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宝钞流通及特许商会管理总章》的草案，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朝堂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当这份由田娃主导拟定，经朱元璋首肯，下发至内阁及各部院“详议”的章程在有限的范围内传开后，引发的波澜远比田娃预想的更为剧烈。
章程的核心条款，尤其是“严禁私票”、“准备金制度”以及“严刑峻法”，精准地刺中了诸多势力的要害。
清流文官集团率先发难。这一次，他们不再空谈“义利之辨”，而是抓住了章程中“授权商会试点贴现、信贷”等条款，大肆抨击此为“与民争利之极”、“开聚敛之端”，甚至有人上疏，言辞激烈地指责田娃“效仿桑弘羊、王安石之苛政，欲盘剥天下以媚上”，将一顶“聚敛之臣”的大帽子狠狠扣了下来。
而来自商贾阶层的反弹则更为隐蔽，却也更为实际。扬州商会会长沈万金，在得知章程草案内容后，虽表面上依旧对田娃恭敬有加，但其通过商会渠道运往北地的物资，却开始出现一些“无意”的延务和“合理”的成本上涨。苏杭等地正在筹办分会的商贾，态度也明显转为观望，原先积极接洽的势头冷了下来。显然，章程中严格的监管和风险自担的要求，让他们感到了束缚和压力，试图以这种温和的方式表达不满，施加影响。
更让田娃警惕的是，毛骧送来密报，称赵德柱等旧式钱庄势力的代表人物，近期与朝中几位素有清望、却与商界关系暧昧的御史走动频繁。这些御史，很可能成为清流与商贾利益结合的代言人，在朝堂上发起更具迷惑性的攻击。
面对这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田娃深知，妥协退让只会让局面更加失控。他必须稳住阵脚，坚决地将章程推行下去。
他首先选择了对清流集团的攻势进行正面回应。在一次专门讨论章程的内阁部院联席会议上，当一位翰林学士再次慷慨陈词，指责章程“夺民之利”时，田娃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
“敢问王学士，何为‘民’？是那些依靠宝钞便利，将粮草运抵边关，解将士燃眉之急的商贾为民？还是那些遵纪守法，凭宝钞凭证扩大经营，纳赋税以充国库的商户为民？”他目光锐利地扫过在场众人，“亦或是，那些囤积居奇，操纵市价，甚至暗中发行私票，扰乱金融秩序之辈，才算王学士口中之‘民’？”
他不等对方回答，便继续道：“此章程所规所管，正是要保护前者，打击后者！若无规矩，则良商受困，奸商得利，最终受损的，是边关将士，是国库税收，是天下真正安分守己的百姓！王学士口口声声‘为民请命’，却为何对可能祸乱天下金融、最终贻害黎民之举视而不见，反倒对整饬秩序、稳固国策之章程横加指责？此等‘为民’，田某实不敢苟同！”
他这一番连削带打，将“民”的概念具体化，把争论的焦点从空洞的道德批判拉回到具体的利弊分析，顿时让那位王学士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对于商贾的消极抵抗，田娃则采取了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策略。他亲自召见了沈万金，没有训斥，而是将一份关于扬州商会近期“结算凭证”流通范围异常扩大的调查报告，轻轻推到了对方面前。
“沈会长，商会能有今日，离不开朝廷支持，也离不开沈会长及诸位商贾的同心协力。”田娃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力，“然，树大招风。章程所立，非为限制，实为保护。若无规矩，今日之‘沈记票据’，安知不会成为明日他人攻讦商会、甚至引来灭顶之灾的借口？”
沈万金看着那份报告，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他深知田娃手中掌握的力量，也明白对方所言非虚。在绝对的权力和清晰的证据面前，他那点小心思顿时烟消云散。
“伯爷明鉴！小人一时糊涂，被猪油蒙了心！”沈万金连忙起身告罪，“小人回去后，定当严格约束会众，一切按章程办事，绝不敢再有贰心！”
“如此甚好。”田娃微微颔首，“商会之未来，在于守法，在于与国同利。望沈会长好自为之。”
稳住沈万金后，田娃又通过户部，对苏杭等地态度消极的商贾放出风声：章程推行势在必行，率先顺应、表现良好者，不仅可在未来的特许商会中占据有利位置，更可能在接下来的海外贸易许可、官营工坊承包等新政中，获得优先机会。
威逼与利诱双管齐下，商贾们的抵抗情绪被有效压制，观望者开始重新转向积极。
然而，田娃知道，最顽固的敌人，永远是那些隐藏在幕后的利益联盟。他对毛骧下达了新的指令：严密监控赵德柱等旧钱庄势力与朝中官员的往来，收集其可能存在的权钱交易、干扰新政的证据。
“规矩既然立了，就不能是纸上谈兵。”田娃对毛骧沉声道，“总要有人，来试试这刀锋利不利。”
就在章程经过数轮激烈辩论和修改，即将由朱元璋最终裁定颁布的前夕，一场由田娃主导的“立规”行动，悄然拉开了序幕。目标直指几个利用旧有关系网络，仍在暗中操纵铜钱兑换比率，并试图抵制宝钞的州府钱庄。锦衣卫突然出动，以涉嫌“扰乱金融、抗拒国策”为由，将其主事之人锁拿查办，并查封账册。
此举震动朝野，也向所有人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号：陛下推行宝钞、整饬金融的决心，不容置疑！朝廷立下的规矩，不容挑战！
风雨欲来，而田娃，已然站在了这风暴的最前沿。他知道，章程的颁布，仅仅是一个开始。真正的较量，在于如何将这白纸黑字的规矩，变成运转有效的铁律。而这，需要更多的智慧、勇气，甚至，是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