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时钟的指针仿佛被无形的狂暴力量肆意拨弄，整个时代在喧嚣与混乱中剧烈震颤。
1月26日，上海夺权风暴，裹挟着不可阻挡的磅礴气势，越过蜿蜒曲折的长江，以雷霆万钧、排山倒海之势朝着安徽大地猛扑过来。消息如野火般迅速蔓延，原本平静如镜的安徽各地群众组织，瞬间被卷入这股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时代洪流之中。
街头巷尾，仿佛在一夜之间被施了魔法，贴满了大字报。那油墨未干的字迹，在凛冽的寒风中微微卷曲，仿佛在瑟瑟发抖，又似在无声地诉说着时代的疯狂。广播站里，激昂尖锐的口号声如潮水般此起彼伏，震得玻璃窗嗡嗡作响，仿佛要将这脆弱的玻璃震碎，让那疯狂的声音传得更远。
从省会合肥到沿江的安庆、芜湖，再到工业重镇淮南，大大小小的群众集会接连不断。人们举着鲜艳的红旗，攥着语录本，在刺骨的寒风中激烈辩论，那声音仿佛要冲破云霄。夺权的行动如同星火燎原，以风驰电掣之势迅速在各个单位、街道、乡村蔓延开来，所到之处，皆被这股疯狂的浪潮席卷。
原本熟悉的邻里、同事，转眼间因立场不同，仿佛中间隔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整个安徽大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纷争之中，硝烟弥漫，让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场风暴中，“夺权派”与“反夺权派”，仿佛燃烧着两团火焰，脸颊因激动而涨得通红，如同熟透的苹果。声嘶力竭地高声呼喊“1·26夺权好得很”，那声音仿佛要穿透一切阻碍，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他们眼中，这场夺权是打破旧秩序、建立新世界的壮举。
而“反夺权派”，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阴沉得可怕。他们扯着嗓子，用近乎嘶吼的声音喊着“1·26夺权好个屁”。在他们看来，对方的行为是对现有秩序的野蛮破坏，是对稳定生活的无情践踏，将“夺权派”视为妄图颠覆一切的“反革命”“保皇派”，是社会的毒瘤，必须予以铲除。
最初，好屁两派还只是在街头展开激烈的辩论，那场面如同两军对垒，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随着矛盾的不断激化，冲突逐渐升级，如同火药桶被点燃，一发不可收拾。不知从何时起，辩论场上开始出现推搡，原本的文斗渐渐变了味，仿佛一场暴风雨前的预兆。
有人开始偷偷准备棍棒、刀具，那冰冷的武器在黑暗中闪烁着寒光。终于，在某个阴暗的角落，第一声尖锐的刀械碰撞声响起，如同一声惊雷，打破了这脆弱的平衡，矛盾彻底激化到了动刀动枪的地步，一场血腥的厮杀即将拉开帷幕。
上级虽然敏锐地察觉到安徽局势的严峻，多次下达指示，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平息这场风波。工作组进驻各个地区，召开调解会议，张贴告示呼吁停止争斗。但这一切努力，就如同往熊熊燃烧的烈火中投入一捧细沙，仅仅能让火焰短暂地黯淡一瞬，转眼便又重新燃起，问题根本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武斗的规模不断扩大，范围也越来越广，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安徽大地上肆意狂奔，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合肥的街道上，装甲车碾过碎石的轰鸣声与枪声交织在一起。淮南的工厂区，浓烟滚滚。双方在残垣断壁间激烈交火，子弹呼啸而过。安庆、芜湖的江边码头，市区也被当作战斗工事，那原本繁华的地方如今变成了战场，一片混乱。两派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触即发，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和血腥味，让人不寒而栗。
7月6日，安庆“好派”与“屁派”在安庆纺织厂因一场激烈的辩论产生冲突，进而引发了一场惨烈的武斗，致使多人受伤，鲜血染红了地面。当晚十点左右，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如脱缰的野马，从三中附近快速驶出，在桐城境内百年河大桥下的河滩上，突然，车辆发生了意外，如同一只折翼的鸟儿，重重地摔落在地上。同行28人中，有三位因车祸在这场意外中失去了生命。
此即所谓的“七·六事件”，安庆首次大规模武斗就此拉开了序幕。为此，“屁派”以此为借口，向好派发难。第二天，在援越街（吴越街）与人民路（新宜路）相交的丁字路口，“屁派”抬着三具尸体游街，那场面如同一场恐怖的游行。但当时他们并不说是车祸，而是污蔑为对立派殴打致死，那谎言在人群中蔓延。安庆市民为之震惊，因而“屁派”取得了几乎一边倒的舆论支持，仿佛他们站在了正义的一方。随尸游行至文化馆（劝业场）之后，继续前行。在子弹壳（梓潼阁）附近，有一年轻女性勇敢地说出了车祸真相，那声音如同黑暗中的一道曙光。结果却出现了荒唐的一幕，“屁派”相关人员为报复，如同恶魔般要求该女子与死者亲嘴，那行径令人发指。
当天傍晚，天要黑不黑的时候，街上突然响起了警报。警报是百货商场顶层钟楼发出来的，那凄厉而恐怖的声音如同死神的召唤，让人毛骨悚然。安庆市民大多没听过，顿时慌乱一片，仿佛世界末日来临。大概也就几十秒钟时间，整个大街就如被水洗过一样，看不到一个人，人们纷纷躲藏起来，生怕被这疯狂的浪潮卷走。
我当时正从第一人民医院黄家狮子路往钱牌楼家里走，至三步两桥江毛水饺门口，警报拉了起来，吓得我不顾一切往家里跑，慌乱之中还跑丢了一只鞋，那狼狈的模样至今仍历历在目。
此后二十多天，安庆局势陷入极度混乱。那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进入安庆市区，只见街上混乱不堪，如同一个被狂风肆虐过的废墟。两派武斗人员分别占据红房子（市粮食局大楼）、百货大楼、市图书馆等制高点，那高高在上的姿态仿佛在宣告着他们的统治。这些佩带“红卫兵”袖章的人员手持步枪或冲锋枪，冷枪声不断，那声音如同死神的低语，让人心惊胆战。两派大喇叭广播着各自的节目，包括最高指示、造反口号、互相指责。
