巨大的烂泥塘。
烟草田里的积水映着昏暗的天光，像一面面破碎的镜子。从高脚搭建的“长屋”望出去，天地间只剩下灰与绿两种颜色，单调得让人心慌。
阿茂蜷缩在长屋角落里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铺位上，借着从木板缝隙透进来的微光，又一次清点着他藏在竹筒里的“钱”。
那不是真正的钱。是种植园自己烧制的陶瓷币，圆形，土褐色，中间有一个方孔，一面印着种植园的荷兰文缩写“dm”，另一面印着代表面值的数字。
工头们管它叫“公司钱”，猪仔们则私下里叫它“瓦片”。
这种瓦片，在种植园的范围之外，连一块像样的番薯都换不来。
但在这里，它是命。每天六七个时辰的苦役，换来的就是这么一两块冰凉的瓦片。
用它，可以在种植园内的“吉歹”（Kedai，马来语商店的意思）里，买到贵得离谱的米、咸鱼干、烟草，甚至是能让人短暂忘记痛苦的鸦片膏。
有个读过书的劳工私下里说，这种只能在种植园里使用的瓦片是控制他们的恶毒手段，是拴在他们每个人脖子上的缰绳，可他们没得选。
说完这句话，那个劳工没几天就病死了。
阿茂的竹筒里，已经积攒了厚厚一叠。
他今天没有数，只是用手掂量着那沉甸甸的分量。
这分量，是他用八年的血汗换来的。
八年，两千九百多个日夜，他像一头被蒙上了眼睛的牲口，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天不亮就起床，喝一碗几乎看不到米粒的稀粥，然后跟着大队人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烟草田。
育苗、除草、施肥、捕虫，最后是小心翼翼地采摘那些娇贵的烟叶。
头顶是能把人烤干的烈日，脚下是能吞噬脚踝的滚烫泥土，空气里永远弥漫着烟草叶的辛辣和各种蚊蚋飞虫。
监工不是本地的爪哇人就是巴塔克人，是荷兰人的狗，他们手里的藤鞭从不认人。
任何一点怠慢，换来的就是一顿皮开肉绽的抽打。
阿茂的背上，永远都是旧的鞭痕叠着新的。
他吃的，永远是定量的糙米饭，配一小撮盐和几条指甲盖大小的咸鱼干。
那鱼干又腥又咸，仿佛是用海水直接腌的，但那一点点咸味，却是补充体力的唯一来源。
雨季的时候，能分到一些咸菜，那就算是改善伙食了。
喝的，就是从附近河里打来的生水，里面混着泥沙和不知名的虫卵，喝下去常常会闹肚子，一泻千里，人就虚脱了。
很多人不是累死的，而是病死的。
痢疾、霍乱、疟疾，像无形的镰刀，每天都在这群猪仔的头顶盘旋。
他们的种植园似乎永远都在招工，死了一批就换一批新的。
住的“长屋”，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四面漏风的棚子，用几根粗大的坤甸木撑起来，离地几尺高，为了躲避潮气和蛇虫。
屋顶铺着厚厚的亚答叶，雨下大了，外面大下，屋里就小下。
一个屋子要住四十多个男人，密密麻麻挤在通铺上。
空气里永远都是汗臭、脚臭，和那股挥之不去的死人味。
夜里，鼾声、梦话、咳嗽声、痛苦的呻吟声此起彼伏，但阿茂早都习惯了。
在这种环境睡不好的人很快就病死了。
八年前，在家乡福建，他还是个少年。
那年大旱，地里颗粒无收，爹娘先后饿死了。
家里只剩下他和十二岁的妹妹阿月。
人贩子找上门来，说南洋遍地是黄金，去那边做工，三年就能发财回来盖大厝。
为了给妹妹换一口活命的粮，也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发财梦，他自己签了“卖身契”，或者说，是被人按着手指画了押。
他换来的二十块大洋，十五块给了人贩子，剩下的五块，他都留给了族长，求他照顾好妹妹。
后来他才知道，那所谓的“招工”，就是“卖猪仔”。
他们被塞进一艘叫“德美”号的货船底舱，几百个男人被剃光了头发，像牲口一样圈在狭小的空间里。
吃喝拉撒全在里面。
船舱里臭气熏天，许多人得了病，发着高烧，说胡话，然后就在某个夜晚悄无声息地死去。尸体被草草地用席子一卷，就扔进了漆黑的大海。
甚至那个破草席还会被扔回来，继续给下一个人睡。
两个月的航行，活着抵达棉兰勿老湾港的，只剩下了三分之二。
他们像一群待售的牲畜，被带到市场上，让那些白皮肤、高鼻子的荷兰“东家”们挑选。
