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秋老虎还没褪尽，张毅揣着用塑料袋裹了三层的材料，第三次踏进派出所的铁门。院子里的梧桐叶落了一地，没人扫，风一吹就贴着他的解放鞋打旋，像极了他悬着的心。
所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他敲了三下，里面传来“进”的声音，带着烟草的闷味。
丁所长从堆积的文件后抬起头，手指夹着的烟卷烧到了滤嘴，烟灰簌簌落在张毅递过去的《户籍申请报告》上。
对方漫不经心地翻着，纸页摩擦的声音在安静的屋里格外刺耳，末了把材料往桌角一推：“要排队，急不得。”
张毅的目光扫过窗台，三条红塔山、两瓶五粮液摆得整整齐齐，玻璃瓶盖没开过，标签上的褶皱还带着出厂时的挺括。
后来跟门口值班的老民警递烟时才知道，那些都是空盒子，“摆着给人看的，撑场面”，老民警说这话时，烟蒂在地上碾了碾，火星子灭得飞快。
往后的三个月，张毅成了派出所的常客。有时还没有到上班时间就去等，直到暮色漫进户籍窗口；有时赶上民警换班，递进去的材料被原封不动退回来，理由从“系统坏了”到“领导没签字”，变着花样地绕。
他太天真了，原本觉得挺正常的一件事，想不到竟然是这样难。每次出门前，妻子总会往他兜里塞两个白面馒头，回来时馒头往往还是温的——他根本没心思吃。何况，他还要忙全厂职工们的生产发工资吃饭问题。对于自己的事，只能忙里偷闲去办理。
有次在走廊撞见所长，对方正跟人说笑，看见他就立刻收了笑容，转身进了办公室，门“砰”地一声关上，震得墙上的“为人民服务”标语都晃了晃。
就在他快放弃时，厂里退休的老陈找到了他。老陈揣着搪瓷缸子，坐在车间角落的木箱上，压低声音说：“我家小子现在是市局副局长，你把材料给我，我帮你递递看。”张毅攥着那叠被翻得卷边的材料，手心里的汗把纸都洇软了。
三天后，老陈带来了消息，副局长在档案室泡了两天，终于从1989年的旧文件里翻出一条：“集体企业技术骨干的家属，可特批落户。”最后把材料和文件一同呈给了局长，局长批了同意。
张毅得知后，把这几个月的委屈都驱散了，心里一阵发暖。
1991年底的张榜日，派出所门口围满了人。红纸上的名字一个个往下念，张毅的耳朵竖得发酸，直到最后一个名字念完，也没听见自己的。他挤到窗口，民警支支吾吾地说“所长去外地学习了，得等他回来”，眼神却躲躲闪闪。
张毅急得满头大汗，衬衫后背湿了一大片，正想追问，胳膊突然被人轻轻拉了一下。是刚入职的年轻民警，戴着黑框眼镜，脸上还带着学生气。
他把张毅拉到墙角，压低声音：“你现在去市局，找户籍科盖个同意的章，回来我给你补录，别等所长了——再等，这批次就过了。”
那天下午，张毅骑着自行车，在寒风里蹬得飞快。在市局长相关领导的招呼下，章盖得很顺利，回来时年轻民警正等着他，手指在旧打字机上敲敲打打，“咔嗒咔嗒”的声音像在敲着希望的鼓点。当户口本递到手里时，张毅的手都在抖。他翻到自己妻子的那一页，职业栏里印着“缝纫工”三个字，墨色清晰。这三个字，是她妻子在服装厂干了八年，手上磨出无数茧子换来的，如今成了她在这座城市扎根的凭证。
去粮店领细粮那天，天刚蒙蒙亮。粮店主任接过户口本，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手指在“农业户口迁入”的字样上蹭了蹭，小声嘀咕：“农村来的还领细粮定额，真走运了。现在农转非真难哟。”
张毅没接话，只是看着对方把二十斤大米、五斤面粉倒进他的布袋里，粮食的清香混着潮湿的空气，钻进鼻腔里，让他忽然红了眼。
没过多久，儿子的出生，户口上得非常顺利，因为当时政策规定，新出生的儿子，随母入户。上好户口，张毅小心翼翼地把出生证明叠好，夹在户口本里。纸页轻轻覆在“农转非”的红印章上，那抹红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把他和儿子两代人的命运，牢牢粘在了一起。
他把户口本放进抽屉最深处，上面压着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着他这一年跑户口时攒下的车票——每一张，都是他在这座城市里，一步一步踩出的脚印。(未完待续)