沿着人民路、吴越街转到孝肃路，在翠芳照相馆门前，我惊恐地发现一具男尸躺在血泊中。
离开孝肃路，经姚家口进入平心桥，平心桥5号门口的人们愤愤不平地诉说发生的事件。那愤怒的声音如同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
第二天上午，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前往西门县下坡一带访问，之后得知市委大门楼内存放了不少武斗中丧生的人员尸体有男有女，有工人有学生。他们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在诉说着这场悲剧的残酷。因天气炎热，尸体已有异味，苍蝇到处乱飞，那场面令人极度难受，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死亡气息的世界。
此次武斗持续两个多月，全市停工停产，如同一个被按下了暂停键的城市。影响范围波及安庆八县，水上交通一度中断，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接下来的二十多天时间，安庆局势一片混乱，失去控制。
据《“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庆大事记》简要记述为：1967.07.12 “造反派”烧毁市油粉厂棉籽库。1967.07.18 “造反派”炸了交通局大楼。1967.07.21 “造反派”炸了市二中仪器楼。1967.07.24 “造反派”炸毁专区水利局底楼。1967.07.28 “造反派”炸毁军分区了望台，并烧了市粮食局新盖宿舍大楼。1967.07.29 “造反派”烧了森工局大楼……。
在这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我的家庭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时代的旋涡之中，如同一只无助的小船，在狂风暴雨中飘摇。父亲，这位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兵，此刻却被审查的阴云笼罩。往日里那个挺拔威武、眼神坚毅的父亲，变得沉默寡言，眼中满是疲惫与无奈。
母亲，这位看似柔弱的女性，用她并不宽厚的肩膀，独自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每天天还没亮，她就悄悄起床，在昏暗的灯光下为一家人准备简单的饭菜。那忙碌的身影如同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在狭小的厨房里来回穿梭。
她轻手轻脚地打开米缸，舀出适量的米，小心翼翼地淘洗着，生怕那哗啦的流水声惊扰了家人的美梦。接着，她又熟练地切着咸菜，那刀与案板碰撞发出的“笃笃”声，在寂静的清晨里显得格外清晰。不一会儿，灶台上便升腾起袅袅炊烟，带着饭菜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屋子。
等饭菜做好，母亲顾不上自己吃一口，就又赶忙去叫我们起床。她温柔地轻声呼唤着我和哥哥姐姐的名字，那声音仿佛带着一种魔力，能驱散我们所有的困意。看着我们睡眼惺忪地坐起来，她又细心地帮我们整理好衣服，叮嘱我们要吃饱穿暖。
白天，母亲更是片刻不得闲。家里有一大堆的活计等着她去做，洗衣服、打扫屋子、喂鸡喂鸭……每一项都做得井井有条。她蹲在洗衣盆前，用力地揉搓着衣服，那粗糙的双手在冰冷的水中泡得通红，可她却没有丝毫的抱怨。
为了补贴家用，母亲还会去附近的工厂做一些零工。她总是早早地出门，晚上很晚才回来。有时候，她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只要看到我们，脸上就会立刻露出温暖的笑容。那笑容里，饱含着对我们的爱和对生活的希望。
记得有一次，我半夜发起了高烧。母亲心急如焚，顾不上自己疲惫的身体，立刻背起我就往医院跑。外面狂风呼啸，大雨倾盆而下，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泞的路上走着，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和衣服，可她却紧紧地把我护在怀里，生怕我再受到一点伤害。
到了医院，母亲又是挂号，又是找医生，忙得不可开交。直到医生说我并无大碍，只需要吃点药、好好休息就行了，她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那一夜，母亲一直守在我的床边，时不时地用手摸摸我的额头，看看我的烧退了没有。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我的病很快就好了。
母亲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还非常注重我们的学习。每天晚上，等我们做完作业，她都会认真地检查一遍。虽然她文化程度不高，但她总是尽力去理解我们所学的内容，遇到不懂的地方，还会虚心地向我们请教。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学习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有通过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母亲的爱，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母亲的爱，就像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的心田。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一家人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却充满了温暖和幸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