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子西头的老油坊最近总在子夜传出“咯吱”声，像有人踩着朽木楼梯往上爬。油坊老板早几年走了，只留个傻儿子守着，那孩子说话结巴，见人就指后院的老槐树，说“纸、纸人在、在搬东西”。
我去时正赶上一场秋雨，油坊的木门被淋得发胀，推开门一股桐油味混着霉味涌出来，呛得人直皱眉。傻儿子蹲在门槛上，手里攥着把断了齿的木梳，见我来突然蹦起来，指着后院：“叔、叔你看，槐树上、上挂着白、白衣服，像、像我娘的裙子”。
后院的老槐树得两人合抱，枝桠歪歪扭扭地伸向天空，树皮上缠着圈圈褪色的红绳，绳结处挂着些纸剪的小人，风吹过“哗啦”作响，真像有人在扯衣角。树下停着口薄皮棺材，不是木头的，是用草纸糊的，棺身糊着层桐油，硬挺挺的，棺盖缝里塞着些干枯的柏叶。
“前、前儿个夜里，我听见树、树上有人笑，”傻儿子往我身后躲了躲，“纸人、纸人从棺材里钻、钻出来，排着队往树上爬，脚、脚不沾地，梳、梳着我娘的木梳”。他举起手里的断齿木梳，梳齿间缠着几根灰白的头发，看着像女人的。
我绕着纸棺转了圈，发现棺底浸在积水里，泡出些深色的印子，像有人躺过的轮廓。伸手敲了敲棺身，“咚咚”响，竟是空的。刚要开口，槐树上的纸人突然“啪嗒”掉下来一个，落在棺材上，纸脸对着我，眼睛是用朱砂点的，竟透着股邪气。
“这油坊以前是花轿铺，”住在隔壁的老裁缝探出头，手里还捏着针线，“三十年前老板娘跑了，老板就把她的衣裳、嫁妆全封在阁楼，后来阁楼走水，烧得只剩个空架子。听说那老板娘最宝贝套银饰，下葬时非要戴着，结果出殡那天抬棺的人说，棺材轻得像团棉絮”。
话音刚落，纸棺突然晃了晃，棺盖“吱呀”开了条缝，露出里面铺着的蓝布，布上绣着鸳鸯，针脚歪歪扭扭的，像初学刺绣的人绣的。傻儿子突然喊：“是、是我娘的布！她、她绣了半、半年才成”。
夜里子时，槐树上的纸人真的动了。它们顺着树干滑下来，一个个钻进纸棺，棺材竟慢慢沉进泥里，露出底下的石板，石板上刻着“张氏”二字。纸人从泥里拽出个木匣子，打开一看，里面没有银饰，只有堆碎玻璃，反射着月光，像星星落在里面。
“是、是镜子！”傻儿子突然不结巴了，“我娘、我娘有面银镜，摔、摔碎了，老板就、就把碎片收在匣子里”。
纸人捧着木匣往阁楼飘，阁楼的楼梯早烧没了，它们竟踩着空气往上走，纸衣扫过墙面，留下道道光痕。我跟上去，看见阁楼梁上悬着件红嫁衣，衣角滴着水，像刚从水里捞出来，嫁衣领口别着枚银簪，簪头刻着“婉”字——正是老板娘的名字。
纸人把木匣放在嫁衣旁，突然集体转身，纸脸对着我，朱砂眼像在催促。我拿起银簪，刚碰到碎片，碎片突然拼成镜子的形状，映出个穿嫁衣的女人，正对着镜子哭，眼泪落在镜面上，晕开片水渍，水里浮着个男人的影子，举着把火折子，往嫁衣上凑。
“原来老板放的是假火，”老裁缝不知何时站在门口，叹了口气，“他舍不得烧真嫁妆，找了堆旧衣裳凑数，真的早被老板娘带走了。她哪是跑了，是被人贩子拐走的，临终前托人带信，说银饰埋在槐树下，让儿子长大了娶媳妇用”。
纸人突然集体鞠躬，化成纸灰飘进木匣。傻儿子捡起片灰，突然笑了：“我、我知道银饰在哪了”。他跑到槐树根下，挖出个陶罐，里面的银饰氧化得发黑，却仍能看出精巧的花纹。
第二天，傻儿子把银饰擦得锃亮，挂在纸棺里重新埋好。下葬时没请人抬棺，纸棺自己顺着积水漂到河边，慢慢沉了下去，像艘小小的船。老裁缝说，昨夜看见个穿红嫁衣的影子从油坊走出来，手里捧着面镜子，走一步回头笑一下，笑得像朵刚开的桃花。
油坊的“咯吱”声再也没响起过，只是每逢雨天，槐树上会多出几个新的纸人，傻儿子说那是“娘、娘派来的，看、看我过得好不好”。他不再结巴了，每天坐在门槛上擦银饰，阳光落在上面，晃得人眼睛发亮，像三十年前那个没来得及戴上银饰的新娘，终于把光留在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