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蒙蒙的公告栏前围满了人，我踮着脚扒开缝隙，招工简章上的铅字像淬了光，刺破了我守了三年的居委会补贴制干部的阴霾。不是说居委会工作不好，是居委会收入太低。三年了，每月工资仍然是30元，见不到涨工资的期盼。
当我与七七届回城知青们参加全市招工考试，取取得了全市第二名的好成绩，这成绩攥在手里，烫得人心头发颤——那些在白炽灯下啃教材的深夜，那些因腿疾摔倒又爬起来的清晨，总算凝成了实实在在的希望。我下意识摸了摸右腿膝盖处微微凹陷的疤痕，暗自发誓：头脑已经争得过别人，这次身体绝不能拖后腿。
体检前的三天，家里的空气都绷得发紧。母亲从樟木箱底翻出那件的确良衬衫，领口磨出的毛边被她用细针细细挑平，袖口叠了三道压在枕头下整夜，第二天展开时连一丝褶皱都寻不见。
“穿得整齐，大夫也能多些好印象。”她说话时指尖还在轻轻摩挲布料，像是在抚摸我即将到来的前程。
每天清晨，我都会对着镜子练习走路，右腿发力时尽量把胯部挺直，刻意调整着步幅，让跛行的姿态看起来不那么明显；回答问题时提前在心里过三遍措辞，连呼吸的节奏都反复调整——我要让所有人看到，残疾只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不是我的全部。
体检那天，纺织医院的走廊里挤得水泄不通。消毒水的刺鼻气味里，混着年轻人的汗味、母亲们的叮嘱声，还有此起彼伏的咳嗽声。
每个科室门口的队伍都像条长蛇，人们攥着体检表的手都泛着白，眼神里满是既期待又惶恐的光——那队伍哪里是在等检查，分明是在等命运的宣判。
我在人群里小心地挪着步，右腿每走一步都要刻意稳住重心，脚踝隐隐发酸，却不敢放慢速度，生怕旁人注意到我跛行的步态。
血压、内科、五官科，一路走下来都算顺利。测血压的护士看着我的成绩单，笔尖顿了顿：“可惜了这么好的分数。”
内科大夫听诊时，目光掠过我走路时微晃的身体，语气里带着点惋惜：“平时多练练腿部力量，步态能再稳些。”这些细碎的善意像微光，让我心里的石头渐渐落了地。我甚至开始想象，拿着合格的体检表去供销社报到时，同事们会用怎样的眼光看我——不是看一个走路跛脚的人，而是看一个凭本事考进来的职工。
可这份乐观，在我走进外科诊室的瞬间就碎了。诊室里只有一位戴厚眼镜的医生，镜片反光遮住了他的眼神，手指在桌面上敲得哒哒响，像是在不耐烦地倒计时。
“把裤腿卷起来，走两步我看看。”他头也不抬地说，声音冷得像冰。我慢慢卷起右腿的裤管，膝盖以下的肌肉明显比左腿细一圈，皮肤贴着骨头，能清晰看到青色的血管。我深吸一口气，尽量挺直脊背，按照平时练习的样子走了两步，右腿落地时还是忍不住微微一晃。
医生没说话，起身走过来，不是轻轻触碰，而是用手指狠狠按在我右腿的肌肉上——那力道像是要把我的骨头戳穿，剧痛顺着神经窜上来，我忍不住浑身一颤，手紧紧抓住了桌沿。
“什么情况？”他终于开口，目光扫过我的腿，像在看一件不合格的商品。
“小儿麻痹后遗症，右腿肌力差些，但走路、干活都不影响。”我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手心却已经攥出了汗。
医生的笔在体检表上停住，眉头皱了起来：“肌肉萎缩这么明显，走路都晃，还说不影响？”他的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墨水晕开一小团黑渍，“搬运货物、站柜台要长时间站立，你这腿，能扛得住？”
“我能！”我急得声音都有些发颤，“我生活完全自理，算账、记账都没问题，供销社的工作我都能胜任！”我想把自己能做的事全说出来，想让他知道，我不是个需要被照顾的人。
可他根本没听，低头在表格上飞快地写着，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刺耳得很。
最后，他拿起蓝色的印章，“啪”地一声盖在纸上——“不合格”三个字像一把锤子，狠狠砸在我心上。空气瞬间凝固了，我僵在原地，看着那张纸，眼睛里突然就模糊了。
就在这时，旁边视力检查的队伍里传来一阵骚动。一个年轻人眯着眼，凑在视力表前，连最大的“E”字都看不清楚，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方向。测视力的医生皱着眉，拿起笔就要记录，突然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走了过来——我认得他，刚才在走廊里见过，一直背着手闲逛，眼神总在人群里扫来扫去，听人说他是供销社的招工干部。
“张大夫，辛苦您了。”中山装笑着递过一根烟，打火机“咔嗒”一声打着，“这是咱刘科长的外甥，最近为了考试熬了好几宿，眼睛有点疲劳，您多担待。”