他因为看起来还算结实，被德利种植园的管事买下，从此，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姓氏，只有一个编号的苦力。
他来这里的头三年，几乎每天都在绝望中度过。
他想过逃跑，但种植园四周都是无边无际的原始雨林，里面有猛兽和瘴气，跑出去也是死路一条。
被抓回来的逃跑者，下场更是凄惨，会被活活打死，然后挂在种植园的入口处，警告所有心怀二意的人。
支撑他活下来的唯一念想，就是妹妹阿月。
他不敢死，他怕他死了，就再也没人记得那个扎着羊角辫、总是跟在他身后的小姑娘了。
第四年的时候，一个同乡捎来了家信。信是族长找人代写的，字迹歪歪扭扭。
信里说，前年又遭了灾，为了活下去，阿月……也被卖了，据说是卖给了邻村的富户做丫鬟。
那一刻，阿茂感觉天都塌了。
他哭了一整晚，一天一夜没吃没喝。
他恨自己，恨自己的无能。他发了疯似的捶打着身下的木板，直到双手鲜血淋漓。
从那以后，他就变了。
他不再抱怨，不再与人争执，变得沉默寡言，像一块石头。
他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干活上，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攒钱上。
种植园有个规矩，每年只有几天，猪仔们可以用积攒的陶瓷币，按照一个极不划算的比例，兑换一次真正的货币——荷兰人的钱。
绝大多数的猪仔，辛苦一年的“瓦片”，都在吉歹里换成了鸦片和食物，到了年底根本剩不下几个。
但阿茂做到了。
他对自己狠到了极致。他舍不得买一点额外的食物，饿了就喝水充饥。
他戒掉了本就不多的烟瘾。别人聚在一起赌钱、抽大烟的时候，他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擦拭他的锄头。
工头发下来的每一块陶瓷币，他都小心翼翼地收好，放进那个从不离身的竹筒里。
他要赎回阿月。
这个念头像一根钢针，深深地扎进了他的骨髓里。
他要让她过上好日子，不再受苦。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忍受一切。
八年过去了，他已经从一个青涩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
虽然他仍旧年龄不大，但他的眼神，却像个老人一样，浑浊而麻木，腰杆也坏了，直不起来，只有在清点那些陶瓷币时，才会闪过一丝微弱的光。
这一天，雨终于停了。
管事吹响了开工的铜哨。阿茂和往常一样，将竹筒贴身藏好，抓起一顶破旧的斗笠，汇入了沉默的、走向烟草田的人流中。
然而，今天的种植园，气氛有些不一样。
在空地上，站着一群新来的人。大概有三四十个，和阿茂他们这些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老猪仔不同，这群人虽然也穿着粗布衣服，但看起来干净整洁，精神面貌也明显要好得多。
他们没有被剃光头，只是剪短了头发，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好奇又警惕地打量着这个新环境。
人群前面，站着一个身材高大、面容坚毅的中年男人。
他穿着一身熨烫过的白色短衫，脚上是一双皮鞋，尽管沾满了泥浆，但依然能看出价值不菲。
他没有和新来的工人们站在一起，而是直接与种植园的荷兰大管事——范德伯格先生，一个胖得像酒桶一样的白人在交涉。
一个懂行情的同乡在阿茂身边低声说：“听说了吗？这批人不是猪仔，是从香港那边过来的契约工。听说是和香港的正规公司签的合同，三年期。
带头的那个，是公司的工头，专门派过来监督合同执行的，不干活，香港的公司给他发薪水。”
这个消息在猪仔们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
契约工？还有专门的工头监督？
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他们的世界里，华人就是任人宰割的猪仔，命运掌握在白人东家和本地监工的手里。
那个工头，阿茂后来知道他姓李，大家都叫他李工头。
李工头和范德伯格的交涉似乎很顺利，他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不卑不亢地递上了一叠文件。
范德伯格皱着眉头看了半天，最终还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让监工把这批新工人带下去，单独安排在另一头新建的长屋里。
接下来的日子，整个种植园的秩序，因为这批契约工和李工头的到来，被彻底打乱了。
李工头果然如传言所说，他从不下地干活。
每天的工作，就是背着手在种植园里巡视。
他会亲自检查契约工的伙食，如果发现米饭不够或者咸鱼发臭，他会立刻找到管事理论，声音不大，但条理清晰，态度强硬。
他会拿着一块怀表，监督契约工的工作时长，一旦超过合同规定的十二个小时，他就会站出来，要求监工立刻收工。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契约工因为动作慢了些，被一个爪哇监工扬手就想用藤鞭抽打。鞭子还没落下，就被一只铁钳般的手抓住了。是李工头。
“合同上写明，你们只有权力罚款，无权体罚。”
李工头冷冷地看着那个监工，眼神像刀子一样。
监工被他的气势镇住了，色厉内荏地用马来语嚷嚷着什么。李工头直接用流利的马来语回敬了过去，最后，他指着远处办公室的方向，说：“如果你坚持，我们可以现在就去找范德伯格先生，把合同条款一条一条地对清楚。”
监工最终悻悻地放下了鞭子。
那一幕，被不远处的阿茂看得清清楚楚。
他心里充满了震撼。八年了，他第一次看到有华人敢这样和监工正面对抗，并且还赢了。
李工头的存在，像一堵无形的墙，把契约工们保护了起来。
他们吃着比猪仔们好得多的伙食，住着更干净的屋子，干着同样的工作，却没有人敢随意打骂他们。
他们每个月还有四天休息时间，专门有一天李工头会让他们打扫房子，洗澡，洗衣服，还请了一个鬼佬医生给他们检查身体。
这引起了老猪仔们极大的羡慕和嫉妒，也让种植园的荷兰管事和本地监工们对他恨之入骨。
在他们看来，李工头就是一根搅屎棍，破坏了他们长久以来建立的绝对权威。
范德伯格先生好几次在办公室里咆哮，骂他是“香港来的狗屎”。
足足几个月他们这些老猪仔才弄明白为什么这个李工头如此理直气壮，原来整个南洋地区的华工都被他们嘴里的华人总会掌握，要是种植园主不讲规矩，他们就再也招不到一个华工。
阿茂对李工头的感情很复杂。
他羡慕那些契约工，也渴望得到那样的保护。
但同时，他又感到一种深深的隔阂。
他和他们，仿佛是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他和身边的猪仔们，是卖断了身的奴隶；而那些契约工，是来打工的“客工”。他们有合同，有期限，三年后就可以拍拍屁股回家。
而他们呢？他们的合同是“无限期”的，除非死，否则永无出头之日。
一天傍晚，收工之后，阿茂在河边洗漱，正好看见李工头一个人站在河岸上，望着夕阳抽烟。落日的余晖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显得有些孤单。
阿茂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低着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了一句：“李工头，香港……离家乡还远吗？”
李工头转过头，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他不像那些监工一样盛气凌人，眼神很平和。他吐出一口烟，答道：“不远，坐船十几天就到了。你是哪里人？”
“福建，同安。”
“哦，那更近了。”李工头笑了笑，“想家了？”
阿茂点了点头，眼圈有些发红。
八年了，他从不敢在人前提起“家”这个字，这个字像一把刀，会把他的心割得鲜血淋漓。
李工头看着他布满老茧和伤痕的手，还有那与年龄不符的沧桑眼神，叹了口气，说：“你们这些……唉。好好攒钱，总有回去的一天。”
“回不去了。”阿茂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我们是签了死契的。”