张大夫的脸色瞬间缓和下来，接过烟夹在耳朵上，拿起指挥棒随意指了指最上面两个“E”：“看得见吗？”
年轻人连忙点头：“看得见！朝左！朝右！”
“行了，过关！”张大夫大手一挥，在体检表上飞快地写下“合格”，连印章都盖得格外用力。
我站在旁边，手里的体检表攥得发皱，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疼得发麻。那枚蓝色的“不合格”印章，和旁边那张轻松到手的“合格”表，像两把刀子，把“公平”两个字割得粉碎。
我突然明白，原来制度是给我们这样的人定的，而有些人，却能凭着人情关系，把规则当成橡皮筋。
失魂落魄地走出医院，我拖着微跛的腿去了市劳动局。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织毛衣的“咔嗒”声格外清晰。
负责招工的周倩坐在办公椅子上，手里的竹针飞快穿梭，毛线在她指间绕成一团温暖的米白色。
我走过去时，右腿落地时不小心蹭到了她的裤脚，她下意识往旁边挪了挪，目光扫过我微晃的步态，又落回毛衣上：“有事？”
我看着她手里灵活穿梭的竹针，再想想自己每走一步都要刻意调整的右腿——同样是好好的人，她能安稳坐着织毛衣，我却要为了走得“正常”些拼尽全力。同人不同命，这句话突然就钻进了心里，堵得我喘不过气。
“我要问清楚，”我把体检表递过去，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怒，“报名时我就提交了残疾证明，你们既然允许我考试，还让我拿了第二名，为什么到体检又说不合格？要是早说不行，我何必白费力气？”
周倩接过表，扫了一眼，又扔回给我：“体检标准是供销社定的，我们只管报名和考试，你不合格，我们也没办法。”她的竹针还在动，语气敷衍得像在打发一个麻烦。
“那为什么有人视力明显不行，却能合格？”我追问着，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
周倩的脸色沉了下来，放下毛衣看着我：“小伙子，说话要讲证据。供销社说你不能胜任工作，这是合理要求。我们好心准备帮你协调区里的大集体岗位，你别不知好歹。”她的话里满是官僚的傲慢，那所谓的“协调”，不过是把我的全民单位指标转为大集体指标，仿佛将我从一扇门推到另一扇门，从一个“不合格”变成另一个“将就”。
那天晚上，我坐在居委会的办公室里，窗外的月光冷得像霜。我翻出家里最好的毛笔和宣纸，研好墨，开始写申诉信。
每一个字都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把考试的辛苦、体检的委屈、劳动局的推诿，都凝在笔尖。写第一份时，我往墨里掺了点雄黄——小时候奶奶说过，雄黄能驱邪避毒，我想，也许它能驱走这制度里的“毒”。写第二份时，我加了点朱砂，那红色像血一样鲜艳，我想让看信的人知道，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是带着赤诚的。写第三份时，我撒了点金粉，墨水里闪着细碎的光，我多希望这封信能被人看见，能发出一点光。
可信寄出去后，就像石沉大海，连一点回音都没有。我那些带着雄黄、朱砂和金粉的期盼，在庞大的现实面前，不过是一场可笑的自我安慰。
后来，区里真的“协调”了岗位，是一家区属大集体指标。全民身份变成集体身份，听起来只差两个字，可未来的工资、福利、晋升，却差了十万八千里。报到那天，我还是穿了母亲熨烫好的的确良衬衫，尽量稳住步态，去区政府到劳资科报到。
区政府门卫大爷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清我的来意后，目光在我微晃的右腿上停了好一会儿，然后热情地指着身后：“同志，修残疾车的师傅在那边墙角等着呢，你快过去吧，别让人家等急了。”
我愣在原地，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风从门口吹进来，卷起地上的落叶，也吹得我眼睛发酸。我以为自己跨过了体检的坎，就能摆脱“残疾人”的标签，可到头来才发现，在别人眼里，我首先是个走路跛脚的人，然后才是人。那微跛的步态，不仅刻在我身上，更把我钉在了刻板印象的牢笼里。
阳光照在办公室的门牌上，亮得刺眼。我看着那扇门，突然觉得，那场体检的罗生门，从来就没有结束过。我的人生，好像永远都在被别人定义，被规则束缚，被偏见裹挟。
而我能做的，只是挺直脊背，在这荒诞的世界里，一步一步，艰难地走下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