“狗屁的死契！”李工头突然骂了一句，把烟头狠狠地扔在地上，用脚碾灭。“那都是骗人的。等时局变了，你们就有出头之日了。”
“时局……会变吗？”阿茂喃喃地问。
“会的。”李工头看着远方，目光深邃。“大清国在变，洋人也在变。这世道，不可能永远这样黑下去。你们要做的，就是活着。只有活着，才能等到那一天。”
“我在澳门的猪仔仓里被救出来，到现在，没有一天不在等。”
那天的谈话，在阿茂心里掀起了巨浪。
“只有活着，才能等到那一天。”
这句话，像一道光，照进了他黑暗的内心世界。
他第一次开始思考，除了赎回妹妹，活着，或许还有别的意义。
然而，他没有想到，李工头自己，却没能等到那一天。
冲突的爆发，源于一场疾病。
雨季带来的潮湿和闷热，让疟疾开始在种植园里蔓延。
长屋里，每天都有人倒下，浑身打着摆子，忽冷忽热。
猪仔们病了，只能靠自己硬扛，或者去吉歹（种植园的小卖部）里买一些不知名的草药，听天由命。
契约工那边，也有七八个人病倒了。
李工头立刻找到了范德伯格，要求请医生，并提供西药“金鸡纳霜”。那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但价格昂贵。
范德伯格以“开销太大”为由，断然拒绝。他扔给李工头几包本地的草药，说：“让他们喝这个，和那些猪仔一样。在这里，生病只能怪他自己身体不好。”
“先生，合同里清清楚楚地写着：甲方必须为工人提供必要的医疗保障！”
李工头的脸色铁青，他从怀里掏出那份已经有些卷边的合同，拍在范德伯格的桌子上。
“去你的合同！”范德伯格终于爆发了，他把合同扫到地上，用他那肥硕的身体逼近李工头，满脸狰狞地吼道：“这里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你再敢拿那张废纸跟我说事，我就把你扔进雨林里去喂老虎！”
李工头毫不畏惧地与他对视，一字一句地说：“范德伯格先生，我再次提醒你。我的工人，由香港华人总会担保，是英资和美资公司的雇员，他们的人身安全，公司必须负责。如果他们在这里出了任何意外，后果将由你，由德利种植园，全部承担。”
“后果？我倒想看看有什么后果！”范德伯格冷笑着，对门口的两个监工使了个眼色。
那天，李工头被监工们“请”出了办公室。但他没有放弃，他自己掏钱，托人从棉兰的市镇里高价买来了一些金鸡纳霜，给生病的工人们服下。
这件事，让李工头和种植园管理层的矛盾彻底激化。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悲剧发生了。
那天，阿茂和一群猪仔正在烟草晾晒棚里干活。他们需要把一串串烟叶挂到高处的横梁上进行风干。这是一个需要格外小心的活，烟叶很脆，弄破了就要挨罚。
突然，不远处的工地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声。
阿茂探头望去，只见李工头正和一个叫巴松的监工头子扭打在一起。巴松是所有监工里最凶残的一个，据说手上沾过好几条人命。
起因似乎是一个契约工在搬运木料时，不小心滑倒，砸伤了脚，无法继续工作。巴松认为他是装病偷懒，挥起鞭子就要抽他。李工头正好巡视到此，立刻上前阻止。两人从争吵迅速升级为斗殴。
李工头虽然身材高大，但巴松常年打人，身手狠辣，身边还有四五个帮手。他们很快就将李工头打倒在地。
周围的契约工们想上前帮忙，却被另外一群监工用藤鞭和木棍拦住了。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工头被围殴，脸上写满了愤怒和无力。
阿茂和身边的猪仔们也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远远地看着，没有人敢动。
他们的心里，既有一丝病态的快意——看啊，那个不可一世的工头，不也落得和我们一样的下场——但更多的是一种兔死狐悲的恐惧。
巴松的拳脚像雨点一样落在李工头的身上。李工头死死地护住头部，一开始还试图反抗，但很快就没了动静，只有身体在猛烈的击打下微微抽搐。
巴松打红了眼，抄起旁边的一根硬木棍，对着李工头的后脑，狠狠地砸了下去。
“砰”的一声闷响，像一个熟透的西瓜被砸开。
世界瞬间安静了。
所有人都停了下来。巴松喘着粗气，扔掉了手里的木棍，棍子的一头，沾满了红白之物。
李工头躺在地上一动不动，鲜血从他的头颅下汩汩地流出，很快就在泥地上汇成了一滩。
一个年轻的契约工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喊，跪倒在地。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的时候，李工头的身体，竟然奇迹般地动了一下。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艰难地翻过身来，仰面朝天。他的脸已经血肉模糊，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但他的一双眼睛，却亮得吓人。
他望着站在不远处的范德伯格，他显然是默许了这场暴行。
李工头的喉咙里发出一阵“嗬嗬”的声响，像是在笑。
那笑声，在死寂的种植园里，显得无比的诡异和刺耳。
他笑得越来越大声，血沫从他的嘴角不断涌出。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抬起一只颤抖的手，指向范德伯格，指向所有的监工，也指向这片埋葬了无数华人血泪的土地。
然后，他用尽生命最后的气力，发出了石破天惊的嘶吼：
“你们……完了！”
“九爷……会给我……报仇！！”
喊声穿云裂石，带着无尽的怨恨和决绝，回荡在种植园的每一个角落，震得每个人的耳膜嗡嗡作响。
喊完这句，他的手重重地垂下，眼睛依然圆睁着，死死地盯着天空，仿佛要将这片肮脏的土地看穿。
那一刻，阿茂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他从未见过那样的眼神，也从未听过那样的笑声和呐喊。那不是一个将死之人的哀嚎，而是一个胜利者的宣言，一个来自地狱的诅咒。
“九爷……”
这个名字，像一颗炸雷，在阿茂的心里炸响。
他不知道九爷是谁，但他从李工头临死的呐喊中，感受到了一种无比恐怖的力量。那是一种超越了藤鞭、木棍，甚至是洋人枪炮的力量。
李工头的尸体，很快就被几个监工像拖死狗一样拖走了，不知被扔到了哪个角落。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将地上的血迹冲刷得干干净净，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是，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那天晚上，阿茂躺在自己的铺位上，一夜无眠。
李工头那血肉模糊的脸，那临死前的狂笑，那声嘶力竭的呐喊，在他脑海里反复回放。
他悄悄地拿出那个藏了八年的竹筒，拔开塞子，将里面的陶瓷币全部倒了出来。
哗啦啦一阵响，那些承载着他全部希望的“瓦片”，在黑暗中散落一地。
他呆呆地看着这些冰冷的瓦片。八年来，它们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他想用它们去赎回妹妹，去换一个安稳的人生。
但现在，他突然觉得，这一切是多么的可笑。
在这样一个连人的性命都如同草芥的地方，钱，又有什么用呢？就算他攒够了钱，活着走出了这个种植园，谁能保证，他不会在路上被抢被杀？谁能保证，他的妹妹，还安然无恙地在等他？
李工头死了。一个有合同、有公司撑腰的“体面人”，就这样被活活打死了。那么，他们这些猪仔呢？他们的命，比地上的蚂蚁还不如。
“九爷会给我报仇……”
这句话，像一粒火种，掉进了阿茂心中早已干涸的死灰里。
他不知道九爷是谁，也不知道报仇会不会真的到来。
但是，李工头的死，让他明白了一件事，即便是有大公司撑腰的华人也保护不了自己，那像自己这样卑微到骨子里的草民呢？
摇尾乞怜，默默忍受，是换不来生存的。
想要活下去，想要等到“时局变了”的那一天，就不能只靠攒钱。
黑暗中，阿茂慢慢地伸出手，将散落一地的陶瓷币，一枚一枚地，重新捡回竹筒里。
雨季，还在继续。
但对于阿茂来说，有什么东西，已经永远地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